天骥的初中生活只有一个主题，就是不断的搬家和转学。这也导致了在初中的这个本应该产生很多友情，甚至模模糊糊爱情的日子，给我带来的只是一张张似曾相识却又模糊的面孔。以至于有一次在汉口bluemoon喝咖啡的时候，隔壁一个小老板过来拍我肩膀，称我为老同学的时候，我心中的惶恐远远大于重见旧识的欣喜。
初中能够给我比较清晰的记忆的，反而是当时在我13岁的时候，第一次来到北京。那时候的北京给我的感觉，除了是首都那种庄严的地位。就只剩下了一个名字：清华。那时候的清华还没有南门的围墙，满地都是杂乱的长草。当时我们来北京进行奥林匹克培训的队员都住在二门北边的一派房子里，每次都要穿过一片长草地走到培训的教室，回去的时候腿上都被蠓虫咬的全是疙瘩。后来老师每个人发了双胶鞋，总算解决了生物攻击。可是每次回去脱掉胶鞋的那种味道，真有让人三月不知肉味的威力。当时从山东来的一个家伙给我的印象比较深刻，他特别喜欢闻一些刺激性较强的味道，比如汽车尾气啊，下水道啊，臭鞋什么的。让我们全寝室的一帮小鬼极为佩服，并推崇为极有个性，所谓人有异处必有异能也。不过这家伙的确非同反响，回到学校的时候，获得金牌的俨然就是这厮。刺激得我后来闻到武汉那种臭西瓜发出的味道就忍不住长吸一口气，感叹一声自己得个性不够。
这种对个性得追求在高中时期成为了年轻气盛的天骥的一个重大缺点，或者说重大特点。总结体现在班主任的课后评语中：“该生过于特例独行，需要和同学多做交流”。
70年代的同学一定记得当时的高中流行什么？蝙蝠衫和山地车！当时的四大天王给年轻人带来的影响之巨大，现在真的很难想象。好像是一夜之间，所有的人的衣服和自行车好像跟商量好了一样变了样子。当我骑着我父亲那辆老凤凰进入学校的时候，看到已经是千篇一律的山地车和把屁股撅的高高的蝙蝠侠们。而我当时最爱的是父亲支边时候发的一件蓝色衬衫，还有叔叔在新疆当兵的黄色军用挎包，在那一群时髦的翩翩少年中，显得格外扎眼，或者说“酷”。以至于在后来的高中同学聚会中，很多人见我第一句话就是：“你那个黄军包和蓝衬衣那？”
这套文革装束我一直穿了2年，直到最后的高三时光才被放弃。但是这种黄军包情结一直保留在咱扮酷的记忆中。后来来到北京，看到窦唯同志用红旗下的蛋让京城的又一帮酷人回复到文革风格。总是忍不住在心里微微发笑：大哥，这招我好几年前就用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