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SARS真正为世界瞩目的那个夏天之前，其实医院里早在前一年的冬天，就开始有了各种各样的明明暗暗的消息，例如广州人是怎样疯狂抢购醋，酒精，消毒肥皂的，但是没有官方的核实，一切都是以窃窃私语，茶余饭后的形式散布着。
那时候我在贵宾病房里工作，听着那些达官们和主任们煞有介事地猜测着，担忧着，心里还觉得他们杞人忧天，没想到这竟然真的演变成了一场席卷全国的瘟疫。
一直不知道中央是怎样控制疫情的消息的，好像是出于防止人群恐慌。但是纸总是包不住火，更何况是活生生的人命，越是讳如莫深，越是让百姓惶恐。到最后引起世界关注，还是因为疾病扩散到了东南亚一带，新加坡，泰国，越南，最后是最为严重的台湾。新加坡的政策一向是严厉无比的，在非常时期，更是雷厉风行，最让人惊讶的是医疗条件较差的越南，在病例急速上升到一百多例以后，就再也没有新病例了。据一个法国留学生说，因为越南得到了法国的援助，措施十分极端，医务人员一上来就是全副武装，所有的物件全部焚毁，当然这都是以雄厚的资金为支持的。
然后我们医院也开始采取措施了，但是和外国同行们比起来，真是小儿科。不过就是把地板多拖几次，号召医生护士们多洗几次手这类。那时候出台了SARS防治条例，指导医务人员如何自身保护，煞有介事地贴在各个科室门口，里面说要带七层纱布的口罩，每四个小时更换一次，但是我们那个时候连口罩都供不应求，很多医生还带着那种纸制的一次性口罩，纯粹就是心理安慰了。那时候医院在花钱举办院庆，搞合唱队，歌颂医院的进步。
再到后来，北京的情况愈演愈烈，WHO介入，要求做到每日通报人数，市长卫生部长走马换灯似的，但是这时候老百姓根本顾不上了。超市里发生了哄抢，所有能消毒的东西被一抢而空。
那时候，人和人之间发生了信任危机，这是最严酷的事实，是我在经历SARS事件的时候最深切的体会。几个事情至今难以忘怀。
A.北京那时候已经劝阻人们朝外地移动，甚至取消了五一长假，但是人们继续亡命地往外逃，铁路，飞机要查，就从高速上开车离开，这样逃出来的当然都是一些有钱人。我在一个酒店咖啡厅里等人的时候，坐在我边上的一个大款模样的人，就豪声地在手机里说，我现在已经在上海了，在XX宾馆包了一层楼面，非常安全，你带着你老婆也开车来吧。。。
B.那时候上海还没有一例，是中国仅剩的几个幸免的大城市。梅雨季节降临，潮湿闷热是SARS最好的成长环境，因为人口密集，如果爆发，后果不堪设想，我们都被反复培训，严阵以待。急诊都另设了发热急诊，有高烧38.5度以上的强制拍胸片，然后隔离留观。在去隔离病房的路上，一个高烧的年轻人，狠狠地将陪同的护士推倒在地，然后强行逃出了医院。还有一个壮汉，听说要隔离观察，挥起老拳把急诊的医生打得头破血流。那个医生的妻子是急诊的护士长，两个人都是一个多月没有回家，孩子都放在父母家里。采访的时候，护士长的嗓子是哑的，说不出话，只是流泪。在医院里碰到那个急诊医生，鼻青脸肿地还在上班，在食堂里买饭。
C.一对夫妻从北京偷偷来投靠儿子，他们住的楼里面有病人，楼被隔离之前，逃了出来。到了上海，老先生就开始发烧咳嗽，来我们医院看病，当时反复问了居住地，坚持说是长期在上海，没有外出过，因为不到38.5，胸片还没有出现异常，就放回去了。结果两天后再来，老先生就是典型的症状了，陪来的老太太也开始有了症状。这对老夫妻，还去了上海周围的乌镇，周庄游玩，在儿子家附近的大超市购物。确诊以后，那个超市关门消毒。然后推排线索，所有可能接触的人群全部隔离。光光我们医院就有六十多个医务人员因为这对夫妻被隔离，什么也不带，住在临时建立的小楼里。隔离期满，他们走出来的时候，我看到自己的好朋友，开心地上前握住她的手，她说她想吃西瓜，想穿自己的内衣，他们天天穿医院发的一次性内衣裤。我们哈哈大笑，有种经历生死的感觉。
那段时间，商店，电影院，饭店人迹罕至，工商业打击巨大。我和我的好友们去吃饭喝咖啡，都有一种冒着生命危险的悲壮感觉。走在街上，满眼是口罩，露出一双双怀疑惊恐的眼睛，好像走在一个巨大无边的病房里，我坐在公车上，看着淮海路边的女郎，连口罩都是要精心挑选，但是不管那花样有多可爱，却总是传递着一样的令人压抑的人际危机。现在好像很难想象了，但是那时候不戴口罩，是很难想象的。闷热的5，6月份，人们就这样心甘情愿地用纱布把自己的呼吸和心灵圈禁起来。
在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平息了这场瘟疫以后，惊悉国家最高等级的流行病研究所又因为管理漏洞，连一个来进修的安徽医生都可以随便接触到病毒，再次引起险情。这场SARS，从开始到结束，与其说是天灾，毋宁说是人祸更为确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