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与毛泽东
一、四方面军会合是长征的胜利。但四方面军兵多粮足，一方面军有"中央"的之名，双方都不很自在。虽说都是共产党领导的，大方向并不矛盾，但实力原则在革命队伍也依然有效。
张国焘对下面散布："中央政治路线的问题"，"中央红军的损失应由中央负责"、"军事指挥不统一"……据说还派人找一方面军的同志了解会理会议、遵义会议的情况等，实际上是进行反中央的活动。在此同时，凯丰、博古他们，则指责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和撤出通南巴是"逃跑主义"，还有什么"军阀主义"啦，"土匪作风"啦，"政治落后"啦，甚至公开写文章抨击。（页４２７─４２８）
双方都对分裂负有负责任："张国焘怀有野心，想当头头，制造分裂，破坏了两军会合后的团结局面。教条主义者没有贯彻毛主席的团结方针，对四方面军吹毛求疵，横加指责，也起了不好的作用。"（页４２９）分裂的责任后来被坚决地划到失败者张国焘的头上。当历史的真相已被改写得难以复原时，徐这种各打五十板的说法其实是很含蓄的，他的真实思想，更可能是对中央方面的不满："说老实话，心里是不痛快的的。四方面军这支部队是从鄂豫皖的一支三百来人的游击队伍发展起来的。打了那么多硬仗，发展到八万多人，很不容易。……怎么又是军阀，又是土匪，又是落后，又是逃跑的？！不看主流，把四方面军说得漆黑一团，对两军团结对敌，没有任何好处，我确实想不通。"（页４２９）
张的肃反把徐的妻子也杀掉了，两人在军事战略上也时有分歧，但张、徐之间仍然保持着过得去的合作关系。尽管可能是张不得不用徐的军事才能，尽管在此过程中徐有过不少委屈和忍耐，但徐对张并不总是否定的。在一、四方面军分裂时，他不会舍弃自己的队伍跟中央红军走。他毕竟是四方面军的总指挥："一方面，几年来自己与张国焘、陈昌浩共事，一直不痛快，想早点离开他们。两军会合后，我对陈昌浩说，想去中央做点具体工作，的确是心里话。……另一方面右路军如单独北上，等于把四方面军分成两半，自己也舍不得。"（页４５３）
不过徐不是锋芒毕露的人。毛儿盖的政治局会议上，他和陈昌浩都同意毛向东发展的主张；１９３５年９月８日，张发电要陈、徐率右路军南下，中央方面反对，开会时，毛等拟好一份要张执行中央北进指示的电文，并要陈、徐表态：
陈昌浩表示，同意电报的内容，建议力争左右两路军一道北上；如果不成，是否可以考虑南下。我同意中央的意见，对南下问题考虑不成熟，没有表态。（页４４７）
这是一次关键性的表态。陈、徐都同意北上，但陈显然愿意考虑南下作为另一种方案，所以次日张再次来电坚持已见时，陈就改变了态度同意南下；而徐没有就南下与否表态，尽管事实上徐肯定不愿离开左路军单独北上，次日也和陈一道同意南下。善于利用矛盾的毛泽东从此捕捉到陈、徐是有区别的。１０号晚上：
毛主席亲自来到我的住处，站在院子里问我：向前同志，你的意见怎么样？我说：两军既然已经会合，就不宜再分开，四方面军如分成两半恐怕不好。毛主席见我是这种态度，便没有再说别的，要我早点休息，遂告辞而归。（页４５２）
当天深夜，毛与中央单独率一、三军团北上。在分裂的前几个小时，毛找他的动机显然是对他和张、陈的关系略有了解，想把他从张、陈那里来分化出来，争取他的支持。他的态度当令毛失望，以至于给徐后来的地位留下阴影。
但处在徐的位置，他的选择是最得体的。即使他想义无反顾地支持毛，也带不走队伍："那时，陈昌浩的威信不低于我，他能说会写，打仗勇敢，又是政治委员。他不点头，我一个是带不动队伍的，只能悄悄地带走几个人。"（页４５４）没有队伍，他对毛的支持也就没有多大价值。正因为徐没有离开四方面军，始终参与掌握着这支部队，即使兵败祁连，他也当之无愧地是这个"山头"的代表，特别是在张遭到清算、陈自我消沉之后。
１９４０年徐重回延安，"总政治部的同志热情接待，……毛主席住杨家岭，很快接见了我。……过了不几天，中央机关通知我搬到王家坪大院去信。那里环境幽静，树木不少，朱德、叶剑英同志也住在那里。"（页６６７）这不是偶然的，师哲记得："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前夕，徐向前同志被调回延安。……不久，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要我把徐向前也请到枣园来住，并要我照顾好他的生活。朱德同志特别交代：'生活待遇要和我们差不多，他是有代表性的人物。'"（７）
生活待遇差不多，但不可能再掌握一个方面军或一个战略区了。军人功勋和位置在其扩兵占地，但是否有机会这样做。则要看毛是否放手让他去干。１９３７年整编时，四方面军的部队被编在刘伯承手下，徐屈居一二九师副师长；１９３８年率该师左纵队赴冀南独立发展，刚打出一片天下，即于１９３９年春被派往山东；山东纵队发展起来后，１９４０年５月调他去延安参加整风；１９４２年５月任晋绥联防司令贺龙的副手；１９４３年春任抗大校长；１９４７年任晋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始终没有开疆辟土、独立发展的机会。后来主要是从地方部队中建起了后来的与阎锡山较劲的十八兵团，终于在国共决战中争了一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