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03-14 中国经济周刊 全国范围的拉闸限电，着实为高速发展的中国经济带来了不小的掣肘，“煤用完了怎么办”成为不少省长们共同的担忧；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积极推进核电”的指示，预示着中国电力结构调整正式启动。 在全国多达16个省份的核电站建设热潮之下，也有一系列问题需要解决和厘清：政府监管“多龙治水”、专业技术人才匮乏、待建的30多个核电机组如何才能合理布局、如何妥善解决核废料带来的环保问题等等。 40年前，中国因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而震惊全世界；现在，中国核事业再次吸引全球目光。但不同的是，中国这次是和平利用核能、大力发展民用核电站。 2月28日，世界三大核电巨头齐聚中国北京，向国家核电技术公司筹备组递交了核岛投标文件； 3月2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作重要指示：“调整电源结构，……积极推进核电”； 3月3日、5日分别开幕的全国政协、全国人大“两会”，包括电力在内的能源紧张问题，成为各地、各行业代表共同关注的焦点之一。电力已成为制约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瓶颈因素，煤电油运更被列为今年中国面临的十大挑战之一。 《中国经济周刊》获悉，在国家级的核电站建设正式开始海内外招标的同时，自2004年以来，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的核电发展计划也已付诸实施。据了解，中国计划在2020年之前，将建设约40座核电机组。 面对国内电力紧张和国际核电业高达30%的高盈利率，目前全国约一半省市自治区都制定了自己的核电计划。但《中国经济周刊》采访的多位核领域专家和学者普遍担心，4000亿的投资额、仅一个技术人员培训费用就要10万以及核废料带来的环保等现实问题，可能导致相当一部分的地方核计划半途流产。 核电巨头齐聚中国 2005年2月28号下午，北京天气一改多日的阴霾，晴空万里。 应邀参加中国第三代核电自主化依托项目竞标的三大外国公司，即俄罗斯核电建设出口股份有限公司（Atomstroyexport）、法国法马通公司（Framatome）、美国西屋（Weatinghouse）投标联合体三家核电供应商代表，齐聚北京通用技术大厦，向国家核电技术公司筹备组递交了核岛投标文件。 这标志着，上述三家世界主要的核电供应商，在浙江三门核电项目一期工程和广东阳江核电项目一期工程上展开的激烈竞争，已经正式拉开序幕，海内外关注的中国核电已进入实际操作阶段。 中国核事业的发展已有近半个世纪。早在1955年的1月15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制定了发展中国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此为中国核事业的开端。1964年10月16日15时，中国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装置，震惊全世界。 当今世界已进入和平年代，核事业也由最初的单纯的军事用途，更多转向民用目标。早在1983年，中国在浙江海盐县兴建运营了自行设计、制造的30万千瓦的中国第一座核电站—秦山核电站；后来又引进法国、加拿大等国核电设备，分别在广东、浙江兴建了大亚湾核电站和秦山核电三期工程；目前正在施工之中的江苏连云港田湾核电站的新型核电站，引进和采用的是俄罗斯技术。 据统计，迄今为止，中国已经建成的核电机组有8套，另有3套正在建设之中。文章开头提及的浙江三门核电项目一期工程和广东阳江核电项目一期工程招标，则是中国百万千瓦核电站建设项目的最新动态。 但中国计划中的核电站远不止11个发电机组。国内核能源专家、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总经理康日新近日透露，“按照现在国务院和有关部委提出的计划，我们希望到2020年能够有四千万千瓦核电，到时核电占总电量的比例将由目前的2%上升到4%；从核电机组上讲，可能到时大约有40个核电机组。现在的核电机组仅有11个，所以我们希望在2020年以前能够建成另外30个。” 国家计划中的几十个核电机组的核电规划，大大刺激了各省发展核电的热情。《中国经济周刊》获悉，全国目前至少有16个省市自治区已经开始或正计划开始大力发展核电站，这一数字比2004年下半年增加了4个。 1月28日，重庆常务副市长黄奇帆称，筹备长达4年、2003年上报国家发改委却未纳入“十一五”规划的重庆核电站建设项目，在春节后将再次上报，力争在“十一五”内开工。 此前，甘肃、吉林、湖北、湖南、安徽、江西等，纷纷对外宣称将争取成为第一个拥有核电站的内地省市；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超过万亿的四大省份广东、浙江、江苏、山东，其核电计划除了目前已经开始商业运营的核电站外，也正在计划兴建更大规模的核电项目。山东省甚至称将新建3个核电站，其中包括一个新型核电站。 来自清华大学的消息称，由该校提供技术、华能集团等投资的世界首个实验式高温气冷堆式电站，将在山东荣成兴建。这项能大幅提高核能利用效率的新兴技术，尽管仍属于第二代核电技术范畴，但仍引起业内高度重视。据清华大学有关人士介绍，从技术角度来讲，该核电站其实已经在向第四代核电站技术迈进。 核电站技术，根据冷却剂的不同，有轻水堆、重水堆、气冷堆之分。轻水堆又叫普通水堆，分为压水堆和沸水堆。轻水堆对天然铀的利用率低；重水堆可以直接用天然铀作燃料，最有效地利用天然铀。正在兴建中的山东荣成核电站属于高温气冷堆式核电站，其特色之一是使用气而非水进行冷却，此前中国的核电站基本利用水冷却方式，如浙江的秦山三期核电站项目为重水堆型，其余投产的核电站大多为轻水堆中的压水堆。 核电为何要成电力新“主角” 这场全国范围内的核电站发展热，必将带来中国能源战略的相应调整，中国目前的电力结构更因此发生根本性变化，即在传统的煤电、水电等主力电源基础上，更大规模的发展核电、天然气电等新型电源。而这一巨变的根本原因在于目前越来越严重的电力紧张。 “调整电源结构，大力开发水电，优化发展煤电，积极推进核电，适度发展天然气发电，鼓励新能源发电。”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3月2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作了如此指示。此次国务院常务会议的主题就是分析当前电力供求形势，研究电力工业发展问题。 外界认为，温总理此番讲话既表明中国现有的电力结构面临大的调整，核电将在中国未来电力结构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同时，备受国际社会关注的中国核电，也更为清晰地走入人们的视野。 近两年来，电力紧张带来的“拉闸限电”几乎遍及全国，电力已成为制约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瓶颈因素。据了解，目前正在北京召开的全国两会（政协和人大），来自不同地区和领域的代表们，几乎不约而同地提交了有关解决电力紧张的议案，电力成为两会现场的焦点话题之一。有代表提供的数字表明，2005年全国最大电力缺口在2500万千瓦左右；煤电油运更被列为今年中国面临的十大挑战之一。 国内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核专家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介绍说，他本人作为核专家组成员之一，曾与山东、安徽等省份的领导就电力问题多次交流，这些领导对“煤用完了怎么办”，表示了强烈忧虑，并因此认为发展核电站是长远考虑的必然选择。 从实际情况看，电煤供应短缺也的确是核电站兴建的重要初衷。以江西为例，江西是一个能源缺乏省，可开发的水能资源仅占全国的1.5％，水电资源发展空间有限；江西煤炭储量只占全国的0.137％，发展火电主要依赖大量调入外省煤炭。按照江西省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预计2011至2020年全省GDP年增长10％左右。为此，江西初步预计2020年较2002年需增加1200万千瓦的发电装机，但如果全部采用火电机组，年需新增电煤3600万吨左右，从煤源和运输能力考虑，其难度之大难以想象。为此，江西早在1982年就组织了核电站址的勘察，并在1992年委托上海核工程研究设计院编制了《江西核电厂初步可行性研究报告》。 电煤供应带来的火电难题，目前已经成为全国性问题。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高级工程师沙亦强介绍说，中国可用煤炭总储量接近1900亿吨，如果维持2004年预计的19亿吨年开采量，未来可以开采100年。但是如果再除以目前不到40%的资源回收率，实际上每年将耗用50亿吨煤炭，如此计算，1900亿吨煤炭只能维持40年左右的使用期限。 除煤炭储量和生产量的限制因素外，煤炭运输环节成本过高，因此导致电煤成本高，也是中国改变依赖火电投资，大力发展核电和水电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如山西的每吨电煤出厂价为200多元，经过铁路和海运到达广东后，每吨价格达到700元左右，流通成本高于开采成本。 对此，两院院士、核专家何祚庥对《中国经济周刊》说，兴建核电站直接的原因是解决北煤南运的问题，因此沿海电煤供应紧张的省份，可能会先上核电项目。 但是，西安交通大学核能与热能工程研究所专家贾斗南介绍说，核电站建设的长期性，以前是7年，随着技术的提高，现在周期缩短了，但仍需5－7。因此，正在启动的核电计划仍解不了目前的用电之渴，即短期内核电不可能在很大程度上缓解电荒。 核电战略：从迟缓到积极 煤炭短缺、煤电成本高和电力紧张，直接促成了中国核电发展的新机遇。但也有业内人士指出，按照国际经验看，大力发展核电站也是国家战略的一项重要组成部分。 两院院士何祚庥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指出，在上世纪60年代，中国重视核武器，但是对于核电站建设的战略重视不够。据了解，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核电”发展到底是先以“核”为主，还是先“以电”为主，一直存有较大争论。核工业部门，主张以核为主，电力部门则主张以电为主。这种争论几乎持续了30多年。“核电已成为一门强大的新兴产业时，我们关于核电的决策，仍然举棋不定，徘徊不前，致使我国的核潜艇成功下水以后的20年间，核电仍为零纪录，这导致了中国核电事业发展的缓慢。”中国科普博览网站对此如此评价。 1991年4月《国际核工程》资料显示，当时世界运行的核电站有415个反应堆，装机总容量为3.26亿千瓦（截止1990年底），此时中国运行的核电站记录为零（1983年开始兴建的秦山核电站，于1991年12月15日才开始运行发电）。 中国核工业建设集团总公司网站曾对此“失误”总结说，“由于发展核电的技术路线长期摇摆不定，对重大的基本的技术政策问题长期争论不休，不作决断，贻误了宝贵的时间，这也是我国核电事业发展非常迟缓的另一个原因。”其三点教训是“一是核能在军转民的过程中，我国核电起步太迟。这是能源领域决策失误之一；二是核电起步后，行动踟蹰徘徊，选择技术路线犹豫不决，缺乏领导的正确集中和决策；三是缺乏核电的战略和规划。” 为此，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曾向中央高层递交报告，指出中国核电站建设存在多重问题，首当其冲是战略重视不够。据说中央高层领导对该报告高度重视，江泽民、胡锦涛、黄菊、曾培炎等分别做出重要批示。此后不久，国家核电领导小组成立。 目前中国与发达国家在核电领域的差距很大。从核电占整个电力的比例看，根据世界核能机构1月14日报道，法国2004年核发电量比上一年增加1.7％，占总发电量的78.1％；目前世界核电的发电量占世界总电力的16%，有442座核电站在30个国家运行。但中国目前核发电量不足总发电量的1.6％。 2005年1月7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考察大亚湾核电站时指出，中共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核电发展，要按照国家发展能源的决策和部署，积极推进核电建设。现在是中国核电建设的关键时期。他表示，发展核电是优化能源结构，调整能源布局，发展清洁能源，保护生态环境，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能源需求的有效选择。 温总理3月2日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积极推进核电”的表态，可以认为是近一年来国务院高层领导，对发展中国核电不断递进的积极态度和说法的最新和最高认定。 如早在2004年年初“纪念我国核工业创建50周年大会”上，国务院副总理黄菊就强调，要“高度重视”核工业的战略地位和重要作用，充分认识发展核工业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发展核电是加快我国能源结构调整的重要举措，发展核科技是推动我国科学技术事业发展的重要途径；随后，中国工程院院长徐匡迪对媒体透露，中国正在制定的国家中长期科技规划已经适度调整了能源发展战略，用“积极发展核电”代替了过去的“适度发展核电”政策。 据悉，中国“十一五”核电发展计划，已经成为整个“十一五”能源规划的子规划。 核电利润大 企业热情高 与煤电和水电相比，核电站的投资规模和所需资金更为庞大。 上海交通大学核科学与系统工程系专家曹学武向《中国经济周刊》介绍，一般来说，每100万千瓦的核电机组电站的投资额约为100亿元人民币，按照2020年中国要达到4000万千瓦的装机容量计算，总投资额可能在4000亿元以上。 但业内人士认为，4000万千瓦也不一定就是最终数字，因为目前中国核电站的发展目标一直在不断提升。 如2002年底，国家计委给国务院递交报告，说至2020年全国预计总发电装机容量8亿千瓦，核电占4%，为3200万千瓦；2004年9月1日，中国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副主任、国家原子能机构主任张华祝称，到2020年中国核电装机容量将有望达到3600万千瓦；2004年11月６日，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视察上海核工程研究设计院时指出，“到2020年，我国核电要达到4000万千瓦装机容量。” 据了解，4000万千瓦核电装机容量，这一数字与2002年国家电力公司的规划一致：2020年总装机容量9.5亿千瓦，核电规划4000万千瓦，占4.2%；按装机3200—4000万千瓦，核发电量为2100—2600亿千瓦小时，占5％—6%。 国家电力公司作为当时最大的非核电电力企业，2002年时并未获得发展核电的资格，但其2020年的整个电力规划中仍设计了核电内容，这似为未来的核电发展埋下了伏笔。最早拥有发展核电资格身份的电力公司只有两家，即中核（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和广核(中国广东核电集团有限公司），它们已分别作为投资主体建设了国内大部分的核电机组。 2002年12月国家电力公司分拆为包括5家发电公司在内的11家公司分别挂牌成立。此后5家发电企业—中国华能集团公司、中国大唐集团公司、中国华电集团公司、中国国电集团公司和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纷纷加快了其涉足核电的步伐，其中中国电力投资集团（简称中电投集团）尤为突出。该公司成立之初就明确把核电作为企业发展战略，坚持水、火、核并举的发展思路。目前国内各个省份的核电发展项目，几乎都有其身影。 2004年12月20日，中电投集团的专业核电投资公司—中电投核电有限公司成立。中电投集团公司总经理王炳华在挂牌仪式上透露，国务院及有关部门明确表示将中电投集团作为国内进行核电建设开发的第三家企业集团。 不过专家指出，中电投集团获得的只是核电投资主体资格，至于具体投资项目，仍需获得审批。中电投集团自己的网站披露说，作为核电投资主体，它们投资的山东海阳核电和辽宁红沿河核电项目，已经列入“十一五”开工建设计划。 目前，核电站建设项目的项目规划和审批权限，都归于发改委。但业内人士透露说，在实际操作上，最终的定夺权还是要通过国务院办公会议，原因在于核电安全的特殊性。 从国家电力公司分拆出的另外4大发电企业，也纷纷涉足核电领域。最典型的是华能集团，它自称已经拥有山东海阳核电站项目5％的投资股份，同时由其占投资比例50%的荣成核电项目，也在加紧兴建中。 上海交通大学核科学与系统工程系专家曹学武告诉《中国经济周刊》，目前中国核电站建设的投资主体和资金来源似乎没有什么太大问题，比如沿海一带资金很多，2020年核电投资所需要的4000亿资金，应该说基本上有保障。但关键问题是，核电是否允许私营资本进入。目前国家政策层面上已在松动，但具体操作方面情况仍不明朗。 曹学武说得政策是指国务院2005年2月29日发布的《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该意见规定，“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行业和领域。”“允许外资进入的行业和领域,也允许国内非公有资本进入，并放宽股权比例限制等方面的条件。”“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国防科技工业建设领域。” 事实上，核电资金来源从一开始就已实行对外资开放。1987年8月7日开工的大亚湾两台核电机组项目，投资总额高达40亿美元，外资公司香港核电投资有限公司就持有25%股权。两台机组自1994年开始投入商业运营后，目前其卖电收入已经顺利还贷45亿多美元，占到全部应还本息的87％以上。 2004年9月1日，国防科工委副主任、国家原子能机构主任张华祝在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指出，从‘九五’期间开工建设的核电站来看，用中外合作的方式，在利用国内资金的同时，利用国外的资金来建设核电站，是一条非常有效的途径。 至于核电投资是否能收回的盈利问题，专家认为不必担忧。两院院士、核专家何祚庥说，建一个核电站需要投资上百亿，投资能否收回，主要取决于上网电价。2004年6月底，秦山二期核电站上网电价为0.414元/千瓦时，创目前国内核电行业价格新低，已具备了与脱硫火电价格（0.40元/千瓦时）竞争的能力。 西安交通大学核能与热能工程研究所贾斗南认为，从国际经验看，核电价格普遍低于火电价格，主要是因为核电站的规模效应。所以中国未来核电价格极有可能低于火电价格。 据悉，目前法国的煤电成本是核电的1.75倍，德国为1.64倍，意大利为1.57倍，日本为1.51倍，韩国为1.7倍，美国的核电成本早在1962年就低于煤电了。因此核电站的利润率很高。西南电力设计院工程师李恩和认为，核电站的回报十分惊人，毛利润率一般都维持在30％以上，远远高于电力行业的平均盈利水平。 多“龙”治核也尴尬 核电的高盈利率确实具有难以抵挡的商业魅力，目前多达16个省份纷纷上马核电站，但最终能否实现各自的核电之梦，目前还是个未知数。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专家顾忠茂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说，中国核电事业存在核战略、规划、管理体系、核基础研究和人才等问题。其中核战略、规划等问题正在逐步解决，但是人才等问题较为严重。 据了解，大亚湾核电站仅仅一个技术人员的培训费用就花费10万。中国过去长期轻视核电站的战略，导致大批的人才流失和青黄不接，高等院校的核专业不仅少，专业教育和培训也跟不上。因此，从人才角度看，地方政府认为核电项目说上就能上的想法，显然不现实。 上海交通大学核科学与系统工程系专家曹学武对《中国经济周刊》说，每个核电站核反应堆工程的技术人员，一般占核电站专业人员的10％－20％，其他的则为电力、控制等技术人员。按照一个百万千瓦核电机组400人计算，到2020年40个机组，总共需要5000－6000个核专业技术人员。但目前培养的人才，除去出国、淘汰、考研后的人才，显然远远不够用。 据悉，目前只有四个高校设有核动力相关专业，即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和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 除人才匮乏等问题外，监管体制的“多龙治水”局面，也是中国未来核电站建设必须解决的现实问题。 据《中国经济周刊》了解，中国核工业过去一直处于多部门管辖状况。在机构改革前，先是由核工业部（前为第二机械工业部）和电力部共同主管，后又由电力部、工业部和机械工业部等联合主管。 随着政府机构改革，原有一些部委被撤并，但核工业仍由科技部、国防科工委、国家发改委、国家核安全局等多部门管辖。其中国防科工委负责行业主管（其中国家原子能机构作为对外的另一块牌子）；国家核安全局（与国家环保总局对外是一块牌子，对内是后者的一个部门）负责安全监督；机械部撤销后变成的协会负责其机械制造；科技部负责基础研究（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也负责一部分研究）；国家发改委负责规划；电监会则负责发电后的电力监管。 专家指出，这些部门之间的关系亟需进一步厘清。比如中央搞核电项目，地方也在上核电项目，一些大型发电企业也有核电投资的需求和冲动，那么应该由谁负责统一审批？ 另有专家指出，核电站在核反应领域（核岛部分，即反应堆部分的厂房和设备）归核安全局监管，进入输电阶段归电监会管，但是两者之间（常规岛，发电机部分的厂房和设备）的机组发电阶段，归谁管，管辖权仍不清楚。 回忆上世纪中国核电起步时，各政府部门之间围绕重核还是重电争论30多年的事实看，“从核电起步的问题上，充分说明我国决策程序上存在严重问题。旷日持久的争论，不仅在专家之间，也发生在政府的职能部门和领导层内。核电决策迟疑不定的教训，要求我国科技管理体制的上层必须进行改革，使技术决策与权力决策能有效结合。”中国核工业建设集团公司网站的信息如是评述。 西安交通大学核能与热能工程研究所贾斗南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说，除了体制关系，技术关系也要理顺。比如现在有发展重水堆的，有发展压水堆的，也有高温气冷压堆的，都说好，中央和地方不同的部门，不同单位的意见也不统一。从国家制定标准化角度说，对于不同技术的评价和认定仍存在难度。 目前的秦山三期核电站项目属重水堆式核电站，山东荣成核电站将是高温气冷堆式电站，其余为压水堆式核电站。世界成熟技术为压水堆式电站。中国核电站技术的前沿技术仍在加快研究，其中压水堆技术、快堆技术、高温气冷堆技术开发，分别以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清华核能技术研究院为主。 至于中国未来核电规划的地域设置，也需亟待解决。中核集团公司科技委主任潘自强和副主任沈文权在《2020年前核能发展目标研究》中指出，中国核电项目安排的原则应该是沿海地区首先发展，因为这里有较好的技术和经济基础；同时实行群堆建设，有利于提高经济性：包括同一厂址采用统一堆型和“一次批准规模,逐一批准立项，连续建设安装”。 16个省市尽管各自提出了自己的发展计划，但是30多组未建核电机组的绣球到底会花落谁家，仍是悬念。两院院士、核专家何祚庥对《中国经济周刊》说，“内地省份，除了内蒙古缺水不便建核电站外，建设本身都没有问题。按照国家现有规划，在2020年之前，平均每年上1到2个核电站项目，但最终落实到哪个省份，谁也不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