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蔽的细节：洞悉“林彪事件”的历史真实。
百锶
细读汗牛充栋的有关”林彪事件“的书刊和文章，总会发现许多隐蔽的细节淹没在纷杂跌起的记叙中。近年来，泛滥的"戏说",加上浅薄的臆想，使“林彪事件”更加扑朔离迷。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历史的真实在于细节，反复地推敲细节，是能够去伪存真的，“考据”细节对于还原“林彪事件”的真相也是必不可少的。本文提出几个关键的细节，希望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
这是“官方”拿出最重要的证据：林彪下达反革命武装政变的“手令”。尽管这个“手令”是在一九七一年九月八日，林彪等人“出逃”前五天写的，许多人对此仍不以为然，认为这样的“手令”太过空洞，既无”抬头“，又无内容，岂不是让林立果等人“为所欲为”？其实，反过来想这个问题，那些可能看到“手令”的人大都应该是林彪的亲信，可以直接联系林彪，因此，搞清楚林彪要他们干什么不是件难事。林彪以这样的“手令”，要林立果去“监军”，搞“政变”，是说得过去的。
不谈“手令”的内容，笔者发现两个细节。一是“手令”是用红粗铅笔写的，这一点符合当时的“中央首长”批阅文件的习惯，毛泽东，周 恩 来，江青等人都是如此。为何要用铅笔？恐怕最好的解释就是涂改方便。当然，由此推论，林立果等人也可能涂改林彪的“手令”，但林立果等人应该想得到，看到“手令”的人很可能都为林彪的亲信，能够找到林彪，以证实“手令”的真伪。因此，林立果等人应该不会在“手令”上做手脚。恰好相反，那些接触不到林彪的人反而应该会对一纸铅笔写的林彪“手令”有所怀疑。阴差阳错，正是这样一批人从周宇驰那里看到了林彪的“手令”。第二个细节，这是真正的关键，这个“手令”的作用到底有有多大。事实是，周宇驰凭借这个“手令”调出了一架直升飞机，这在当时可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在北京附近调动一架军用飞机执行任务，有着一套及其严格的程序和命令格式，林彪的“手令”如何可以直接调动飞机？推敲细节可以发现，当时驾驶这架直升飞机的有两个人，一个是以后定为烈士的陈修文，另一个是当时任直升飞机大队副大队长的陈士印，此人可说是一个关键人物，可惜时至今日不见他的任何消息，似乎消声匿迹了。陈士印在“交待”中说，他与周宇驰认识，周宇驰把他找到空军学院，要他看了“林副主席的命令“。9月13日凌晨1点40分，周宇驰开车、拉着于新野、李伟信和陈士印离开了空军学院，两个小时后，汽车开进沙河机场。陈士印去找陈修文， 陈修文也看了林彪的“手令”。接着周宇驰拿着林彪的”手令“，又让直升飞机的机械师看，以后又用同样看“手令”的方式让汽车连连长给飞机加了油。最后，调度长也看了“手令”，让调度室值班员给直升机放飞。 显然，林彪的“手令”是起作用的，而且不违反当时下命令的规则，至少，以前出现过类似的情况。如果这么多人是第一次看到一纸铅笔写的林彪“手令”（注意：这些人都是低级军官，除了找他们的上级，不可能有别的渠道证实“手令”的真伪。），而且没有人有任何怀疑，也不向上级报告，这是说不通的。这里就引伸出另一个问题，除了陈士印和调度长这样级别的军官外，还有没有其他人看过林彪的“手令”，然后才同意飞机起飞的，毕竟陈士印等人还有顶头上司，可惜其详情笔者就不得而知了。
可以肯定的是，林彪的“手令”是有越级下命令这样的作用的。如果周宇驰用“手令”调动飞机符合当时的军规，那么最大的可能就是林彪写这种“手令”不是第一次，也许以前有过类似的情况。如果有这样的事实，把林彪的“手令”一定要定性为“反革命武装政变的手令”就显得过于牵强了。弄清楚这样一个细节并不是一件难事，许多当事人应该还健在，那时的军规和命令程序更是一种客观存在，笔者相信水落石出的一天不会遥遥无期。
二，“去伊尔库兹克要飞多少时间？”
这是“官方”定性林彪“叛国投敌”重要的证据。当然，对林彪是否说过这样的话，置疑者甚众，理由只有一个，这是没有任何旁证的“孤证”，真伪难辩。林彪的警卫秘书李文普在跳离林彪座车前听到林彪讲的唯一一句话，而车上其他人最后都葬身蒙古温都尔汗了。这简直就是一个“魔鬼细节”，说不清楚！有人认定李文普在说假话，希望他能够否定自己。反过来讲，难道李文普否认了林彪说过这样的话就能够“洗清”林彪“叛国投敌”的罪名？也是不行，毕竟这还是“孤证”。对这样的证据放弃不用，可谓明智的选择，当然现在做不到，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学家,乃至法律专家，都会自有公论。笔者要强调的是，没有了这条证据还是说不明白林彪没有“投敌叛国”，毕竟现在已知的许多证据是不利于林彪的，当然，如果发现了新的证据又当别论。
首先要说明的一点是，林立果是要北飞前苏联的，目前没有更新的证据来反驳这一点，为林立果喊冤的那些“逻辑推理”，主观臆断和充分发挥想象力的“戏说”不值一驳，也洗刷不了林立果的“罪名”。应该讲，正因为林立果的“叛国投敌”行为，使林彪难脱干系。至于林立衡坚持是林立果和叶群“绑架”了林彪的说法也没有很强的事实根据，更多地是自己的推断。
唯一对林彪有利的间接证据就是现在公开了的飞机的最后航线：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凌晨零点三十二分，飞机从山海关机场起飞，先向西飞，然后调头北飞，又沿着中蒙边境飞行一段时间，然后进入蒙古国，飞往苏蒙边境，后又折回，往我国边境方向飞来，途中因燃料不够，迫降蒙古温都尔汗失败，于两点二十五分左右坠毁。飞机全程飞行了约113分钟，其中有83分钟是在中国境内，这83分钟里面又有近30分钟飞机是沿着中蒙边境飞行，而不是直接跨过两国边境。在进入蒙古国后，飞机又飞行了近 30分钟，然后迫降失败坠毁。对这样的飞行航线，合理怀疑可以是多种多样的：1，林彪一度犹豫出境，在飞机出境后，又命令折返中国；2，所有人都不愿意出境，出境后又愿意折返中国，可惜飞机燃料不够了；3，林彪一度犹豫是否飞前苏联，最后决定迫降外蒙；4，飞行员开始拒绝出境，被迫出境后又拒绝飞往前苏联，调头回返；5，飞机上的人一开始就是坚定地要飞往前苏联，沿中蒙边境北飞，以后又从苏蒙边境往中蒙边境折回是一种“技术性”的机动，目的仍然是飞往前苏联，在燃料不够的情况下，不得以紧急迫降失败。“9。13”之后，“官方”采用了第五种可能性，也就是说，凡在飞机上的人都是要死心塌地的“投敌叛国”。粉碎“四人帮”后，“官方”悄悄地进行了修正，采用了第四种可能性，既飞行员进行了“斗争”，最后迫降失败。直接的证据就是飞行员潘景寅（包括飞机上的两名机械师）得到了“平反”，潘景寅的遗属得到了一纸证明书，说潘景寅“隨飛機墜毀死亡”。这句話为死者作出了定性。也就是說，潘景寅是因公死亡，既不像林彪等人那样被定性为叛徒，也未象陈修文那样按以身殉职被定为烈士。这一变化至少是一种“松动”，实事求是地承认了间接证据的作用。当然，仅有间接证据是不够的，但至少能够还原部分历史真相，这也就需要对许许多多的有关细节进行反复推敲。
笔者发现了一个细节，挂一漏万，算是给有兴趣的研究者们开个头吧。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晚上十一点三十分左右，潘景寅要山海关机场有关人员给飞机加油，十三日凌晨零点22分，256号专机正在加油，林彪等人到来，匆忙登上飞机。在副驶员，领航员，和报务员等五名机组人员没有登机的情况下，潘景寅就驾机紧急起飞了。显然，潘景寅在不到一个小时内，接到了两道完全不同的命令。逻辑上讲，第二道命令可能是由林立果，甚至林彪直接下的，因为“官方”认定飞机是强行起飞，换句话说，就是除了林家父子，没有其他人给潘景寅下过命令。关键是第一道命令，谁下令要给飞机加油。从“官方”目前披露的材料上看，就是潘景寅要求给飞机加油的，他上面没有别人了。对于这样一个细节，“官方”说法的缺陷是比较明显的。首先，机场有关人员在潘景寅要求加油时，立刻就去给飞机加油。机场人员为什么要直接听命于潘景寅？给飞机加油也是有一定命令程序的，他们是否还请示过其他人？“官方”没有说明。第二，潘景寅是否仅就说了“给飞机加油”这一句话？目前“官方”披露出来就是这一句话。仅这么简单的一句话就能够让机场人员给飞机加油？毕竟这个机场不在潘景寅所在的空军辖下，而是属于海军。据笔者所知，在当时，山海关机场为师级单位，顶头上司是北海舰队航空兵和海军航空兵，虽然专门设立了接待中央专机的“场站”，但机场人员也不可能直接接受潘景寅的命令。机场人员那么轻易地就服从了潘景寅如此简单的一句话，这从军规和组织条例上是说不过去的。对此，“官方”没有给予合理的解释。第三，如果潘景寅不只就说了“给飞机加油”这一句话，其他还有什么话？显然，如果潘景寅说了是林家父子让给飞机加油这样的话，“官方”在说明林彪“叛国投敌”时是一定要引用的，看来潘景寅没有说过这样的话。讲一句题外话，笔者很佩服山海关机场有关的当事人员，他们没有往潘景寅身上泼“污水”，潘死后，说潘讲过林家父子如何如何，完全是死无对证的事情，但他们没有落井下石，在当时的政治高压环境下，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反复推敲这样一个细节，笔者发现潘景寅说过什么话对判断林彪等人是否要“投敌叛国”是一个重要的间接证据。排除林彪父子给潘下命令，或潘擅自做主给飞机加油（这种可能性极小，潘极为熟悉加油的程序），对潘要求给飞机加油这一细节，应该有实事求的合理解释。为什么机场人员痛快地服从潘的命令，立刻就给飞机加油？潘景寅到底还说了些什么?对此，是山海关机场的当事人保持沉默，还是“官方”直到现在还有不能公开的“苦衷”，外人不得而知。但如此一来，也就不能够排除这样的可能性：有第三方下命令要机场有关人员给飞机加油。这一细节的真实性到底如何，我们只能拭目以待。
三，“五七一工程纪要”
这是林彪父子阴谋政变最重要的物证了。在揭露“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证中，笔者发现，其中“口供”超过50％（从证据学的角度讲，“口供”实在太多了。），这样，“五七一工程纪要”就应该算是第一“物证”了。对这样一件“物证”可谓看法两极,“官方”直到现在仍坚持这是林彪一伙企图谋害毛泽东主席，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铁证。而“民间”发出的声音不尽相同，但有不少人认为，这是证明林彪父子反对“文革”，企图制止“文革悲剧”的最好说明。笔者无意卷入出于“政治立场”不同而引发的争论中去，而是想从“五七一工程纪要”这件“物证”引出一个另外的话题：如何看待“林彪事件”中的证据认定。
文革中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卫戍区第一政委，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吴德在其“回忆录”中讲到，他曾是“林彪反党集团”中央专案组的负责人之一。谈到“五七一工程纪要”，吴德有几句话值得玩味。他讲到，“五七一工程纪要”是在空军指挥学院林立果的“据点”，由一个清洁工无意中发现的，这个清洁工捡到了一个“笔记本”，上面记录了“五七一工程纪要”。他看了”纪要“的内容之后极为震惊，认为里面有许多”恶毒攻击“的语言，纪登奎（“林彪反党集团”中央专案组的负责人之一）和他都认为这个“纪要”是不会被公之于众的。最后连他们也没有想到，毛泽东批准把它做为“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证”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公开了。这样一个细节却说明了一个大问题，在当时，证据的公开不是依据“可信度”，而是以当时的政治需要为第一标准，这样，证据的客观性必然大受影响。持这样观点的文章和论述太多，笔者就不再费口舌了。
1980年，成立了公审“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特别法庭，等于是“官方”对“林彪事件”做了最终的定论。此后，海内外不少人仍然在置疑“林彪事件”的真相，但一些被称为研究“林彪事件”专家的人坚持这个审判非常公正，证据都非常确凿，是一个“铁案”。持这种观点的人以曾是图们将军的助手（图门曾是中央军委法制局第一任局长，林彪反革命集团审理办公室负责人之一，特别法庭公诉人。）的肖思科为首。肖思科自己写了不少有关“林彪事件”的文章，但他却回避了许多重要的事实。这里仅举一个例子：审判公正的前提是程序公正，但那时为被告辩护的律师们的“辩护词”一定要先经“两案审理办公室”审查通过才行，这样的做法显然有违程序公正。肖思科不可能不知道这个事实。抛开这样的事实，去奢谈审判的公正和证据的确凿，怎么能够让人信服。笔者无意苛求这次“大审判”，毕竟这比“无法无天”的文革要进步多了，但从“法制”的观点来看，其“公正性”仍是个大问题，连带着，“证据”的确凿性也必然受到置疑。
从上可以看出，“林彪事件”证据的认定经过两个阶段：一是文革期间，那时以“政治需要”为第一标准“选用”证据，证据的客观性肯定受到歪曲。二是公审“林彪反革命集团”期间，尽管对许多证据进行了核实清理，但取证和认证的程序公正性不能够取信于人，证据的确凿性肯定要受到置疑。笔者认为，当代中国正处于一九四九年以来社会进步，文明提高和法治完善最好的时期，因此对于“林彪事件”的证据经过法律程序进行重新认定的条件是成熟的。即使象“五七一工程纪要”这样的“铁证”也应经由严格的法律程序再次认定。理由是，“五七一工程纪要”是否直接涉及林彪本人这样一个细节至今“官方”也没有特别明确的结论，这说明既使是如此的“铁证”，也还经不起细节上的推敲。
让我们就从那些看上去微不足道的隐蔽细节入手，去重新认识“林彪事件”的历史真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