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没有优先价值，只有事实优先——再论多元主义》一文来看，我不得不承认闲言先生是精明的，他发现了一个歪理邪说的悖论，为了继续为持歪理邪说者摇旗呐喊，闲言先生悄悄地把该歪理邪说的悖论部分清除掉了。持歪理邪说者喜欢说“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各国有各国的国情，不能都用一种模式”。这其实就是“多元主义”。于是有人会反驳它：“出于多元主义，那么你也不能用一种模式强加到每个人头上。有人天生有奴性，喜欢权威统治自己；还有更多的人喜欢自由，憎恶权威来决定自己的命运，你凭什么强迫每个人都像那几个有奴性的变态一样，顺从你的权威？这时候你怎么不搞‘多元主义’了？”持歪理邪说者被驳得没话说，于是精明圆滑的闲言先生赶忙粉墨登场，鼓动三寸不烂之舌来帮腔了。
闲言先生说：“我并不特别崇尚多元此一价值，因此我也并不认为‘保障各种价值共存’是一种必须。”这话我是同意的。它已经反驳了“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各国不能都用一种模式”的谬论。多元并存还是单元独存应该是自然选择的结果，不是强迫出来的。如果人类最终都自由的涌向某一元，那么我们就应该接受这单元独存的结果。如果人类中某部分真心喜欢此元，某部分真心喜欢彼元，那么我们就应该接受多元并存的格局。但是这点闲言是不会说出的，因为他知道，如果自然选择，他到处兜售的权威主义这一元肯定会被淘汰。中国人的基因虽然和西方人有异，不过也不至于大多数都是带着奴性基因的变态。闲言先生现在的逻辑就是：既然我已经讲了“我不特别崇尚多元”，那么如果有人强制全民一元，我也完全可能是支持的。而那个强制全民一元的人恰恰就是闲言先生耗尽毕生精力为之擂鼓吹号的持歪理邪说者。此时，闲言先生圆满的把歪理邪说中的一个悖论悄悄清理了。
其实现在问题的关键根本不是单元与多元的对立，而是自由与强制的对立。当然闲言先生可以说：自由与强制也各是价值的一元，把自由“在抽象的观念世界确定某种‘元价值’，并以之为核心构建一种理论是容易的，但它并没有多大的现实意义”。我同意闲言先生说的“真正具有实用价值的理论建构必须由两部分组成，即观念元素和经验元素。”。那么强制，或者所谓的“权威”，这个闲言先生鼓吹的理论建构，在中国到底有多少正面的经验元素？面对这个问题，恐怕此时闲言先生又不得不扭曲一些事实作为证据了。
或许算故伎重演，或许算黔驴技穷，总之闲言先生每次兜售权威主义时，总忍不住要来撕咬自由主义。除了用些玄奥的词汇，他的论调本质还是和初中政治课本一样：“自由主义理论是从西方经验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对于西方世界来说，它是一种完全的理论形态。但当人们把它‘横移’到经验环境极其不同的中国时，它就成了一种残缺的东西。”但是，我就是搞不明白，自由主义在中国到底怎么“就成了一种残缺的东西”，既然你说“事实优先”，拜托你给几个事实让我开开眼界，好不好？其实闲言先生的那套权威主义理论构建根本不是从中国的实际条件、实际需要出发的，而是从统治上层的实际条件、实际需要出发的。闲言先生在此偷换了概念。正如一个暴徒把一个妇女锁在笼中当性奴。从整个事件的实际条件、实际需要出发，自由主义者坚决要求暴徒洗心革面，还该妇女自由。但是闲言先生等文人却从暴徒的实际条件、实际需要出发，主张强奸时温柔些，搞性虐待也别太过头，就是坚决不给该妇女自由，还劝她说“ 实际情况是他无比强大，你怎么也逃不出去，还不如每次配合他强奸，这样你也可能会得到高潮”。历朝历代的一些文人就是这类自甘堕落为淫媒的。
其实价值本无所谓“普世”不“普世”。当全人类都趋向于某个价值时，这个价值自然而然就显得“普世”。每个民族都经历过战争，经历过屠杀，经历过暴政，经历过一个又一个人类自己给自己制造的灾难。每个民族都在总结教训。这个总结就是该民族选择的价值。面对同样的灾难，有的民族的总结是正确的，可以避免灾难，它就选择了正确的价值；有些民族的总结是错误的，灾难依旧重演，它就应该一边继续总结，一边参考其他民族的总结，以获得正确的价值。
闲言先生武断地说“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总是相信‘普世’”。这是颠倒了因果。自由主义正是从中国的实际条件、实际需要出发，同时参照国外经验教训，而构建出的理论。并不是因为自由主义者相信“普世”而选择自由，而是因为蔓延世界的自由主义同时也符合中国的实际条件、实际需要而显得“普世”。
中国的实际条件、实际需要到底如何，只要保持清醒头脑，不被持歪理邪说者的喉舌迷惑，人们是可以看清楚的。但是一旦闲言先生等文人一定要扭曲事实，于是思想争论就成了“鸡同鸭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