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林整风”运动之一

“批林整风”运动
 

批林整风运动，是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至1973年上半年，在全国范围内为揭发、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开展的一场大规模群众运动。由于指导思想的变化，这场历时近两年的运动经历了内容相互矛盾的几个阶段，这种矛盾正是“文化大革命”深刻内在矛盾的缩影。它揭示了“文化大革命”全局上的错误及由此产生的进退维谷的尴尬处境，也反映了党内外健康力量对“左”的错误和极左思潮的抵制和抗争，预示了“文化大革命”必然失败的结局。 

在“左”的错误框架中批林的矛盾处境 

1971年10月3日，中央发出通知，决定撤销原来由林彪集团把持的军委办事组，成立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主持的军委办公会议。为彻底审查、理清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的问题，同日中央又决定成立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央专案组，集中处理有关问题。 

林彪事件发生后最初一段时间里，社会上小道消息沸沸扬扬，干部群众议论纷纷。这种情况的出现，一方面是由于人们实在无法理解何以会发生如此离奇的重大事件，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在人们心中积蓄已久的对“文化大革命”的困惑、怀疑和愤懑，随着林彪事件的发生，迅速、集中地爆发、渲泻出来。再者，也是因为“文化大革命”第一阶段“天下大乱”、“全面武斗”遗留下来的大量矛盾和问题，一有机会便会爆发、激化起来。为安定人心、稳定形势，并从全局上维护“文化大革命”，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从1971年9月至1972年7月，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党中央陆续将揭发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阴谋的一系列重要文件逐级传达至基层，使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比较系统地了解了林彪事件的真相。 

此事件后，朱德、陈毅、李富春、聂荣臻、徐向前、刘伯承、肖劲光、杨得志等老同志纷纷给毛泽东、党中央写信，严厉谴责林彪叛党叛国的罪行，揭发林彪历史上的错误言行，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处理林彪反党集团的重大决策。 

1971年9月26日至10月15日，在李富春的主持下，中共中央召集部分老同志举行了9次座谈会。陈毅、聂荣臻、徐向前、蔡畅、邓颖超、邓子恢、张云逸、张鼎丞、曾山、王震等老同志在会上发言。他们揭发、批判了林彪在历史上的错误和他篡改历史的罪行，批判了林彪及黄、吴、李、邱等鼓吹的“天才论”、“有权就有一切”，“三十字方针”以及林彪是“三大助手”中“最光辉的助手”等谬论，愤怒谴责了林彪集团炮制《“571”工程纪要》、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等罪行。抱病参加座谈会的陈毅作了两次长篇发言，集中揭露了从南昌起义、井冈山斗争到开辟中央苏区这段历史时期林彪所犯的错误，揭穿了他“一贯正确”的假象，深刻指出伪造历史就是犯罪。朱德、刘伯承等分别提交了书面发言。 

在收集、整理林彪反革命政变材料并逐步向全党全国传达的同时，中央还采取有力、稳妥的措施，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慎重、妥善地处理了一些重点地区、单位的人和事。在一些林彪集团插手较深的地区和单位，中央首先把重点放在清理清查与林彪集团阴谋活动有关的人和事等问题上。在中央派出的负责同志的领导和参与下，采取隔离审查、举办学习班等方式，对那些在林彪集团阴谋活动中卷得很深或比较深的人进行审理、清查，组织专人对一些重要事件进行调查，并对领导班子进行了适当调整。 

对一些虽然有些牵连但没有过多卷入而问题确实较多的地区和单位，中央则以较长的时间，反复、细致地做好各方面的工作，避免了较大的震动和反复。“文化大革命”以来，由于林彪一伙蓄意在一些地区、部门排斥异己，安插亲信，同时，由于“全面武斗”以及后来的“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清查5.16”等运动积累下来大量尖锐的矛盾，林彪事件后，这些地区和部门的矛盾迅速激化。一些与林彪集团有不同程度牵连的领导或受到审查，或立即受到曾被自己压制、迫害的对立面的批判和冲击，一些已经实现的两派联合又出现松动或分裂，一些原派别组织的少数人积极串联，准备拉山头，算旧帐，有些单位领导班子中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挨整干部和整人的干部以及新老干部之间的矛盾开始激化，许多在运动中被关、押、审查的人把矛头指向那些运动中的骨干分子，有些领导干部或是捂盖子、转移方向，或是对工作撒手不管，躺倒不干，等等。上述种种不稳定因素，又导致一些工厂停工停产，一些地区又出现某种混乱局面。 

中央对此已有考虑，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在1971年11月至1973年上半年间，党中央分别在京召集武汉地区、成都地区、陕西、兰州军区、新疆、浙江、四川、贵州、江西、湖南、广州军区、河南、山东、甘肃、宁夏、青海、海南等省、自治区负责人及驻军负责人、军兵种负责人举行座谈会、汇报会，并在本地区召开各自的工作会议，提出问题，解决矛盾。毛泽东亲自接见了一些会议的代表，并作了重要指示。周恩来、叶剑英、李德生、李先念、华国锋、汪东兴及张春桥、王洪文等分别参与一些会议，帮助统一认识、解决问题、清理清查与林彪集团有关的人和事及调整领导班子。在此基础上，中央批转了浙江、四川、江西、山东等省开展批林整风运动的汇报材料，用以指导全国的运动。 

党中央的这些措施，以较稳妥地解决了一些省、自治区及军兵种领导班子中存在的问题，在影响本地区、本部门的一些重要问题上统一了认识，制止了派性，促进了团结，避免了因林彪事件、派性斗争可能导致的较大反复，稳定了形势。 

1971年10月以后，随着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材料陆续发出并逐步传达到基层，按照毛泽东的思路，全国范围内开始了批林整风运动。但是，由于“左”的错误的长期影响和巨大惯性，在批林整风运动之初，基本上还是按照“继续革命”的思路来总结与林彪集团斗争的经验教训。进行批判林彪的斗争的。1971年12月11日发出的《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斗争(材料之一)》的前言中说，“文化大革命”继揭露以刘少奇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后，又揭露了阴谋反革命政变的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按照这样的逻辑，林彪事件的发生反而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又一伟大胜利，成为“继续革命”理论正确性的又一标志。显然，这种理论既不能真正总结林彪事件的教训，也不能说服广大人民群众，而只能引发许多无法自圆其说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