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上半年间，周恩来在一些重要场合，仍然多次尖锐地批判了极左思潮对经济、外事、文化、教育等方面工作的严重干扰和破坏。在经济方面，他指出，国民经济现在根本没有比例，计划工作也"没有王法"了，在外事工作方面，他指出，林彪、陈伯达、王、关、戚干扰破坏正确方针政策落实，引起专家对我们不满、隔阂，不能与中国人交朋友，一定要批判这些错误，自我批评后，我们就主动，不要怕这样做又要犯右的错误，等等。1973年3月8日，周恩来在邀请外国专家及其家属参加国际劳动妇女节纪念会上，严厉批判了林彪、陈伯达、王力等对外交工作的干扰和破坏，对遭到错误批判和被迫离开我国的外国专家表示歉意。他的讲话使在场的外国专家深为感动。
在解放干部和平反冤假错案方面，周恩来仍然继续进行着不懈的努力。1972年12月18日，周恩来提出谭震林"是好同志，应该让他回来"的意见，同日，他还向毛泽东提出让王稼祥"做外事调研工作"的意见，得到毛的同意。他还提出，对已经解放的老干部，应让他们参加领导班子，以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发挥他们应有的作用。1973年3月9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提出恢复邓小平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问题，得到毛泽东的同意。3月10日，党中央发出文件，决定恢复邓小平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同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建议抓紧解放干部和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具体提出了一个300多人的名单后，他又亲自主持政治局会议逐一研究、通过。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一大批老干部的复出、任职，是周恩来在困境中继续批判极左、落实政策的重要成果，对于党/内/健/康/力/量的发展，反对江青集团、结束"文化大革命"的灾难具有重大的意义。
但是由于毛泽东已经公开否定了批判极左思潮的正确方向，江青集团有恃无恐，疯狂反扑，周恩来虽然仍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勉力苦撑，但已经是越来越力不从心了。江青等人的反扑，仍然是把教育、文化、科技等领域作为突破口。5月21日，国务院科教组就科教领域里批林整风的形势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报告。报告中说，半年多来，在科教战线围绕着林彪路线的实质是"左"还是"右"，当前的形势是好还是坏，知识分子是改造过头还是要继续改造这三个基本问题上开展了一场大辩论。
科教领域群众对批林整风问题，有以下看法和情绪：认为林彪路线是极左路线，"文化大革命"和科教战线的斗批改搞过了头，现在要反"左"纠偏；认为"放着极左不批，而去批右，就会愈批越'左'"；认为现在教育质量低，"工农兵学员不像大学生"，教育革命是"乱、糟、低"；对《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中的"两个估计"有抵触，认为《纪要》是压在知识分子身上的大包袱，是林彪极左路线的产物，等等。
报告把这些正确意见统统说成是"认识模糊"、"思想混乱"，甚至污蔑为"攻击"。报告提出要"继续批判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进一步认清当前大好形势，继续加强对知识分子的改造"。
毛泽东听信了江青、张春桥等人关于所谓"右倾回潮"的汇报，并把它与否定"文化大革命"联系起来，因而对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及其所取得的成果越来越难以容忍。7月4日，毛泽东在同王洪文、张春桥的谈话中，除了重提批判孔子的问题外，还尖锐地批判了外交部对国际形势的看法，实际上曲折而又严厉地批评了主管外交工作的周恩来。
7月19日，《辽宁日报》按照中共辽宁省书记毛远新的指令，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发表了张铁生的一封信。张铁生的信适合了江青等人反击"批判极左思潮"的迫切需要，因而得到了他们的高度重视。8月10日，《人民日报》转载了张铁生的信和《辽宁日报》的编者按，并加了自己的编者按。随后，各地报纸纷纷加以转载，《文汇报》等以张信为由头，发表文章、评论，指责高校招生中的文化考查是"旧高考制度的复辟，是对教育革命的反动"，等等。7月28日，江青、张春桥等又在审查影片《园丁之歌》时发难，指责它是"反攻倒算"。1973年底，为了否定批判极左思潮给教育领域带来的积极变化，并以此为突破口，全面反击"右倾回潮"，在党的十大上势力得到加强的江青一伙，又指使迟群等在清华大学校搞了"三个月运动"，反击"教育界出现的一股翻案风"。
从1974年初起，在"反回潮"运动的基础上，经毛泽东批准，江青集团发起了全国性的批林批孔运动，对周恩来进行露骨的诬蔑、中伤，对1972年整顿中所取得的一切成果进行全面否定。周恩来领导的持续近两年之久的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被迫中断。
随着批林批孔运动的发动，批林整风运动随之不了了之。批林批孔运动已经失去了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实质性内容，只不过是打着批判林彪的旗号，全盘否定周恩来等批判极左思潮、落实党的政策的努力，从全局上维护和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正因为如此，它很快就导致了无政府主义的抬头，生产、工作秩序的混乱和生产的再次下降。"四人帮"倒行逆施在人民群众中造成的不满和觉悟，周恩来1972年批判极左思潮所留下的深远影响，成为邓小平1975年全面整顿的坚实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