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子：老板们（三）：年轻老板——大卫
三、年轻老板——大卫
大卫长得还真是和米开朗基罗雕塑的大卫王有点像，只是个子要矮一些。大卫精力充沛，从来就没有个安静的时候，如果要他手持石头立定做雕像姿势，我不知道他能保持多久。
像许多个头不太高的人一样，大卫有拿破仑一般的热情和狂躁。他对我倒还挺和善的，但是和主管技术的公司副总裁、别的部门的经理们吵架时，我几次亲眼看见他的脸色慢慢变得越来越红，那青筋也一根一根地暴跳起来，还看见他在拼命地咬紧牙根，不让那一股邪火冒出来。
头一次见到大卫，是去公司面谈那一天。我在电话里已经听出他很年轻，见面时还是有点吃惊。他蓄着寸头，下巴刮得干干净净，一件白色Ｔ恤，一条牛仔裤，看着跟一个大学本科生差不多。尤其是他笑的时候，露出一嘴齐齐的糯米牙，更显得朝气蓬勃，我都想说他天真可爱。后来才知道，其实他也有二十八岁了。
凭着上几次找工作的经验，我知道，只要人们看过我的简历不觉得古怪，而愿意见我，我就能拿到那份工作。果然，我的循环面谈还没有结束，正和某个部门经理聊着呢，大卫就进来说，行了行了，你们以后再聊吧，现在让她去和人事部签合同，办手续。
高兴是高兴，我心里还是有一点嘀咕。我的孩子还小，平时下班绝对不能拖拉，一定要在六点之前接孩子；就是不到六点，托儿所的孩子越来越少，孩子们看着别的小朋友的爸爸妈妈一个一个地来，也是一种凄凉，所以我下午总是能早下班便早下班。孩子生病就更要命了，晚上自己睡不好，白天要么孩子仍旧发烧不能送幼儿园，自己压根儿不能上班，要么早上狠狠心给孩子灌一点退烧药，咬咬牙上了班，那一天也是牵肠挂肚，心神不宁。同时，我也是很敬业的，最怕人家说我婆婆妈妈，因为孩子而干活打折扣。我总觉得，有孩子的人总该理解一些。碰上大卫这样的单身男子，他哪里会理解我的难处。
果然，上班后不久，孩子就病了，感冒发烧，幼儿园打电话来，必须马上接走。我提心吊胆地去跟大卫请假，没想到他是意外地宽容，挥挥手说，你走你走，我们这里没事儿，你的家庭重要多了。有了几个月与巴巴拉打交道的经验，如果不是大卫那诚恳的微笑，我会觉得他是在讽刺我。
大卫是一个体育迷，固定冬天每个周末滑雪，夏天每个周末潜水。每周一的小组例会，总是大家先评论一下周末的球赛，然后就是大卫报告他的战功。有一次，他去潜水，还逮着了一只大龙虾。
大卫说，小时候他和哥哥调皮捣蛋出了名。比如说爬到树顶上往下跳，比如说从一座楼房的阳台跳到另一座楼房的阳台。有时候，他妈妈一天要上两次医院的急诊室，一次是他，一次是他哥哥。还好，没见他留下什么伤疤，起码脸上没有。
大卫在这个公司工作了好几年。工作上，他很认真，认真到了固执的程度，所以我们经常看到他和别人争执。我和他产生分歧时，我尽量用事实说话，加上和风细雨、以守为攻的风格，他就是有火，大概也发不出来。别的组员最不喜欢写东西，偏偏写东西倒是我的强项，也乐意作，所以大卫对我这一点也特别满意。
有一阵子，我身体不好，医生建议我在家休息一个月。拿着医生开的病假条去找大卫，心里忐忑不安，内疚得慌。没想到大卫拿了病假条，看也没看，只是很关切地问候我的情况，并且嘱咐我好好休息。我说，我可以在家里工作，有什么事通知我，有重要的会，我可以拨电话会议进来。他摇摇头说，你就不用操心了，你的孩子、你自己、你的家庭，比这块垃圾重要得多，你回去，想都不要想我们。答应我，忘了这块垃圾。他却没有忘了我，我回家的第一天，就收到了他和大家送的大花篮，还有一张“祝你早日康复”的签满了大家名字的问候卡。
后来我才知道，大卫真的觉得我们公司的产品是垃圾。他在上班的同时，一直在上夜校，想拿一个英语专业的学士学位，以后去当小学教师。后来，他果然去当教师了，还请我给他写过一封推荐信。
因为大卫去意已定，我们推心置腹地聊过好几次，而且，不再是经理和职员之间的对话，而是像朋友一样。他说，他早就对高科技界厌烦了，近来接二连三的大公司弄虚作假、骗取公众钱财的丑闻只是更加深了他的厌烦。他想趁自己年轻，多做一些有益的事情，比如说，教育孩子，塑造孩子的灵魂。
我是从相反的方向走过来的。学了多年的文科，自觉语言文字的无能为力，所以想作一些实用的、确实能改变人的生活方式的事情。而且，我是移民，未免实用，总想自食其力，总不能在美国露宿街头或者是吃政府救济。
大卫则不同。他放弃了高科技界的高薪厚禄和继续升迁的机会，因为他相信，孩子是我们的未来，能够影响他们的成长，对他来说，是最有意义的事情。那一时刻，我对他充满了敬佩。同时也更加相信，他让我忘掉工作，安心照顾自己和孩子，确实是发自内心的关切，因为在他眼里，活的人，比那死的技术要更加弥足珍贵。
大卫是不知道的，他治好了我的巴巴拉恐惧症。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觉得和巴巴拉相处不好，是我的责任。大卫则让我相信，我是一个好的员工，只要我尽力去做，我就会得到人们的尊重。
（原载融融主编《我和洋老板的故事》，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２００５年１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