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有文才的皇帝，最有名的当数南唐后主李煜和宋徽宗赵佶。这两位政治上昏庸，生活上荒唐的皇帝，正如唐代魏征在《陈后主本纪》中所斥责的，“生深宫之中，长妇人之手，不知稼穑艰难，复溺淫侈之风。宾礼诸公，惟寄情于文酒；眼近小人，皆委之以衡轴。遂无骨鲠之臣，莫非侵渔之吏。”一言以蔽之，都不是作皇帝的料。 李煜一生最大的兴趣只在写诗填词。可是早期骄奢淫逸的帝王生活，使他的诗词除了冶艳以外别无特色。比如这首《浣溪沙》： 红日已高三丈透，金炉次第添香兽，红锦地衣随步皱。佳人舞点金钗溜，酒恶时拈花蕊嗅，别殿遥闻箫鼓奏。 日高三丈，还不上朝，反而长歌舞袖，饮酒作乐，真是享乐到了极点。如果单靠这种无聊的艳词儿，李煜恐怕早就被人遗忘了。公元９７４年，宋太祖率军渡过长江，抵达南唐首都金陵（现在的南京）。兵临城下，这位风流皇帝还在饮酒填词，歌舞升平。城破被俘，成了亡国之君，心里当然很不好受。他说自己日日以泪洗面： 多少泪，断脸复横颐。心事莫将和泪说，凤笙休向泪时吹，肠断更无疑！（《望江南》） 国破家亡的伤痛使李煜的词升华了。他开始抒写沉重真实的亡国之痛，感慨悲凉的人生苦难。他摆脱了五代词充满脂粉香气的狭窄境界，使词从单纯娱乐的工具变为抒情的手段。他对词境的开拓以及独特的语言方式为宋词的繁荣奠定了深厚的基础。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评价说：“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李煜失去了人间的皇冠，却被清人王鹏运称为词中之帝。 不幸的是，据说宋太宗读到“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对李后主还在思念南唐深感不满，便命他喝剧毒的“牵机酒”，活活把个才华横溢的诗人给毒死了。 晚李煜二百年的赵佶（１０８２—１１３５），艺术上更是多才多艺。他不光是诗人，还是个天份极高的书画家。他的书法，早年学薛稷，黄庭坚，参以褚遂良，挺瘦秀润，融会贯通，形成自己的风格，号“瘦金体”。至于画，他十六七岁时，就得到当时著名画家王洗、赵令穰、吴元喻等人的传授。登基以后，更是大量收集历代名画，网罗人才，鼓励创作，使绘画艺术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他自己则长于花鸟，为一时之绝。然而这一切全是在金兵大举南攻，生灵涂炭，北宋连失疆土，生死存亡之际玩出来的，所以王士祯在《池北偶谈》中讥讽道：宋徽宗百事皆能，唯独不能为君。 赵佶作了二十五年荒淫腐败的皇帝，于靖康二年（１１２７）被金军裹掳北去后，过了九年耻辱的俘虏生活，死在五国城（今黑龙江依兰）。跟李煜一样，赵佶前期的作品写在深宫，除了反映极度曼艳的生活外，也是没什么好词。靖康之后，国破身囚，凄惋哀绝，词风也随之骤变。他的代表作是那据说为绝笔词的《燕山亭》：“天遥地远，万水千山，知他故宫何处？怎不思量，除梦里有时曾去。——无据，和梦也新来不做”。 李赵这对难兄难弟，从至高无上的皇位一跌而入无底深渊，这种经历带来的无限伤痛给他们后来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失去皇位对中国文学是一件幸事，中国因此多了两个有价值的诗人。《人间词话》说：“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而宋道君皇帝《燕山亭》词亦略似之。然道君不过自道身世之戚，后主则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其大小固不同矣”。此话对于李煜的褒奖未免太过。不过他的哀思感慨确比赵佶要更加深沉广阔。 说到这里，不免想到那个跟李陈二人经历相反的人物——毛泽东。此人年轻时胸扩四海，极富文才，作过些极好的词。如他三十多岁时（一九二七年）所作的《菩萨蛮•黄鹤楼》，简直能够和唐人崔颢那号称天下第一律的同名七言律诗相敌。八年后的《忆秦娥•娄山关》更是气势雄浑，直逼李太白。他那时的诗词作品，可以说近代罕有其匹。然而，随着他剪除异己，在红军和共产党内地位的巩固，日益骄悍。一首《沁园春》，满纸霸悍气，似乎已经预言了将来的骄横暴戾。 若干年后，毛泽东战胜了党内诸多对手，打败靠美援支持的国民党政权，在天安门城楼上登基冕冠，壮志宏图终得实现。在他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真可谓日如中天，志得意满。毛泽东被百姓奉为神明，他的权势就是中国历史上众多的皇帝也难以匹敌。与此同时，他的诗品也一落千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夕的一九六五年，六十二岁的“他老人家”在久经沧桑享尽人间荣华富贵后写下的《念奴娇•鸟儿问答》，简直令人不忍卒读，与三十年前的作品相比，真是天上地下。待到万寿无疆之声遍及华夏，就连“不须放屁”之类的东西也再没有出笼了。每次想到这种令人惊诧的变化，总是免不了自问：写这种玩艺儿的，跟那《黄鹤楼》、《娄山关》的作者，真的是同一个人吗？ 看来，权力并不能带来一切，诗冠与王冠似乎不可兼得。 原载于2004 华夏文摘 cm0401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