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东兴为什么要慷慨激昂地发言并串联、煽动别人发言，他的目的有两个： 一个是你开始要做一个坚决的林彪分子，做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做一个真正的老干部。林彪在八月二十三日开幕式的讲话中，不点名的点了张春桥，与会的中央委员听了林彪的讲话大为振奋。出于对中央文革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一伙的憎恨，大家都以为，这次至少张春桥的末日到了，汪也以为林彪能打败江青、张春桥，为民除害。你也非常希望打到张春桥。为了让更多的中央委员发言声讨张春桥，你在华北组认认真真地先行发了言。 第二：你是一个坚决的毛泽东分子，为毛泽东主席个人的意愿（在毛泽东的晚年，在文革中，毛的意愿大部分是错误的），牺牲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百分之百效忠服务的人。你为毛泽东施了“苦肉计”，为毛泽东做了一个“托”，设了一个套。你把大家都“涮”了。把林彪，把黄、吴、李、邱，把大多数中央委员，把大多数军队干部套进去，从而让毛泽东继收拾彭德怀、收拾刘少奇后，再收拾林彪。 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没有人改变大会的议事日程，事事（包括讨论林副主席的讲话）都是政治局决定并报毛主席同意的，。但八月二十六日以后，大会的议程就被毛泽东彻底改变了。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各小组开始批判陈伯达。陈伯达只是一介书生，也是手无寸铁的。批陈没有什么批头，人们心里明白，对毛泽东只能听之任之了。（在这里我们要指出：我们决不否认陈伯达在文革初期按毛的意图说过不少错话,办过一些错事。但陈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发言毫无政治上、组织上的错误。在党的会议上，一个中央委员，还是政治局常委，在小组会上发言是应有的权利！难道必需按毛的意愿发言才算正确？是大会决定讨论林副主席的讲话，事前还听了两遍录音。） 在九届二中全会闭幕式前，毛泽东又召集会议，会上毛泽东对陈伯达说：“你陈伯达闭幕式不要参加了，不然大家会把你从台上赶下去。”陈伯达当时非常窘迫，怏怏不乐地退出会场。尔后，毛泽东又说：“我向中央报告，我要揭发陈伯达，陈伯达的历史我和康老最清楚。陈伯达是个托派……陈伯达出生在一个封建官僚家庭，陈伯达有变节行为，一九三一年被捕叛变，成了特务。他一贯追随王明反共……。”毛泽东的发言，使大家感到很不是滋味。过去，陈伯达号称马列主义理论家，在毛主席身边工作30多年，周恩来说：“把毛泽东思想领会得最好，从理论上阐述和宣传得最好，这就是我党杰出的理论家陈伯达同志(46)”。前几天，陈伯达还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现在又是“托派”又是“变节”，有错误可以检讨嘛。怎么一得罪，动不动就搞成了这个样子？张春桥也是叛徒，为什么一字不提！？为什么林副主席代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揪真正的叛徒、反共分子、祸国殃民的张春桥，就是分裂党？毛主席代表自己的利益，揪与其共事三十多年的中央政治局常委陈伯达就是团结的大会？为什么大会讨论林副主席的讲话，就是改变大会的议事日程（林是在大会上公开讲话的，周恩来总理领导的政治局决定讨论的），大会学习毛主席《我的一点意见》（毛是在家里写的）不也是改变大会议事日程嘛！ 我们号称“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是党正确，还是只有毛泽东一人正确？听了毛讲完话后，人人头大。毛泽东指责别人，改变大会议事日程，结果毛把大会议程彻底改变了，毛泽东指责别人想揪出张春桥，结果毛把党中央的第四号人物陈伯达揪出来了。毛泽东主席在九届二全会上，唯我独自尊贵，唯我独自正确，翻手为云，覆手为雨；顺我着昌，逆我者亡，任意破坏党章、宪法，表现得淋漓至尽。毛泽东已经很自觉地站在党和国家之上了，毛泽东把无数革命先烈流血牺牲，千千万万革命前辈英勇奋斗创建的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共和国攫为己有，成为按照他个人意愿办一切事情的工具。我们并不是否定毛泽东主席的伟大功绩，毛泽东主席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伟人！ 康生在九届二中全会以后一直称病不出，伴君如伴虎，一点不假。 九月六日上午，召开了全体会议，全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通过了《中央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的关于在适当的时候召开四届全国人大的建议》；批准了周恩来总理做的《国务院关于全国计划会议和1970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批准了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做的《中央军委关于加强战备工作的报告》。 九月六日下午，九届二中全会闭幕。毛泽东主席在会上神侃了一通。指责陈伯达是黑秀才，大家上了黑秀才的当。暗指张春桥是红秀才，公开在会上给张春桥撑腰打气。接着毛泽东又用强加于人的惯用手法，毛说：“他们认为，代表人民的标志就是要当国家主席。我在十几年前就不当了嘛，岂不是十几年以来都不代表人民了吗？我说，谁想代表人民，你去当嘛，我是不干，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干。你有啥办法呀？” 请注意，毛泽东直到闭幕式上，也只是说自己不当“国家主席”，并没有说“不设国家主席”。 事实上，谁也没说过“代表人民的标志就是要当国家主席”，大家提议设国家主席的目的，是为了健全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体制。毛泽东主席在刘少奇及国家主席问题上“有病”，“心虚”，他不想让林彪当国家主席，他怕林彪当国家主席，才胡编乱造一顿。设不设国家主席是国家体制。毛泽东却偷换概念，说当不当国家主席，是代不代表人民的标志。不当国家主席，当然可以代表人民，但不设国家主席，就是国家体制不健全。著名民主人士梁漱溟先生在70年全国政协机关小组讨论宪法修改草案时就提出：“比如设国家主席，一国的元首，不能没有。设国家主席是一回事，谁当国家主席是一回事，国家主席不可不设，什么人当国家主席可以通过法定手续来定。”毛说：“把庐山炸平，我也不干。你有啥办法？”是呀，全体中央委员一点办法也没有，党中央一点办法也没有，毛泽东是老大。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当年的现实。 在闭幕式上，周恩来还代表毛泽东宣布对陈伯达进行审查（毛个人定的，没有通过常委会和政治局。犯了错误检讨，是党内问题；先把人抓起来后定罪，是法制问题。这也是建国以来，毛泽东在党内问题上制造的祸根）。九月六日晚，中央政治局举行了简短会议，周总理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庐山的问题不下山，传达会议精神要控制范围。回到北京后，政治局举行一次学习生活会，各自做自我批评。‘孔夫子打拳，和为贵’。”康生则提出：“庐山的问题并没完，要追查到底，落实到人头，这样才能彻底解决问题。”周恩来只说了一句“应照主席指示办”，就散会了。大家都很遵守党的纪律、党的决定，只有毛泽东一下山还是讲个不停，从长沙讲到武汉，从武汉讲到北京丰台，致使吴德都得出一个结论：“陈伯达后面还有人……我想到了林彪。(47)” 全会闭幕了，服务员在打扫会场的卫生时，竟然从地上还拾到“打倒张春桥──几个中央委员”的条子。周恩来看到条子后，非常感慨，为了一个叛徒特务，一个阶级异己份子，一个在文革中支持打砸抢、支持向共产党夺权的大造反派张春桥，竟然打击了跟随毛一生，南征北战，出生入死，一身战功、一身枪伤的林彪，究竟是为了什么？毛泽东看到条子后，非常吃惊：我的态度那么鲜明，张春桥是红秀才，怎么还有此类条子出现？ 九月六日晚，叶群非要林彪去见江青。林彪正气不打一处来，顺手给了叶群一耳光。叶群非常诚恳地哭着说：“一0一，我非常对不起你和几个老总。我们都上了汪东兴的当。主席和江青的关系不是不好，而是很好。这次就是很好的证明。他宁愿不给你面子，也要给江青面子，去保张春桥。你要求见主席，他又不见。你的诚心他并不知道嘛，因此，这次一定要去，去是给主席看的。”林彪终于服从了叶群的意见，只说了一句：“主席是好心当成驴肝肺。”林到了江青处，一句话也没说。叶群则连连说上了陈伯达的当。 叶群从江青处出来，又给吴法宪打电话，叫黄、吴、李、邱也去看望一下江青。吴说，他们可能不愿意去。叶群说，林都去了嘛，去做做样子嘛。 黄、吴、李、邱到了江青住处，足足等了半个小时，江青才从楼上下来，而且穿着一件睡衣，四个老总真是窝火。江青象女皇一样，边走边说：“我向来是反对陈伯达的，你们又不是不知道。现在舒服了吧，过去你们不听我的话，犯了错误，今后听我的话就是了。主席和我对你们的态度还是和过去一样的。”四个老总从江青家出来，异口同声地说：“戏子，戏子！真他妈窝囊。” 九月七日，林彪下山了。周恩来去看望林彪，两人紧握双方的手，挚眼相对，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一句话也不能说。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下到九江机场与林彪送别，在飞机上大家合影留念。林说：“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照常吃饭，照常睡觉，照常工作，最多是个彭德怀第二。你们有事情直接向周总理请示报告。” 九届二中全会结束，与会者陆续下山了。 周总理九月九日上午下山。 毛泽东九月九日下午下山。 毛泽东走在所有中央委员之后。毛泽东知道，虽然江青、张春桥得意了，认为他们胜利了，但毛泽东内心阵阵苦涩，他以否定林彪的正确意见为代价，以否定四个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正确意见为代价，以否定政治局大多数同志的正确意见为代价，以否定二百多个中央委员的正确意见为代价，换取了江青、张春桥的“安全”，这种代价也太大了。毛泽东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什么事都能做到。当时，毛泽东并不是汪东兴所说的什么“伟大领袖洞察一切”，而是错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反对江青、张春桥就是反对我毛泽东，反对江青、张春桥就是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我的命根子。 “设国家主席” 和“天才论” 问题 七○年八月二十三日至九月六日在江西省庐山召开了中国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会议其中的一项议程是讨论在即将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准备通过的《宪法修改草案》。此前，在《宪法修改草案》中设不设国家主席及在《宪法修改草案》序言中，对毛泽东主席的评价用不用“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三个副词和“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等提法，引发了一场风波。这场风波的背后是一场反对还是维护江青、张春桥这些在文革中支持造反夺权的领军人物，反对还是拥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严重斗争。汪东兴的错误就是仍然以毛泽东的“两个凡是”来衡量三十几年前，关于设不设国家主席一事。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汪东兴仍然认为毛泽东的错误是正确的。 六九年，党的“九大”召开以后，毛泽东主席提出，准备召开四届人大。在四届人大召开之前，要解决修改宪法的问题。因为毛泽东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在《宪法修改草案》的序言中，必定要有对毛泽东颂扬的评价。在文革中，对毛泽东的评价、赞扬，最“标准”、最“流行”的提法，就是林彪同志在《 〈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中所说的“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为了这“三个副词”和“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等提法，军委办事组的吴法宪和中央文革的张春桥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当时，中央成立了一个宪法起草小组，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吴法宪、李作鹏、纪登奎等人都在其中。在九届二中全会召开的前十天，即八月十三日，中央修改宪法工作小组召开会议，讨论宪法草案讨论稿。由康生主持会议，（汪东兴谎称这次会议是政治局会议，说陈伯达也参加了会议，而且和吴法宪一起制造事端。汪书第１８页）。会上，张春桥和吴法宪就宪法讨论稿中有些提法发生了争议，张春桥按照毛泽东主席的授意提出，把宪法草案讨论稿中“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等词句删掉。张说，毛主席曾说过“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个讽刺，赫鲁晓夫也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吴法宪则反对，吴认为毛主席的说法是自己的谦虚，在宪法上对毛泽东的评价应以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愿望为准，他告诉张春桥“要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 。张春桥认为毛泽东曾在“九大”政治报告中删掉过三个副词现在又写上是违背毛主席的指示，以此来引吴法宪上钩。尤其是，《 〈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的起草，张春桥也参加了，并积极推崇使用“三个副词”，现在又要求删掉，有些无理取闹。吴法宪不知是计，和张春桥争得很厉害，两人都动了气。会后，吴法宪报告了周恩来总理，周听后对张春桥很生气，对吴法宪的意见表示支持。吴法宪也向当时在北戴河的林彪、叶群报告了情况，林彪说；“吴胖子放炮放的好！”关于会上的争论，张春桥会后立即报告了江青，江青又详报了毛泽东。 在文革中，颂扬毛的话是人人都在喊的。周恩来在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一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也说过：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毛主席和列宁一样是天才的领袖，是世界人民的领袖…….”。“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三个副词，本都是颂扬的词语，这里所说的“天才”一词根本不是哲学概念，不是唯物论和唯心论的问题；这里所说的“天才”一词，根本不是宣扬人类中有不经过实践就有的天生之才；这里所说的“天才”一词，与汪东兴在本书中大力颂扬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上和世界历史上罕见的”、“伟大的”、“最伟大的”、“前所未有的”、“无与伦比的”（汪书第3页）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同时，汪东兴也用了与林彪同样的副词“创造性地”（汪书第4页第7行）。请问汪东兴，你又是什么用心呢？ 四天之后，八月十七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由周恩来总理主持，对《宪法修改草案》最后定稿。然后，提交九届二中全会讨论。会前，军委办事组特别召回了在外地检查工作的李作鹏，以加强战斗力量，在会上跟张春桥斗。周恩来估计会上要斗起来，也做了思想准备。周恩来是支持林彪和军委办事组的。周总理的想法是，这些评价是正确的，最起码不过分，写就写上嘛，张春桥又在人为添乱。周恩来最讨厌人为添乱，使正常工作难以进行。 但是，出人意料之外的是，会上根本没有争起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在会上一言不发，张春桥坚持的意见也不坚持了。带有这些词句的《宪法修改草案》被顺利通过了。 周恩来松了一口气，认为一场风波暂时平息了。但是，通过设不设国家主席一事，毛、林的不同意见，拿上了桌面，推到了前台。周深知毛是不会轻易原谅别人反对他的，毛要整林是势在必行的。但毛是不是要抛弃林，是不是对林要很快下手，周还在观察之中。 林彪却紧了一口气，认为到庐山（九届二中全会）会有更大的斗争。他太了解毛泽东了，他知道张春桥反常的态度是毛泽东给他支了招。林也深知得罪了毛，毛是不会罢休的。但是，斗争不能不进行，这不是个人的安危问题，而是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问题。毛在寻找战机，然后抓住战机，打击林的人，从而削弱林，支持张春桥。林彪也想抓住战机，打击张春桥，从而削弱中央文革，从而削弱“极左”路线。这样才有条件给文革降温，好建议毛泽东尽快结束文化大革命。文革再这样搞下去，非亡党亡国不成。 五九年四月，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主席以解脱事务性工作，多考虑党和国家建设、发展的理论问题为由，由刘少奇接替毛泽东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让出了国家主席一职，当时可能是情愿的，可为时不久他就不情愿了。六二年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主席被搞到了极为难堪的地步，毛尝到了分权给别人的苦果，他在寻找机会夺回这个权力。 在“文革”中，毛泽东打倒刘少奇的愿望实现了。当时，“文革”进行了多年，人心极盼安定。大家认为，六九年召开了党的“九大”，党的问题解决了，七O年召开“全国四届人大”，再解决国家和政府的事情，国家有了健全的体制、领导干部有了具体的分工，党和国家才能逐步走上正确的轨道。在文革中，大量的工作都落到周总理身上。周是非常惧怕毛、屈从毛的，对江青也是难以置信的恭敬，周看着毛的眼色，勉勉强强用了余秋里、谷牧两个人（后来谷牧也没保住），几百个国务院部长及部级干部，一个不敢用。一直到一九六八年二月，在国务院系统的四十二个单位中，“部长级干部站出来工作的只有九十人，占总数二百八十人中的百分之二十。其中第一把手（部长、主任）只有三人，其他统统靠边站了(4”。周从来不敢向毛主席提出让他的部长们出来工作或让部分部长出来工作，反而多次向军队要干部，形成粟裕、苏静、李震、李水清、李耀文、陈绍昆、邱国光、孙正，白相国、沙风、伊文、尹承贞、范子喻、赵正洪等军队干部当国务院部长的境况，连周总理的国务院办公室主任丁江，也是周总理本人亲自从总后要去的。 召开“四届人大”，必然涉及到“国家主席”一事。毛泽东心里极不愿提“国家主席”这个词，因为原国家主席刘少奇已经被毛泽东打倒，被扣上“叛徒、内奸、工贼”的帽子，六九年十一月被残酷整治而惨死（当时，此事绝密到只有毛、林、周、康、汪知道。想想看，我们的党和国家已被毛搞乱到什么程度）。毛泽东内心深处还是有点虚，因为，在“四届人大”会议上，关于国家主席刘少奇的问题是无法向全国人民交代的！ 设国家主席是一个国家基本的正常的体制。当时社会主义国家的体制如此，资本主义国家的体制也大都如此，全世界基本都如此，设国家主席是国家体制健全之所在。毛泽东竟然由他个人的心思就改变了国家体制，他竟提出不设国家主席。在此背后，毛泽东是用“国家主席”这张牌，保自己的“命”，抠林彪的“底”。毛泽东极不严肃、极不认真地想搞一种不伦不类的国家体制，在来访外宾中，重要的人物他见一见，其他人物让周恩来总理去见。在文革中，周总理日理万机，工作满载超轴，大大超过身心负荷(毛主席从来不心疼周恩来，直到周恩来病重，该动手术时，毛不同意，仍然批示：保守治疗。关于周恩来被延误治病，汪东兴也欠着周总理的账，是真正有罪的)。 为此，七0年三月八日，汪东兴赶回北京，在政治局会议上第一次传达了毛泽东主席关于“国家主席”问题的意见：主席提出“在宪法中不要设国家主席这一节，如果大家坚持要设国家主席，我是不再当国家主席了，这个国家主席也只有林彪同志来当”。那天，汪东兴非常兴奋，专门对叶群说：“你赶快回苏州，把这个消息亲自告诉林副主席。”散会后，汪东兴余兴未尽，还特意把黄、吴、叶、李、邱约到他中南海家中侃大山（还一起吃了红薯），大家问起主席究竟是不是这么讲的？汪说：“主席的的确确是这么讲的！” 此后，虽然关于“设国家主席”问题，关于“谁当国家主席”问题，意见不够统一，但八月二十二日，在庐山召开的常委会上，最后研究这个问题时，康生、陈伯达、周恩来、林彪都提议设国家主席，是四比一的绝对多数。 最重要的是康生是在大会开幕式的主席台上，以政治局常委的身份，以中央宪法修改起草委员会负责人的名义，直截了当地拥护林彪的讲话，直截了当的提出“如果主席不当国家主席，那么请林副主席当国家主席”！！康生的讲话和汪东兴三月八日在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主席关于“国家主席”问题的意见是一致的！！ 毛泽东不是说“设国家主席”是林彪集团的政治纲领吗？可康生是在大会主席台上第一个宣读了这个纲领！毛泽东不是说“有人看我年纪老了，快要上天了，他们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吗？康生是第一个帮助林彪“分裂党，急于夺权的”呀！毛泽东不是说“这次庐山会议是两的斗争个司令”吗？怎么康生、陈伯达、周恩来都跑到林彪这个司令部来了？！八月二十二日的常委会，他们三人都提议设国家主席；八月二十三日的开幕式上，康生直截了当地提出让林彪当国家主席；八月二十四日上午周恩来带领全体中央委员听了两遍林彪讲话的录音并决定讨论；八月二十四日下午，陈伯达、汪东兴两个重炮手，在华北组开炮；政治局候补委员李雪峰等人签署了六号简报，第二天就发出，全会升温，抨击“四人帮”；当日下午汪东兴印了《语录》并散发给军委办事组；吴、叶、李、邱在各自的小组讲“天才”，讲“三个副词”；接着是许世友、韩先楚、杨得志三个司令员给毛主席、林副主席写信；同时，许多中央委员联名（或以个人名义）给毛主席、林副主席写信。…… 我们且不说“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往哪里摆？”这句话是谁发明的。这句话远远没有康生“如果主席不当国家主席，那么请林副主席当国家主席。”分量重！康生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是毛泽东的大亲信，是江青的大军师，是中央修改宪法起草委员会负责人，康生是在九届二中全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向全体中央委员讲的！有了康生这句话，什么陈伯达、汪东兴、黄、吴、李、邱和所有在庐山“犯错误的人”都是小巫见大巫了。毛泽东怎么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呢？我们不禁要想，毛泽东所谓六次讲不设国家主席的“历史故事”，真不真实呢？毛是不是说的这么明确呢？是不是这么泾渭分明呢？是不是那么水火不相容呢？还是后来为了政治斗争的需要而编造的呢？就像毛泽东六六年给江青的信一样。毛泽东说过国家主席“可以叫董老当”，“可以从工农兵中选”，那林彪为什么就不能当呢？ 林彪是同意设国家主席的，林彪的意见是正确的。七0年四月十一日，由秘书口述，他向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主席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一、关于这次‘人大’国家主席的问题，林彪同志仍然建议由毛主席兼任。这样做对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人民的心理状态适合。否则不适合人民的心理状态。二、关于副主席的问题，林彪同志认为可设可不设，可多设可少设，问题都不大三、林彪同志认为，他自己不宜担任国家副主席的职务。” 四月十二日，周恩来接到林彪的意见后即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多数人都同意林彪的意见。在政治局会议上“多数政治局成员同意仍由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周恩来对此也没有提出异议(49)。”毛泽东知道林彪关于设国家主席的态度后，感到意外，这是在对毛个人崇拜登峰造极的时候，第一次有人反对他的意见，而且是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当政治局的意见报到毛泽东那里后，毛立即否定了政治局多数成员的集体意见，当天就做出批示：“我不能再做此事，此议不妥。”为什么不妥？毛泽东一句不谈，也不“谆谆教导”大家。政治局也不知道毛泽东肚子里的“鬼胎”究竟是什么。周恩来还诚心诚意地提出，“如果设国家主席，今后接见外国使节等外交礼仪活动时，可由国家主席授权别人代行。”其实，重要的外事活动毛泽东都参加了，该见的几乎都见了。因此，提出设国家席也是从当时的实际情况考虑的。 四月二十五日，毛竟坐专列亲自到苏州去看望住在那里的林彪。毛、林二人有说有笑，“非常投合”。毛泽东还特别说道：“我就是信任革命了几十年的红军干部，我就是信任军事办事组这几个跟我出生入死几十年的红小鬼。”事后，叶群立即把毛的话转告了黄、吴、李、邱。这样更坚定了他们与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斗争的决心。 其实，林彪上了毛泽东的当。毛泽东对林彪提出设国家主席的意见非常恼火。想到林彪在文革初期，在九大前后的态度；想到林彪对江青的蔑视；想到林彪对文革中的大事，表面拥护，事事应付的态度，毛泽东已经不想要林彪了。 毛泽东主席开始了一系列进攻。四月下旬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借用《三国演义》中的典故来解说他不当国家主席的理由：“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要把他放在火炉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当孙权。”七月中旬，中央修改宪法起草委员会在京开会，会上不少同志仍然提出设国家主席。为此，毛泽东又一次提出“设国家主席，那是形式，不要因人设事。” 毛泽东自以为得计了。没想到在九届二中全会开幕前（八月二十三日开幕），八月二十二日下午三时，在毛泽东召开的政治局常委会上，除毛泽东外，四个常委都同意设国家主席并由毛泽东担任。在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只有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是不同意设国家主席的；九届中央委员会，几乎全体中央委员都是同意设国家主席的。中央向各地征求意见，全国各地反馈回来的意见都是同意设国家主席的，即全国人民都是同意设国家主席的。更有甚者，毛泽东的“家奴”汪东兴，在会议发言中慷慨激昂地说：“热烈希望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建议在宪法中恢复‘国家主席’一章，这是中央办公厅机关的愿望，是八三四一部队的愿望，也是我个人的愿望。” 这使毛泽东大为恼火。他不但没有对此慎思，还是下决心“反潮流”，反“党和人民”的潮流了。 关于在宪法序言中，要不要写三个副词的问题，根本不是问题的实质。写上怎么样？不写上又怎么样？关于设不设国家主席的争议，也不是问题的实质，同意设国家主席怎么样？不同意设国家主席又怎么样？双方争议的实质是路线之争。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一伙，是执行和坚持毛泽东在文革中的“极左”路线的。林彪、周恩来、军委办事组、政治局大多数同志一方面是敬重毛泽东，一方面又要遏制这条路线再任意发展的，是要降温的，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恢复正常秩序，解放老干部，团结老干部的。在执行这条路线中，打消江青一伙的嚣张气焰，抑制他们的狂妄，瓦解他们包团结帮，军委办事组冲在前头，林、周是支持的。周恩来是很倚重军委办事组办实事的。 早在“九大”以前，一九六八年三月，黄永胜到北京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兼军委办事组组长后，就坚决站在林彪、周恩来一方，对维护大局、维护稳定、“加强战备”、“抓革命促生产”起了重要作用。黄永胜协助周恩来做了大量的工作，对于支撑处在全国动乱、全面内战的国家，呕心沥血，夜以继日地工作。尤其可贵的是黄永胜在反对中央文革的极左路线，反对江青专横、擅权的斗争中是旗帜鲜明的，他是一个带头人，起到了周恩来不便发挥的作用。周恩来有时不得不和点稀泥。有一次林副主席很动情又很担忧地对黄、吴、李、邱说 ：“还是那句话，对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主席搞什么就让他搞吧，但军队不能乱，军队稳定了，地方乱一点，天塌不下来；军队乱了，就不得了了。军队是绝对不能让他们（指江青一伙）进来捣蛋的。”黄永胜在抵制江青，不许她插手军队也是立了大功的。江青对黄永胜恨之入骨。 党的九大以后，开始由中央政治局领导党中央的日常工作了，中央文革碰头会取消了。中央的日常工作，在周总理的领导下，由政治局会议研究解决，重大问题报毛主席、林副主席批示。中央决定不再用中央文革的名义发文件，也告知江青等人，不得再用中央文革的名义讲话。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这些人是非常不满的，他们总想抱成一个小团团，占领一块阵地。他们总是提出一些与周总理、与军委办事组、与国务院业务组、与政治局其他同志相左的意见，来表示他们的马列主义“水平”，来表示他们的“革命性”，来表示中央文革的意见还存在。这无疑对党的事业干扰极大，危害极大。 比如，在解放干部的问题上，本来国务院和各地方干部可以解放一批，但江青、康生、张春桥是极力阻挠的，到七O年初也只解放了几个人。由纪登奎提名解放他在冀鲁豫工作时，自己的老上级万里、赵紫阳。周总理、邱会作立即表态同意解放万里，黄永胜支持解放赵紫阳。万里被任命为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江青一伙极力反对，但快开四届人大了，主席也发过话，他们也无奈，但江青说不要万里留在北京，总理说万里对北京较熟悉，先让他下放一段时间，接触一下群众再工作。这样万里任北京革委会副主任，在首钢下放劳动一段时间；赵紫阳被任命为内蒙古自治区革委会副主任。军委办事组也报了不少干部，被江青、康生、张春桥一伙一压再压，最后确定的有杨勇、张宗逊、梁必业、张震等人。吴克华因被毛泽东主席点过名，大家有些顾虑，是黄永胜一直坚持，才榜上有名的。为解放军队干部，军委办事组多次召开会议，黄总长等做了重要讲话，让各单位加快清队步伐。黄说：“多是熟悉的人嘛，心胸放宽了，政策就放宽了。不要抓住不放。”黄是积极解放老干部的。一个“九.一三”事件，把黄永胜和军委办事组的功绩全抹杀了。 有一次，周恩来、江青、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汪东兴在一起，江青指着鼻子骂黄永胜，诬陷“黄永胜是搞军党论的，你们不要党的领导。如果军队要党的领导，就请黄总长向主席、林副主席建议，让我担任军委副主席。军队的事由我向主席报告，肯定能得到主席的支持。”黄永胜毫无惧色地，当时就顶了江青，黄说；“我可不去，谁想当谁向主席去建议！”江青听后勃然大怒，周恩来左劝右劝都不成，后来江青又哭了起来，黄永胜没有耐心看江青耍泼，站起来就走了(50)。 在林彪的领导下，在周恩来总理的支持下，军委办事组和全军指战员反对造反夺权，反对打砸抢，已卓有成效。军队先以驻京的总参、总政、总后三总部及海军、空军，各军兵种为龙头稳定下来，从而稳定北京，从而稳定全军，从而稳定全国！以军委办事组领导的陆、海、空三军革命派是立了大功的，人民解放军已成为支撑人民共和国的顶梁柱。这段历史，已经因林彪的倒台被扼杀，被篡改了。 既然军委办事组与中央文革路线分歧这么大，同时，军委办事组对江青极不敬重，江青产生了极大怨恨。因此，以军委办事组为代表的军队革命派，说东，以中央文革为代表的文革造反派，偏偏说西，以示他们的对立，这才是问题的实质。两方的关系是相当紧张的，军委办事组可以说是反对中央文革、反对“四人帮”的先驱了。遗憾的是毛泽东主席支持了江青、张春桥一伙，说坚持“天才”，就是坚持唯心论的先验论，继而又说“天才”、“设国家主席”，是“反党的炮弹”，是“反党的政治纲领”，搞得人有言难辩。谁坚持正确的意见，提议设国家主席，毛就给谁扣上有“野心”“自己想当国家主席”的大帽子。与毛泽东的意见不一致那就是你自己错了，别无选择。 实际上林在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上“顶”了一下毛泽东的错误！坚持了设国家主席的正确意见。正如真正德高望重的黄克诚同志所说的，敢与毛泽东顶嘴的，一个是彭德怀，一个是林彪(毛泽东异曲同工，使两人先后在庐山落马)。在“文革”中，林彪不止是在一件事上顶了毛泽东，为了扼制毛泽东的无政府主义的极左思想恶性发展，林做了大量工作，这方面的事实是很多的，而且总有一天会“上市”的。不管林彪副主席文革初期怎么支持过毛，但是，当他认清毛这样干下去，对党、对国家、对人民的极大危害后，他敢于反对毛的错误。为了维护毛的威信，他才拿张春桥开刀。林是英雄！ 举几个例子。 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毛泽东主持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要在会上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议》，并改组中央，把刘少奇搞下台。 林彪不愿掺和此事 ，躲在大连不回来，毛泽东可离不开林彪，几次打电话催他回京，并派吴法宪、汪东兴把他接回北京。 林彪不准许军队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还提出“骂不还口，打不还手”的政策。毛泽东不高兴，提出：“不介入是不可能的，人民解放军要支持左派广大群众”。毛泽东让军队“介入”，让军队支持“左派”，林又说“要一碗水端平”。 林彪不希望军队院校和地方院校串联把局面越搞越乱，让解放军三总部、各军、兵种把各自下属的院校到京的学生劝回到原驻地去，就地闹革命。毛泽东却煽了一把火说“军队院校幺幺幺（一百一十一所），的确有妖。”号召军队院校起来造反，踢开党委闹革命。 江青想出风头，要批周扬、田汉、夏衍、阳翰笙“四条汉子”并得到毛主席的首肯，江青还拿出鲁迅的话来做批判周扬的依据。林彪坚决反对，说“不要搞这么多名堂”。这样，在部队系统就没有轰轰烈烈地搞什么批“四条汉子”。 在“文革”中，毛泽东、江青都点了煤炭部部长张霖之同志的名，因而造反派有恃无恐，六七年一月二十二日，张被造反派活活毒打而惨死，死后全身只穿一条衬裤，被扔到东郊火化场，背上几十处刀伤，脑后有一血洞，在脖子和背后，已凝的血结成一条鞭子状。林彪得知后非常震惊，他托当时的七机部长王秉璋同志对张霖之同志的惨死向其家属表示慰问(王曾是十七军司令员，张是政委)，尔后又顶住江青的干扰，接见了张霖之同志的夫人，并和周总理一起支持邱会作儿子和张霖之女儿的婚事。事后，林彪联想到文革中这么多老干部受挫，伤心地落起泪来，林说：“他(指张霖之同志)被毒打致死，说明他没有屈从造反派，没有屈从她（指江青）。” 七机部王秉璋部长也被造反派斗的死去活来。无奈之中他去向林副主席求援，王对林说：“林总，我愿意接受革命的考验；我应该接受群众的帮助。我并不是怕群众，但是，我几乎天天都在坐‘喷气式’，弯腰下跪挂黑牌子，实在有些吃不消。”其实，王也只不过给老首长发发牢骚，没想到林彪勃然大怒：“法西斯！惨无人道！他们就是想把老干部都搞死！”尔后，林又说：“你住到西山（军委前指）去。不要出来，避避风潮。” 国防工办副主任赵尔陆被造反派羁押在办公室，几天不得回家。赵在受批斗后回到办公室，筋疲力尽，心脏病发作而惨死，人死后手上的烟头还在燃，把手都烧焦了。”林听到赵的死讯，潸然泪下。立即派叶群去看望赵尔陆的夫人郭子瑞同志，并把郭子瑞同志接到毛家湾休息。郭子瑞对林副主席说：“怎么革命了一辈子倒成了反革命，走资派！？”林斩钉截铁地说：“不要怕戴帽子，走资派是党内问题，应该在党内解决。” 在文革中，林彪的心情十分矛盾，应该说林是拥护毛主席“反修防修”，“继续革命”的。但毛太看中自己，太随心所欲了，太放纵江青了，毛泽东内心对自己太个人崇拜了。(“四个伟大”，毛并不讨嫌！如果在六二年的七千人大会上，人们喊“四个伟大”，毛是决不会讨嫌的。现在，经过全党的努力，毛已经“四个伟大”了，毛又说“四个伟大” 讨嫌，叫人无所适从)。林担心物极必反，希望适可而止，可毛又听不进任何人的话，毛打倒了那么多自己的老战友，还表现得那么轻松、潇洒、满不在乎，扬言文化大革命还要搞十次、二十次、三十次。林彪内心甚苦，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文件，林看都不看，毛已经定了还看什么！？只要毛在文件上批了“照办”的，林就让秘书代笔“完全同意主席指示”，只要毛划了“圈”的，林就让秘书代为划圈。林认为文革搞到这个份上，该“克己复礼” （克制自己的欲望，恢复党和国家的正常体制和正常秩序）了，毛却认为打倒了刘少奇后，还要“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继续搞斗、批、改。林彪在九大报告中，让陈伯达强调提出恢复经济、抓革命、促生产，被毛泽东、江青斥为唯生产力论。尔后，毛泽东让康生、张春桥、姚文元重新起草“九大报告”。这个报告提出继续“革命，”继续“斗”，继续搞“运动”，号召“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不提什么是文化大革命最后的胜利。汪书第17页写道：“由于林彪对九大的政治报告改用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稿子不满，在九大开幕式上，他是照着稿子念了一遍，敷衍了事”。在笔者看来，林彪真是高明。 历史证明，毛主席提出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是不对的，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四个中央常委和政治局多数同志及大多数中央委员提出设国家主席的意见是正确的。对于毛泽东的错误之处，也只有林彪才敢提出，才敢坚持正确意见。当然林彪在文革中也有错误。人们说，周恩来在“文革”中说的错话、做的错事是违心的，同理，林彪很多事情上也是违心的。 “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往那里摆”这样耸人听闻的话，这样“有味道”的话，本是一九七O年八月十九日，毛主席到达九江时，汪东兴对前来迎接毛主席的东道主，江西省革委会主任程世清谈的话，告诉程按这个调子发言。东窗事发后，汪东兴却无耻地把这句话转嫁给叶群。叶群是林彪的妻子，问题显然走味了。跟随林彪多年的卫士长李文普同志，在《中华儿女》杂志一九九九年第二期中说：“如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往哪里摆？我们没有听到叶群讲过。 我们也采访过吴法宪，他过去在威逼之下，把汪东兴说过的话，安到叶群头上。汪自己干的事自己心里最明白。汪编造了历史、搅混了真相。“九·一三”以后，由“四人帮”控制的中央文件公布了这一所谓“力证”，欺骗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 在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林彪作为毛泽东主席的接班人被写进了党章，已经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他根本不觊觎国家主席这个虚职。他并不认为国家主席是个肥缺，如果林彪真有野心，他愿意为野心去拼命，那他应该设法去夺党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的大权嘛！这个毛泽东都不当的国家主席，毛泽东都不要的“权”，林彪是不会去挣的。对林的攻击，纯属无稽之谈。林早就提出要“克己复礼”。设国家主席也是“ 复礼”。可是，直到今天，汪东兴仍然用毛泽东的“两个凡是”对林彪的正确意见进行恶毒攻击。 李文普同志说“从林彪口中，我们倒听到他讲过连副主席也不愿当。他不仅这样说，也还有让毛主席当主席，他不当国家副主席的交待，我记得是叫于运深秘书写的(51)。”“他特别不喜欢同外国人打交道，这话同我讲过。在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上，毛泽东不愿意接受属于国家主席职责范围的礼仪往来活动，林彪更不愿意出头露面接见外宾。林彪曾说过‘跟外国人说话要特别注意，不管你说什么，他们都会给你登报发表的。’毛泽东曾让林彪接见斯诺，他拒不接见，主要是外国记者爱把事情捅到报纸上。” 林彪是井冈山下来的中央主力红军的领兵统帅。林彪是百战不殆，解放了大半个中国的开国元勋，人们都了解林彪的实力，林彪也了解自己的实力。即使林彪什么职务也没有，他仍然是相当有实力的人物。林彪参加了创建第一支人民武装的南昌起义；林彪在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坚持井岗山艰苦卓绝的斗争；林彪在江西中央苏区，领导红一军团在五次反围剿的斗争中屡建奇功；林彪在湘江血战中几乎捐出血肉之躯；林彪在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带领红一军团斩关夺隘，爬雪山、过草地，强渡大渡河，奇袭泸定桥，智取腊子口……战绩卓著。林彪是红军中一只年轻的鹰！林彪在抗日战争中，率领八路军一一五师，首战平型关，向日本法西斯打响了第一枪，重创日本关东军，大大提高了中国人民全民族的抗日斗志；林彪领导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从东北的辽沈战战役，直至平津战役、渡江战役、衡宝战役、广西战役、步兵乘渔船渡海打败蒋介石的美式军舰直取海南岛，解放了大半个中国；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开国大典。当时，各路英雄都来参加庆典，北京是歌舞升平。惟有林彪元帅在党中央、毛主席“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号令下，仍在硝烟弥漫的枪林弹雨之中指挥衡宝战役并取得辉煌胜利。全国解放后，林彪最有资格据功争权，但林彪却急流勇退。据说林的房内有他的亲笔条幅“学范蠡，急流勇退”。林称病休息，从不争功，从没有什么“野心”。尽管如此，在一九五六年党的“八大”时，林仍然当选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尔后，又当选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党的副主席。一九五九年，毛泽东搞倒彭德怀后，明令林彪主持军委工作，要把军队大权交给林彪。林拜见主席，表示“林彪不才，能力和身体都难以胜任”，毛主席执意让林彪干，林推辞了三次，才承受下来。 如果说林彪想当国家主席，林彪是完全有资格的当国家主席的，他也能代表党和人民当好国家主席。接受递交国书，接见外宾，参加国宴，举举手，签签字，盖盖章，比井冈山的斗争，比五次反围剿，比万里长征中四斩关夺隘渡，比抗日战争首战平型关，比解放战争的辽沈战役、平津战役、衡宝战役、解放海南岛容易得多。林为什么就不能当国家主席？为什么林当国家主席就是有野心呢？那么以后的国家主席李先念、杨尚昆岂不也都是野心家了吗？ 注：“九二”全会到“九一三”的情况，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