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彭德怀指令”来自何人？

“抓彭德怀指令”来自何人？

　　　　　　　　　　　　　　　　聂树人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中旬的一天晚上，我被通知去人民大会堂开会。会议地点在大会堂一楼南部的一个小型会议室里。出席会议的中央领导人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关锋、戚本禹等多人，阵容与往常的重大接见没有什么两样。他们并排坐在一长溜桌子的北侧，与坐在南侧的聂元梓、朱成昭、韩爱晶、蒯大富、谭厚兰、叶向贞和我七人相比，人数要多，这显然是一个异常现象。

　　接通知去参加会议的我们七个人，当时是北京高校红卫兵组织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但是各人的情况又有所不同：聂元梓是北大“新北大公社”的主要负责人，以“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作者闻名于世；蒯大富当时是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的主要负责人，因直接与刘少奇、王光美支持的叶林工作组“对阵”而受到以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器重而出名。谭厚兰则是北师大“井冈山兵团”的主要负责人。

　　以上三所大学是受世人关注的中国的第一流名牌大学，也是高干子弟的主要集中地。当时，政界上层的“旨意”往往通过这三所大学往外传出；中央级主流媒体更是经常将这三所高校作为主要报导对象之一。因此，文革初期，这三所学校的群众组织头头就随之成了那个时代的宠儿。

　　朱成昭是何许人？对许多人来说，这个名字显得很陌生。可是，这个名字在文革初期，同样曾名震京城内外，显赫一时。三十年多来，正规的非正规的有关文革的出版物中，都把“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简称“地质东方红”）的负责人笼统地写为王大宾。其实，在１９６７年２月之前，“地质东方红”的主要负责人是朱成昭。在这次接见中，朱成昭即是以“地质东方红”主要负责人的身份参加的。

　　韩爱晶是北京航空学院“北航红旗战斗队”（简称“北航红旗”）的主要负责人。

　　朱成昭与韩爱晶所代表的北京地质学院和北京航空学院，与前述三个名牌大学比起来，在名份上，当时只能算得是二流或三流大学，他们的负责人能与前三所大学的负责人“平起平坐”，主要原因在于这两所学校造反派师生在文革初期出色的“造反”表现。

　　叶向贞是叶剑英元帅的女儿，当时是戏剧学院的学生。她是以文艺口造反派代表的身份参加接见的。

　　我，原是北京地质学院的一名学生，此时是以“首都三司”核心组负责人的身份参加接见的（附带说一句，“首都三司”从来没有“司令”“副司令”的“官衔”和称谓。几十年来，有关这件事的讹传太多了！）。当时，“首都三司”是北京近５０所高校的约６０多个红卫兵组织的联合体。

　　在这次接见中，坐在会议室西侧主不主、宾不宾位置上的一个女人引起我的注意。她头发花白，身穿灰色布料上衣，一眼看去就是一个十足的农村老太。我自８月底参与筹建“三司”，９月初进入三司工作以来，曾多次参加过中央领导的接见，对当时的中央上层人物都认识，对北京高校红卫兵的主要负责人也都相当熟悉。可这个女人是谁？使我颇费心思。她显然不会是某个高校新崛起的红卫兵头面人物——当时，该崛起的已经崛起。那么是新任中央领导？显然也不可能，因为她不坐在领导席上。当然更不会真是一名“农村老太”，——在这样的地方、这样的场合，是绝对不会出现这样身份的人物的。

　　那么，她是谁呢？在如此严肃的场合，我又不便于“交头接耳”询问，只好猜测，一个念头在我脑际闪现：可能是叶群。那时候，毛泽东的夫人江青已经出山，而声名显赫的林彪的老婆还没有公开露面。或许，她早就参加了中央领导接见群众代表和处理许多重大问题的会议，只不过因为没有在主席台上就坐，大部分人同我一样，把她混同于一般中央工作人员，“不识庐山真面目”就是了。

　　这次接见的时间不长，好像也没有特别重要的内容或主题，只是交换或通报了高校运动中的一些情况。在众人闲谈中，江青突然认真而激动地对我们七个人说：

　　“你们不是很能吗？你们为什么不去抓海瑞？听说他在四川经常上街看大字报，与人谈话，很消遥自在么！应该把他抓回来，要他交代问题，接受群众批判！”

　　在场的人都知道，这“海瑞”指的是彭德怀。

　　在我的心目中，彭德怀是中国共产党中功勋卓著的元老之一。天下是用枪杆子打出来的，这是谁都承认的。我的家乡（陕西汉中）刚解放时，“朱总司令”在普通百姓的心目中，是要高过毛泽东的，至少也是与毛并列。在游行队伍中人们第一次看见了标着“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名字的画像，但人们不知道“毛泽东主席“是干什么的，只知道发号施令、指挥军队的“朱总司令”才是打天下的头号领导人。因此，家乡人在称呼中对他们两人排的“座次”是“朱、毛”。

　　西北地区的百姓对彭德怀怀有特殊的感情，当然与他长期在陕北及西北转战和任职有关。我在上初中时，就读过杜鹏程的《保卫延安》。与其他开国元勋相比，彭老总还多了抗美援朝的赫赫功勋。小时候的我深受这种感情气氛的影响，对包括彭德怀在内的共产党中央领导人，都十分崇敬，如同虔诚的信徒，对他们一直是仰视着，望之弥高。后来听说了庐山会议上为民请命的彭大将军倒了霉，但我家乡的村夫们（也包括我），自然是不明就里的。村里人没有探究宝塔尖上“世事变迁”的习惯——这些事情对于他们，如同千山万水之隔、天上地下之遥。如果有那么一星半点“新闻”传到这穷乡僻壤，那也往往是在事情发生好久以后，这些事毕竟与老百姓关系不那么直接。如果有人认为有关，当作一件正经事谈出来，反会受到大家的讪笑，成不了饭后茶余、场边地头的普遍话题。对于彭德怀，人们也只是像听《三国演义》、《水浒传》一样，知道他不当国防部长了。但是，他的威望并没有因此而在村人们的心目中有丝毫的降低，彭德怀还是那个彭德怀。

　　随着年龄的增大，从中学到大学，我对彭老总的观念从没有改变过。从１９６５年开始，发生的有关《海瑞罢官》的正误之争，虽然隐约觉得这事与彭老总有关，但在我看来，这只不过是上层文化人之间的笔墨官司，与老百姓无涉。彭德怀虽然失宠了，但是，作为一个有几十年党龄的老共产党员、革命元勋，我怎么也不会相信他是“反党分子”或“反党集团”的头子。

　　可是，在文化大革命进行了几个月之后，在“工作队问题”刚告一段落的时候，江青却突然提出彭德怀的事，我很有些不解。对庐山会议上的情况我虽然一知半解，但是他在此次会议上为民请命，因此而“下野”，我是听说过的。无论人们私下里怎么看这件事，对他的问题，中央不是早已定案了？他自己不是也早已远离政治了？——在我看来，彭德怀这样的大人物，去西南局建委当个第三副主任，这已经是削职为民，至少也只是“死老虎”了。文化大革命与彭德怀有什么关系？他又不是文化人，他怎么会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内容”和对象？江青翻出这个老账来，究竟有什么“现实”意义？她意欲何为？

　　因此，在江青激动地对我们说这话的时候，我特别注视了一眼周恩来总理的表情，遗憾的是，在他的脸上，我没有看到任何变化。在桌子那边坐着的大人物们，对此，同样没有赞同的表示，也没有反对的表示。犹如一缕风，江青的话似乎没有给任何人留下任何东西，然而经验和直觉告诉我：这肯定是来自毛泽东的一个决策，毛泽东一定是点了头或画了圈的。如果真是这样，那就不是一缕清风而是预兆山雨欲来的那种风了

　　“彭老总又要倒霉了。”我心里不免有些悲伤。

　　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中有这样一段话：“十二月下旬，江青有意激将他（应该是‘她’）的爪牙说：你们这也能，那也能，为什么连个彭德怀也抓不来？为此，戚本禹经过反复筹谋，指使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头头韩爱晶：现在开展‘文化大革命’，中央文革要你们派学生到四川去把‘海瑞’带回北京。”

　　这段话有明显的杜撰成分。对于彭德怀这样一个党中央已经定了案的大人物，毛主席派到三线去工作的元帅，没有毛泽东的首肯，就是江青、戚本禹这类当时的大人物，也是不敢下这样的命令的。而毛泽东１９６５年秋派彭德怀去三线，１９６６年冬又下令把他抓回来，什么原因促使毛泽东改变了主意，值得沉思。

　　此外，在我所见及的一些文章中，都把“揪彭德怀”这类事视为“一举”即可成为“英雄”，就可得“高官厚禄”的事；更有甚者，一些“作者”还干起了编造史实的勾当。其实，当时的大学生们大都不是这样看问题的。在１９６６年６月下旬至７月底，不少大学生已经被划进了“右派”圈里，入了工作队党委的“另册”，也就是说，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已经亲口尝到或闻到了“反党”、“反革命”的滋味。况且，在当权者朝荣夕囚的年代，不要说彭德怀这类早已被打倒了的“死老虎”，就是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乃至于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等大人物，都已经失去权势或在事实上被打倒；各高校内，都有昔日威风八面的当权派或“反动学术权威”被揪出来，上了批斗台。在那个时候，顺着上面的意思，打倒一个人，揪斗一个人，可以说都是“稀松平常事”。“揪彭德怀”，同样不过是奉命而为之的一件平常事。

　　不容争辩的事实是，最高决策层抓彭德怀的指令并没有在大范围内传开，连聂元梓、蒯大富也不想利用“揪彭德怀”这件事“锦上添花”。具体涉入这件事的只有“北航红旗”和“地质东方红”。

　　不知道为什么，当时一心紧跟党中央、毛主席的我，对来自最高层的这个抓彭德怀的指令，心里总觉不是滋味。我回到“三司”，对此一直无动于衷，既未向各院校传达，更没有在“三司”工作中贯彻执行。因此，三司所属院校的红卫兵组织除“地质东方红”（朱成昭参加了这次接见，用不着我给传达）外，都没有参与抓彭德怀的行动。

　　描述“抓彭德怀”的具体过程有许多版本。我所知道的情况是：“地质东方红”的红卫兵首先与彭德怀见了面，并与彭老总进行了不止一次的长谈，由于大家觉得彭老总在庐山为民请命，不应该被打倒，不应该再受磨难，至少，不能在我们“地质东方红”红卫兵的手中受磨难，因此，迟迟没有采取任何实质性的行动。具体负责这件事并与彭老总交谈过的王大来、郑文卿还从成都专程回到北京，希望阻止“抓彭”行动……

　　当“地质东方红”红卫兵犹豫不决的时候，“北航红旗”派往成都的七八个人也找到了彭德怀，他们立即采取行动，把他“抓”了起来，并在１２月下旬的严冬中将彭德怀带到成都地质学院一个寒气袭人的大教室里。“地质东方红”红卫兵了解这一情况后，并不想将彭德怀“抢”到自己的手中。当时，“地质东方红”在成都至少有一百多人，此外，还有众多“三司”红卫兵可以“配合”。只是出于健康和安全的考虑，在乘飞机还是坐火车问题上同“北航红旗”红卫兵发生了分歧。“北航红旗”红卫兵坚持坐飞机“押送”，“地质东方红”红卫兵建议他们坐火车“押送”。为此，“地质东方红”红卫兵还通过电话请求了周恩来总理，得到了支持。但是“北航红旗”的七八个人坚持要坐飞机。不得已，“地质东方红”红卫兵才将“北航红旗”的七八个人拨拉到一边，用大轿车将彭老总送到成都地质局，安排在该局招待所一个条件最好的套间里住了下来。此后，按照周总理的指令，在极严密的安全措施下，将彭老总“押上”了一节专门为他准备的软卧车厢，并伴同他回到北京。从成都到北京，彭德怀一直与“地质东方红”红卫兵及他的警卫参谋在一起，没有外人参与其中。彭老总到北京后，在地质学院住了一夜，第二天，“地质东方红”红卫兵才安全地将他交给由中央派来的解放军官兵。后来知道的情况是，彭老总被押送到北京卫戍区“监护”起来，从此失去了自由。

　　从对共和国元帅的“监护”也可以看出，“抓彭德怀”不是“地质东方红”或“北航红旗”负责人的“心血来潮”……

　　市场上，描述“抓彭德怀”的具体过程有许多版本，却没有“地质东方红”红卫兵的版本。据此可知，书市中关于“抓彭德怀”的绘声绘色的文字会含有多少水分！

　　我写此文还有一个目的，希望人们真实地记录历史，描述历史，反思历史，而不要随意杜撰历史，也不要以为写在纸上的就一定是事实。

　　能实话实说的国家和民族才有希望，才有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