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子”被内控
蒋经国曾经是台湾谍报系统的巨枭，但说来好笑的是，他起初却是台湾特工的内控对象。
蒋经国最初抵台，大概是１９４９年６月间。半年多时间里，没有任何职务，蒋介石长子是他惟一的名分。每日黎明即起，从他的四条通寓所赶到“总裁办公处”，聆听“严父”教导或开卷苦读，毕恭毕敬，不敢稍有懈怠。但他走到哪里都有“地下跟班”，名义上是保护他的安全，实则是盯梢。“地下跟班”的官方名称叫做“特别防卫专案组”，简称“保防组”，一共两组，每组组员若干，大多化装为“三轮车夫”，布置在四条通寓所和蒋介石官邸四周，２４小时全天候监视蒋经国，同一时间里至少有两个“三轮车夫”盯梢。此外，负责巡逻四条通的台北市警察局三分局与“保防组”也有协作关系。在四条通寓所附近叫卖的摊贩和流动小贩，也不乏“保防组”的线员。四条通寓所的全部电话也被２４小时监听。蒋经国被台湾谍报机关的天罗地网罩了个严严实实，一举一动莫能逃脱台湾谍报机关的视线。而且这些外勤谍报员和内勤主办参谋均使用时时更换的化名，即使事后也绝对无法从档案中得知他们的真实身份。在这些“隐身人”无所不在的“监测”目光中生活了整整九个月！若言行稍有不慎，他的个人命运就会发生巨大逆转。
蒋经国以其惯有的沉着稳健，度过了这一劫。九个月的严密“监测”，证实蒋经国“政治忠诚度确实无可质疑”，于是决策层授予他重权，其一便是接管台湾谍报系统。
蒋经国能驾驭骄兵悍将吗
国民党谍报系统门派庞杂，主干有两个，即军统和中统。到了台湾以后，蒋介石决定整顿谍报机关，把林林总总的各派系归属到一人麾下，以实现统一调度。这个人便是“太子”蒋经国。
蒋介石为什么要选择蒋经国？因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谍报大权生死攸关，别人，他一万个不放心；再一个原因，蒋经国才智过人确实能够膺此重任。老蒋了解儿子：
记忆力惊人。凡是和蒋经国打过照面的人，哪怕仅仅是一个照面，多年之后重逢，他只要略一思索，就能将过去在哪里见过，当时谈了些什么，清清楚楚地复述出来。
煽动力强。蒋经国擅长演讲，雄辞滔滔，声情并茂，使听众热血沸腾，如醉如狂。
特殊的亲和力。蒋经国看起来没什么架子，对高级官员严厉而对下层人士宽松。有一个考入训练班的华侨青年，晚上起来在寝室门口就地小便，碰到夜巡的蒋经国。蒋经国问他怎么可以在这里小便？“为什么不可以？”“不好看嘛！”“你也有一个，我也有一个，有什么不好看？”蒋经国笑笑就走开了。第二天蒋经国训话，把这当故事讲出来，但并未点那侨生的名，大家听了，笑得前仰后合。那侨生才知道头天晚上碰到的是何方神圣，感动得不得了，竟至向朋友表示：这种老板，我为他死三次都愿意。
有用人惟才的雅量。蒋经国当然也搞自己的的圈圈，“非‘干’（他主持的干训班、干校）不可”。不过他主管谍报系统期间，几个要害部门的历任长官，如安全局的郑介民、陈大庆、夏季屏、周中峰、王永澍，情报局的毛人凤、张炎元、叶翔之、汪敬煦，调查局的张庆恩、沈之岳、阮成章，乃至中央党部二组、六组的主任，不但没有一个是“中央干校”研究部出身，而且跟他都没有太深的私人关系。
不偏听偏信。谍报机关内部小报告成风，头儿如果偏听偏信各种密告，一定会纠纷不断。在这方面蒋经国的耳朵很硬，对关键的人和事，宁可相信自己的判断，而绝不为小报告所动。
这些政治性格，显现了蒋经国绝非等闲之辈，他挟蒋介石之威且才高八斗。然而，面对谍报系统的那些骄兵悍将，他能驾驭得了吗？行内人将信将疑。
清道夫驱逐地头蛇
蒋介石没想到，从前对自己毕恭毕敬的毛人凤，现在并不那么顺从了。蒋介石要让蒋经国接任保密局局长，原任局长的毛人凤退为副局长，毛人凤竟然抗命不从。区区一个国防部下属单位长官，敢和最高统帅抬杠，其原因众说纷纭，但真正的原因只有一个：毛人凤自信有足以与蒋介石抗衡的靠山，有恃无恐。毛死后，郑介民谆谆告诫他有意扶植的接班人叶翔之：“不要跟（蒋）夫人太接近，总统是很忌讳这一点的，毛人凤就死在这上面。”郑介民一生大智若愚，不轻易用那样庄重的口吻对部属讲话。他那段话讲的应该是实情。郑的随从曾得意地向后人描述，郑每次晋见蒋，到了官邸都不会忘记先打电话给侍卫长，请侍卫长安排他在见过老先生之后，给向夫人请安的机会，到了夫人的会客室，也都顺便给蔡妈（宋美龄的女佣）请安。于是连蔡妈在官邸里也说郑的好话。
1950年2月28日，蒋介石连下三道手令：一是派蒋经国重建军队政治机关；二是派俞鸿钧负责设计台湾财政经济秩序；三是派“台湾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彭孟缉为“台湾情报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负责协调指挥各谍报部门。其中最值得玩味的是第三个手令??你毛人凤不是不服蒋经国吗？得，我就派层级比蒋经国更低的彭孟缉来领导你。
彭孟缉何许人也？“二?二八”事件时，彭正在高雄要塞少将司令任上，以镇压“果断”而得白崇禧赏识。后来白保举他为“台湾省保安司令部中将司令”。台岛国民党“将星”云集，他这个区区“中将”，仍不过是官卑职微的“芝麻酱”而已，即便在国民党谍报系统内，他也算不得大人物??毛人凤、郑介民、叶翔之，还有中统局局长叶秀峰，哪一个不比他的资历高出一大截？在谍报系统严格的等级制度下，彭孟缉以地方治安机关“副司令”之身，来“协调指挥中央各情报单位”，真是谈何容易！蒋介石之所以选择彭孟缉，一是针对毛人凤的自负，故意派个层级较低的人领导毛人凤，打击其气焰；二是强龙不压地头蛇，蒋经国治不了毛人凤，让彭孟缉上阵，作蒋经国接管台湾谍报系统的清道夫。
彭孟缉果然不辱使命
起初，不仅“军统”抵制他“协调指挥”，“中统”和“陆海空勤四总部”的情报单位，都不屑于接受他的号令。经过两个多月的僵持，彭孟缉终于找到了突破口。他起用“保安司令部”内戴笠的学生郑绍远，任命他为“台湾情报工作委员会”主任秘书。郑献计：请所有“中央情报单位”的副主官赴宴，然后如此这般……酒过三巡，彭孟缉亮出蒋介石授权他“统一”谍报系统的手令，向副主官们“请教”统一办法。副主官们挨个看了之后，或默不作声，或“王顾左右而言他”，于是彭孟缉单刀直入：“各机关谍报人员，必须持有台湾情报工作委员会所发给的工作证，才能在办案时要求户政机关，军、宪、警机关，邮电检查机关配合；请在座各位参加台湾情报工作委员会，负互相协调之责。凡从事谍报工作之各单位人员，如无工作证证明其身份，均以冒充谍报人员论处。”与会者见他们的个人地位已经有了保障，不敢公开与蒋介石唱对台戏。于是在酒酣耳热之际，相继在会议记录上签了字。蒋介石阅后立即批示：签字的各单位副主官即为“台湾情报委员会”委员，直属彭孟缉领导；以正式公文通令各单位知照。等毛人凤等各单位主官发现上当，早木已成舟了。彭又令将各单位的谍报人员名册、照片、级职等资料悉数送到“台湾情报工作委员会”，以领取工作证。谍报机构一向为秘密团体，其情形与民间黑社会相似，以内部组织为最高机密，绝对不容外界窥知，一旦有变，就会将全部名册锁进铁箱，沉入海底。彭孟缉略施小计，捞到“海底之月”，实现统一调度自非难事。“台湾情报工作委员会”的权力因此膨胀到惊人的地步。
彭孟缉初步整合了台湾谍报系统后却忘了“清道夫”使命，坐在主任委员椅子上，不想“功成身退”。他那早年做过孙中山秘书的老子，一再告诫他应居“高”思危，他才开化。蒋经国终于得以正式接管。蒋氏父子自然待彭甚厚：他先升陆军二级上将，接着击败名将孙立人而争得参谋总长宝座，再任陆军总司令，再回升一级上将参谋总长。彭成了台湾官场少见的“直升飞机”。
在利用彭孟缉“清道”的同时，蒋氏父子对付毛人凤还有一招，即设立“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由蒋经国任主任，代表老蒋掌管所有台湾谍报机构。上呈老蒋的所有文书，必须由这个“小单位”先行过滤；各谍报机关的人事任用，也必须向这个“小单位”报备或申请核准。包括毛人凤在内的谍报机关长官，任其再悍，也不得不接受这个只相当于总统府一个“科”的小单位的业务指导。借助“资料组”，蒋经国统辖台湾谍报系统的合法性有了保障，借助“工作委员会”，蒋经国又有了统辖台湾谍报系统的实权，蒋经国便成了名副其实的台湾谍报机构首脑。毛人凤虽然心里一万个不高兴，但在程序上他是毫无招架之力的，只好就范。
纵横捭阖毛人凤左右
新官上任三把火。蒋经国的第一把火直冲毛人凤。因为毛人凤的保密局兼有“积极情报”“消极情报”两项职能，权限过于宽泛，在台湾谍报系统中最容易坐大，更何况蒋经国接管时毛人凤已有抗命不从的表现。在骄兵悍将充斥的台湾谍报系统，必须先把头号悍将毛人凤制服，杀一儆百，蒋经国才能真正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
毛人凤在台湾谍报系统的头号宿敌，是后来出主“国安局”的郑介民。郑介民是黄埔二期生，曾留学莫斯科中山大学，做过蒋介石的侍从副官，后一直做谍报工作，在蒋桂战争、福建事变、两广事变及暗杀汉奸张敬尧中均身手不凡，军统中地位次于戴笠但资历高于戴，而能克制自己，从来没有与戴发生正面冲突。在蒋介石眼里，郑介民确实是“德才兼备的好同志”，因此对郑极为信任。蒋经国接管谍报系统，把他当作主要的依靠力量。而郑此时再也忍不下毛人凤骑在他头上发号施令这口气，蒋经国要“修理”毛人凤，正中他下怀，于是全力协助，成了蒋经国的头号幕后军师。
蒋经国还有两个摇羽毛扇的，即他的留苏同学王新衡和严灵峰。王、严在抗战时期都做过军统局本部第二处处长，资历不下于毛人凤，人脉丰沛，在保密局上下门生故旧甚多。
军师们出的最重要的一个主意，就是建议蒋经国接收“保密局”，无论如何要与当时的“保密局”副主任秘书兼第二处处长的叶翔之（王、严早年都先后做过叶的直属长官）建立直接关系。蒋经国接受了这个建议，于１９５０年５月秘密会晤叶翔之，开门见山，要叶协助他完成“改组”保密局的计划。蒋、叶在台北中山北路六条通一个少有人知的地方见面，竟然仍被毛人凤派人侦知。叶自知日子马上就不好过，必然招来“家法”处死的后果。
毛人凤除跟戴笠是浙江江山小同乡外，其资历实在没有可数之处，内勤没有当过处长，外勤没有当过站长，也不是军统初创时“十人团”的成员，而是半路出家，在军统业务谈不上有什么亲身经历和经验，无法与郑介民、唐纵等谍报界大佬相比。但毛人凤入幕后，以“任劳任怨”和对戴笠“体贴入微”而备受赏识。四面八方来的急电，秘密工作人员日夜进出，他都随时处理，从无失误，深得戴笠信任。戴笠公出时将私章只交毛人凤，所有情报文件由他代拆代行。那时他对其他同事，也表现得敦厚和睦。他因此青云直上，竟在戴笠身后击败所有竞争对手，成了戴笠惟一的合法继承人。谁也不曾料到，一朝得势，他会那样残忍阴狠。毛人凤对人极少疾言厉色，然而他一旦对某个部属表示“特殊”关切，吁寒问暖，该人回家后就得准备后事，买棺材备用了！叶翔之也经历了这一险境。
事件由军统局主任秘书潘其武引起。当时保密局毛人凤以下便是潘其武，潘下来是副主任秘书兼第二处处长叶翔之。潘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叶则出身上海中国公学，曾留学日本。潘其武从青少年时代起一直单恋他的一个亲戚，此时此女也逃到了台北，潘以为是有缘千里来相会，岂料依旧是一厢情愿。一次潘和叶翔之闲聊时，凄楚地说，共产党的渗透真厉害，我的亲戚某某，很可能也是一个“匪谍”。叶立刻回答：只要是匪谍，不要说是你的亲戚，就是皇亲国戚也照抓不误，你潘其武应大义灭亲，以为同志表率。潘说，现在我把线索提供给你，请予执行，正可公私两全。叶不知是计，将那个女子拘捕到案。那时台湾的拘留所非常狭小且关押的“政治犯”日多，潘其武亲自给她安排了一个单间，还炖了鸡汤之类好吃的送去。那女子却一点不领情，把食物碗筷一起扔了出去，且骂声不绝，事情就这样闹大了。叶翔之亲自提审。那女子开口大骂，把潘其武求她不遂的每件事都说得很细，时间地点清清楚楚。叶一听就知道自己上了潘其武的当，被他利用来假公济私，不由得无名火起，将那女子放了后，指着潘的鼻子臭骂一通。两人就此宣告绝交。
桃色纠纷余音未了，又出了一个麻烦。经过“总统府”典玺官核验过的给叶翔之的奖状竟然写错了头衔，将“副主任秘书”写成了“副局长”（保密局未设副局长职）。奖状一到，潘其武紧张万分，以为叶真的被破格提拔到自己上面，他立刻将这个消息郑重地报告毛人凤。毛人凤认定“提拔”叶翔之是蒋经国向他下的一着狠棋，便下了除掉叶翔之的决心。
毛人凤随即约谈叶翔之直辖的第二处第一科科长杨汉敦，语气温婉，态度谦和，充满关爱。杨汉敦惊出一身冷汗，去准备自己后事了。继杨之后，又有两名科长、数名科员被毛人凤如此这般地约谈。次日，这些人都被收押。叶翔之的副手侯定邦也被投进大牢。毛人凤派人一再示意，只要供称秉承叶翔之之意，他们一干人都可脱罪，官复原职。但他们都不肯诬陷叶翔之，最后杨汉敦等人全部被判死刑。后来由于多种原因，只有一蒋姓科长被处决，其他几人关押多年之后，陆续释放。
叶翔之心惊肉跳，去找老上司王新衡。王就引荐他到蒋经国那里。蒋经国顺势把叶的名字挂到了“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
但毛人凤并不死心，仍要置叶翔之于死地，一面经由军法途径要把叶逮捕“归案”，一面派出枪手埋伏在现在的圆山饭店山坡树林之中，窥视对面的资料组办公室。如此僵局维持了一个月，小蒋不得不报准老蒋正式下令保密局免究叶翔之所有罪名。
“毛”案“杜”案较上劲
毛人凤召回了刺客，但他没有放弃复仇计划。他在蒋经国身边密密布网，静待时机。
机会真让他给等来了
１９５２年是美国的大选之年，蒋介石暗中一边向亲台的共和党提供竞选经费，一边积极提供不利于执政的民主党的“炮弹”。这些勾当，由毛邦初直接掌管。毛邦初是蒋经国的表兄弟，以“空军副司令”的身份驻美，表面上负责购买飞机、油料，实则主持“院外游说”，并有一部直通蒋经国的电台，定期向蒋经国汇报。当时李宗仁也在美国。此届美国大选，李蒋两人唱开了对台戏??蒋支持共和党，李则支持民主党。民主党便要李宗仁帮忙，把共和党的这个帮手毛邦初给挖过来。李欣然应允，频频约毛邦初吃饭聊天，毛从不推辞，全然不知身边就有保密局特务，他和李宗仁的所有交往都被记录在案。不久亲蒋骨干、共和党议员诺兰访台，向蒋介石提出一个要求：代为主持台湾空军在美军购。蒋当即应承下来，指示毛邦初向诺兰移交。在美军购可是一桩肥得流油的大买卖，气急败坏的毛邦初索性将两千万军购款席卷一空，跑到墨西哥隐居。潜逃之前他还把台湾如何在美国搞“院外游说”，如何收买共和党议员，以及诺兰等如何向老蒋提供政治情报等内幕，一古脑儿给端了出来。传媒大哗，民主党趁势发起反击，提议组建专门机构，就台湾当局是否利用美国的援台专款在国会山游说一事进行调查，参议院还就此形成了决议。
幸灾乐祸的毛人凤，赶紧把毛邦初事件的详细情报送到蒋介石案头。老蒋着实把小蒋教训了一通。这一下蒋经国对毛人凤恨得咬牙切齿，急于瓦解毛人凤的“铁桶江山”。郑介民给他献了一计：开办训练班，召训新生及复训保密、内调两局现有干部；在此基础上，将两局人员混编，并趁势把积极谍报与消极谍报单位截然划分，建立现代谍报体制。但此举非同小可，必须老蒋点头。恰巧这时发生了杜长城案，才使老蒋认可小蒋的决策。
军统少校杜长城在１９４６年四平街战役中为陈明仁报功，破格连升三级，官至国防部技术总队队长。国民党撤离大陆时，技术总队负责破坏各种设施，阻滞解放军前进；败退抵台初期，技术总队又设计出在海水中遇敌自动升起爆炸的多种诡雷，备受毛人凤赞赏；杜长城为此自我陶醉，不知道自己究竟几斤几两。在台湾海峡几次“海上大爆破”的军事演习中，杜长城乱造预算，贪污了不少黄金，其中一部分孝敬给毛人凤老婆向影心。在毛人凤纵容下，他还竟然异想天开，打算绑架蒋经国，未出手却被小蒋侦知。杜长城和他的亲信多人被捕。军法单位对如此大案不敢审决，上呈老蒋。老蒋一怒之下，用红笔在呈文下面的名单上打个括号，批示“一律枪决”。文件退回原呈单位，法官们发现纸背还有两个名字，但不在括号内，经过研究，觉得老蒋既然没有括进这两人，不如将错就错，把这两个命大的放了。杜长城及涉案的另一个毛氏亲信胡凌影却没能逃过此劫，成了蒋经国的枪下鬼。
杜长城案发，终使蒋介石对毛人凤失去了信任，完全接受了蒋经国拟订的谍报系统改革方案。
蒋经国“君临”台湾谍报“王国”
蒋经国在干部方面的准备大体完成之后，开始全面整顿台湾谍报机构。
１９５４年７月，“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及“台湾情报工作委员会”撤销，由新设立的“国防会议”取代。该会议不经立法程序，各谍报单位却必须对其负责，因此有“太上内阁”之说。该“会议”实权由副秘书长蒋经国掌握，与会成员多惟其马首是瞻。
１９５５年，原“中统”“军统”人员被打散，重新编组为“司法行政部调查局”和“国防部情报局”，并严格分工。调查局仿如美国联邦调查局（ＦＢＩ），权责范围以岛内社会调查、防止经济犯罪、贪污、漏税为主。最初在各级机关团体设立其分支机关“安全室”，掌管思想考核，档案连机关长官也无权调阅，后来易名为“人二室”。借由“安全室”、“人二室”等组织，特务机构的控制力几乎无所不在。情报局则有如美国中央情报局（ＣＩＡ），权责范围为调查大陆和海外间谍活动。保密局改为情报局之后，局长仍为毛人凤，但毛的权力已受到有力制约。在此基础上，蒋经国主动与毛改善关系，无论两人内心是什么想法，表面上已一团和气。毛迭遭败绩，知道自己斗不过小蒋，不再有抗命的表示。
１９５５年３月，在原“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的基础上成立“国家安全局”，作为新的、正式的全台各谍报治安单位的协调、督导机构，郑介民出任首任局长，副局长是黄埔一期出身的蒋经国亲信陈大庆。基层干部都在蒋经国主持的训练班学员中选用。
１９５８年，“台湾警备总司令部”成立，接管原“保安司令部”等单位所负责的戒严、警备、出入境管理、文化检查、邮件检查、军法审判等权责。“警总”一方面属军事部门，在政战系统管辖之下，需听命于政战部门最高领导人蒋经国的指挥；另一方面又是特务单位，也必须对“国安会”副秘书长蒋经国负责。蒋经国又全控台湾一家谍报单位。
此外，国民党的海工会、陆工会、社工会，以及宪兵、“外交部”情报司等单位，虽各有职司，但都必须向蒋经国的“国安会”汇报。通过以上种种安排，蒋介石顺利收拢了控制特务的权力，全部把它交付给了最信任的儿子蒋经国。
（责任编辑 朱文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