４ 肃反的效果
鄂豫皖苏区"白雀园"大肃反，持续３个月，肃掉２５００多人，团以上干部百分之六、七十被捕或被杀。"'肃反'的对象，主要有三种人：一是从白军中过来的，不论是起义、投诚的还是被俘的；二是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不论表现如何，要审查；三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凡是读过几年书的，也要审查。"（页１５８）概括起来，一是有历史疑问的，二是知识分子的，直到"文革"为止的多次整风、审干运动，无不以这两种人为对象。
清洗这两种人无疑有纯洁革命队伍的理念支持，与党的纲领一致，所以每次"肃反"公开借口都是"清理阶级队伍"。但实际上，或许还是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对权力挑战者的整肃。因此，在鄂豫皖，"原来地方上土生土长的一些领导干部，多被搞了下去。"（页１４６）"被肃掉的大都是有能力、有战斗经验、和群众有密切关系的领导骨干。最早革命的一些领导人，……均先后被逮捕、杀害，令人痛心"（页１５９）张国焘的肃反，主要有两次，对象都是土生土长的领导人或在他之前被派到鄂豫皖来的领导人；时间都是在这些人向他的权力提出挑战之后。
第一次是１９３１年９月旬开始的"白雀园肃反"。起因是９月初曾中生等人在南下（曾）还是北返（张）问题上与张有不同看法，红四军的一些活动分子就在鸡鸣河开会，通过申明书，决定派人向以张国焘为主席的中央分局陈述意见，官司一直打到中央。这使张感到自己的意志难以在四军贯彻，在得到中央的支持后，不久他发动了大规模的肃反。"许继慎经常讲张国焘是老右倾机会主义。为这件事，张国焘很讨厌他。……我想，把他抓起来，这可能是一个原因吧。（页１５７）杀掉了许继慎等人，张国焘建立了他对鄂豫皖苏区的绝对权威。
第二次是１９３３年６月开始的"反对托陈取消派与右派"运动。起因是１９３２年１２月，"在小河口，曾中生、旷继勋、余笃三、张琴秋、朱光同志酝酿，要派人去党中央揭发张国焘的错误，请中央采取措施加以纠正。"（页２２７）张琴秋与陈昌浩交好，想争取他的支持，陈当然不会支持，并立即告诉张国焘。张表面接受了他们的一些意见，但"川陕革命根据地建立以后张国焘便借口'肃反'，陆续将曾中生、余笃三、旷继勋等人逮捕或危害，张琴秋也被降职使用。"（页２２７）从此以后，红四方面军再也没有人敢公开批评他。
处于四面包围中的红军内部残杀，"就连王树声、倪志亮这些老同志见到我，都不敢说什么。真是一片白色恐怖的气氛！"（页１５９）然而"白雀园大肃反"后不久的四次战役，红四军连战皆胜；川陕根据地"反托陈取消派"的同时，红军连续发起三次战役，战绩辉煌，川陕根据地进入全盛时期。正如毛泽东在江西苏区的"反ＡＢ团"没有影响反"围剿"的胜利一样。如果总结胜利经验，张国焘肯定算上"肃反"这一条。正由于"肃反"不妨碍战斗胜利，所以"肃反"的教训从来没有得到认真总结。徐痛彻的说："逼供信，冤假错案，在我党的历史上一再发生，共产主义运动中也不鲜见，很值得研究。"（页１６１）确实值得研究，而且必须在一个相当复杂的思维结构中来研究。
周维炯临死前说："老子二十年后还要革命，我不是反革命，你们才是反革命。"（页１５８）看来，此人只有素朴的革命感情而不真正懂得中国革命，他不懂得，在革命的逻辑中，滥杀同志的人并不一定就是坏人，他或者是好人做错事，或者根本就没错。
这个道理国民党也不懂。"１９４２年陈毅同志到延安的时候亲口告诉我，他在新四军与国民党谈判的时候，特务冷欣亲口对他说：我们略施小计，你们就杀了许继慎。可见，我们是上了国民党的当了。"（页１５８）这个国民党特务也不大了解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杀许继慎诚然是上当，但杀了许，张国焘强化了个人的权威，上下都怕他，因而更加义无反顾地上阵杀敌，并没有因为杀了许继慎就败于国民党。
５ 陈昌浩
陈昌浩是四方面军的政委，有最后决定权。徐与他有许多矛盾，４９年以后陈作为张国焘的追随者，在党史上的形象一直不好。但徐在回忆录中一再说他"很能干，有才气，但年青火旺，盛气凌人，连张国焘都得让他三分。平时，干部佩服他能写能讲，但也怕他发脾气。"（页３３０）
陈昌浩在部队政治工作上有很大成绩："陈昌浩同志有实干精神，对四方面军的政治工作了积极贡献。"（页１９１）军事上也不外行，在１９３２年４月要不要打苏家埠、同年６月要不要西出平汉线作战、同年１０月漫川突围的方法等许多作战中，他都和徐一起坚持了与张国焘不同的正确立场。陈还有一个近乎传奇的故事，１９３０年初，红军缴获了一架飞机。"陈昌浩曾坐上它穿越白区，去过皖西根据地。他那时才２７岁，干起来真行，也有办法。怕驾驶员不可靠，在白区降落，就带上手枪，拿着手榴弹，带他听指挥。"１９３１年１２月２２日，他又坐上这驾飞机到敌占区上空扔炸弹，散发宣传品。（页１７５）
党内的肃反通常是"一逼、二供、三相信"（页１６１）但"陈昌浩同志就更凶喽，捕杀高级干部，有时连口供都不要。这个人干劲十足，但容易狂热。"（页１６０）凭什么呢？那就只能是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和自己看着不顺眼的人。１９３２年６月的木门会议上，"陈昌浩的头脑清醒了些"，他承认抓错了人、同意停止肃反。（页２９８）似乎他也明白随便杀人不好。可是会后不久，他与参谋主任舒玉章为打不打杨森争论起来，舒说："不管你们怎么说，我们和人家代表说了互不侵犯，你们打杨森，犯了错误，是'立三路线'，官司打到中央去，我也保留意见！"
这下陈昌浩可炸了，拍着桌子说：你是个"日本特务"，在这里搞煽动，反对政治委员！下令："马上来人把他捆起来！"……后来，听说是以"反革命"的罪名，把舒玉章杀掉了！（页３２９─３３０）
一方面要停止"肃反"，另一方面仍然捕杀与自己争论的人，可见陈是多么习惯于不把同志的生命当回事。
徐对陈的总的评价是："昌浩同志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事业积极奋斗的一生，对党和人民作出了许多有益的贡献。他对敌斗争勇敢，才思敏捷，雷厉风行，俄文翻译水平相当高。他是＊＊中全会和王明一伙一块上台的，贯彻过教条主义的东西，并一度支持过张国焘的分裂主义，但那时年青幼稚，属于好人犯错误。"（页５７１）
陈昌浩和鄂豫皖省委书记沈泽民都是杀人甚多的左倾宗派主义者，但徐一再认为他们都是"好人"。对不同意自己意见的人就要杀死，这样的"好人"不是在道德的意义，而是革命事业的意义上，革命不就要干劲十足、有狂热性的人吗？
"张国焘这人不是没有能力，但品质不好，他是借口肃反，剪除异已，建立个人统治。不仅搞军队，也搞地方。"（页１５９）早已投敌的张国焘肯定不是"好人"，如果他没有投敌的呢？即使如此，徐还是肯定了他的能力。长征途中张与中央分庭抗礼，四方面军的将领至少是服从了他。直到延安时期清算张国焘时，"由于张国焘统治四方面军多年，又一直挂着马列主义知识分子的招牌，长期在四方面军内实行愚民教育。所以四方面军的一些干部出于对党的朴素感情，对张国焘还有些盲目迷信，把他看作四方面军的代表和化身。对抗大贯彻中央决定，批判张国焘错误的学习产生了反感和不满情绪。在这些同志中，有的甚至走上与党组织对立的悬崖"（６），莫文骅是批张先锋，他的语言不太准确，如"愚民教育"云云，是不会得到四方面军将领认同的，但他反映了一个事实：战争年代，领导人的"肃反"杀人，并不妨碍他的威信，甚至就是立威的主要形式，一个双手沾满红军干部战士鲜血的人仍然是一个"好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