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落实经济政策的同时，干部政策的落实也在展开。在“全面夺权”的狂潮中，大批各级领导干部被打倒。虽然1968年下半年以后，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已开始进行，但由于林彪、江青集团的阻挠、破坏，以及极左思潮的干扰，这项工作一直困难重重，步履蹒跚。
此事件后，周恩来抓住批判极左思潮呼声高涨的有利时机，大大加快了落实干部政策的过程。1971年10月，林彪事件后仅1个月，周恩来即指示公安部对监狱情况作一次全面调量，并严肃批评了看管人员中宁“左”勿右等错误认识。由于他的亲自干预，使许多被监禁的老干部受虐待的情况有所改善。与此同时，在毛泽东的过问下，周恩来还想方设法使一些老同志解除了囚禁；并得到了及时的治疗和妥善安置。他还有意识地利用各种场合让一些受打击迫害的老干部公开露面，以扩大影响，推动全国各地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
1972年4月，鉴于一些老同志因医疗条件所限救治不力而去世，周恩来一方面要求卫生部尽快解决老干部的医疗问题，一面指示《人民日报》起草一篇题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社论。社论经他亲自修改后于4月24日发表。这篇社论反复引用毛泽东“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宽”、“允许改正错误”，以及“对人的处理问题取慎重态度”等语录，强调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要求排除“左”和“右”的干扰，正确执行党的干部政策。社论发表之后，立即在全国引起广泛的影响，大大推动了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许多省专门就此召开会议，研究讨论落实社论精神。一些报刊发表文章，结合本地实际论述落实干部政策的问题。
由于周恩来等人的努力和卓有成效的工作，此事件后，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重新走上重要岗位。这些干部的复职，进一步削弱了江青集团的社会基础，增强了党内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健康力量，为最终结束“文化大革命”奠定了政治、组织基础。在着重落实党的经济政策和干部政策的同时，周恩来还不畏险阻，在教育、科技、文化等“重灾区”里，展开了批判极左思潮、落实党的政策的卓越斗争，使得这些领域里一度出现了盎然的生机。
1972年7月2日，周恩来在会见美籍华人科学家杨振宁时，认真听取了杨对我国科学教育界的看法。他说，杨先生说我们的理论太贫乏了，而且我们也不跟人家交流，恐怕这话有道理，你看到我们的毛病了。同月14日，根据杨振宁的建议，周恩来在接见北京大学副校长周培源时，要求他要认真清理教学和科研工作中的极左思潮，提高基础理论水平，办好综合大学的理科，并强调"有什么障碍要扫除，有什么钉子要拔掉"。
7月20日，周培源致信周恩来，汇报他在北大传达了总理的讲话后，广大教师心情激动，深感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同时，信中也反映了在许多教师中存在的思想顾虑：许多人觉得“搞科研工作反复性很大，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来一次运动首先受冲击的是基础理论研究”，这使得“老、中、青教师普遍的思想情况是不愿搞也怕搞基本理论研究”。这封信很典型地反映了当时教育、科学界存在的一些普遍问题。
7月23日，周恩来就周培源的来信向国务院科教组和中科院负责人提出，要以该信为依据，将此问题“在科教组和科学院好好谈一下，并要认真实施，不要如浮云一样，过了就忘了”。9月5日，周恩来在接见外宾时，再次强调了开展自然科学理论研究的重要性。9月11日，他又写信给张文裕和朱光亚，对二机部某所18位科学工作者来信中提到的发展高能物理研究的建议表示“很高兴”。他提出，“这件事不能再延迟了，科学院必须把基本科学和理论研究抓起来，同时又要把理论研究与科学实验结合起来。”随后，周恩来即对北大、清华草拟的《关于在教学和科研中加强基础理论的初步意见》进行批示，要求将此《意见》修改、讨论、上报并尽快加以落实。
10月6日，根据周恩来一系列指示精神，周培源在《光明日报》发表了题为《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的文章。文章提出：“工和理、应用和理论都必须受到重视，不能偏废”，“要批判‘理论无用’的错误思想”，“充分认识到科学实验和自然科学理论的重大意义”。“在学校中，基础科学的教学工作一定要做好，综合大学理科要对基本理论的研究给予足够重视”。这封信击中了江青等人在教育、科技领域中鼓吹极左思潮的要害，使在“两个估计”重压下的广大知识分子受到很大的鼓舞和启示。与此同时，批判极左思潮在中、小学教育中也得到了积极的回应。10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河北省怀来县沙城中学的文章，提出中学教学应“以课堂教学和学习书本知识为主”。10月份发表的这两篇文章，在社会上特别是在教育、科技领域里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和反响。文章涉及的直接内容是教育和科技，但其重要意义却在于一些重大的、敏感的问题上，对极左思潮和“左”的错误提出了公开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