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王一乐
我生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小时候就与父亲一起祷告。还记得第一个祷告－－在我三岁半那年。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们家因为是基督徒被抄家。祖母被打得精神失常。家里有一个红卫兵袖箍，我不懂事，也不知道从什么犄角旮旯里面翻出来，戴在胳膊上玩。爸爸怕奶奶受刺激，让我不要带。可是我不听话，偏要带。父亲就把我拉过去讲道理，让我认错。我认错以后，父亲说这还不够，还要向“天父”认错。我半懂不懂地跟着父亲做祷告，从此就知道人犯错不仅得罪人，也得罪天父。当时给小孩子讲福音是很危险的，可以被判刑。父亲却冒着危险把福音传给了我，并从此开始天天给我讲圣经上的故事。
那段时间是很幸福的，每天都盼着父亲回来。父亲教我算数写字，还要描红模字。晚上，他会给我讲故事，玩捉迷藏，还会带我祷告、睡觉。我最不习惯的是，睡觉前父亲总要亲亲我－－他的胡子可扎了。在我快六岁时一个晚上，我比平常多写了两篇红模字，等着父亲回来“验收”表扬我。等啊，等啊，父亲一直没有回来。到了快十点，家里突然闯进了一群人。为首的一个讲了一句话，拿出一张纸，让祖父签字。幼小的我，意识到了什么，问奶奶：“我爸爸还回的来吗？”奶奶讲：“爸爸回不来了。”我放声大哭。奶奶把我搂到怀里，一字一字地讲：“咱们不哭。”我一下就不哭了，在奶奶怀中慢慢睡去。醒来时，已经是第二天的早晨。奶奶对我讲： “乐乐，我们不信天父了。”（大人怕小孩子出动乱讲，给家里找麻烦）我一听，心里特别难过，想：“我要是不信天父，天父多可怜啊。”眼泪差点掉下来。我是一个听话的小孩，于是嘴上说：“好”，但心里决定：“就是你们都不信了，我也要信。”就这样我开始了我五年没有父亲的生活（父亲后来被判五年徒刑，罪名是 “披着宗教外衣的反革命分子”）。自己时常在没有人的时候，跪下来向天父祷告。等到父亲五年后从监狱出来时，我已经成为一个大孩子。想法和小的时候大不一样，为进化论、共产主义理想（我还生活在理想主义的一代）所吸引。父亲出来以后，有一段时间没有工作。在我和弟弟身上花了许多的工夫，我们后来慢慢回到基督教的信仰。其中令我最难忘怀的，就是敬虔的父亲时常祈祷到夜深人静的二点钟。后来他又回到原来的单位上班了，于是改晚祷为晨祷，每天清晨五点就起床，祷告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然后就上班。敬虔的父亲在我的生命中烙下了深深的印迹。
长话短说。我一直是很顺利的：三好生－－重点中学－－北大。在我的信仰中，由于很多复杂的原因，也筑成了一套“成功”的“神学”。就是：只要敬虔爱上帝，便可以凡事“顺利”。临近毕业与毕业后联系出国的失败，使我的信仰在各种考验中几乎荡无存。当我九二年，最终疲惫地“冲出”国门时，我几乎已经成为一个没有信仰的人。在信与不信的边缘游荡，就差明明白白地讲一句：“我不信了。”然而，从小的信仰，真朴的感情，令我始终不能明明白白地讲这句话。（当我看到评论尼采对基督教的复杂感情与自我的煎熬／摧毁时，我特别有感触，可以理解－－他毕竟从小生活在敬虔的家庭，父亲是路德宗的牧师）。九三年夏天参加一个基督徒的菅会时，一首歌深深打动了我，令我猝然猛醒。
“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
我深知道，他掌管明天；生命充满了希望，只因他活着。”
我不禁暗自询问：“我信的真是一位实实在在的上帝，一位已经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吗？我从小的信仰到底是什么？”于是我下决心重新（！）来了解上帝。这次是下了决心，要了解到底基督教信仰是什么（不再像小时候那样糊里糊涂）。后来，后来。。。。从圣经当中，从前辈基督徒的书籍中，我真正认识了那位主权在握，掌管宇宙万物的上帝。我整个的人便降服在上帝的脚下－－我找到了上帝，也找到了我自己；认识了上帝，我也认识了这个世界，并怎样看待这个世界。一切的一切（理智、情感、意志、。。。）都找到了归宿，找到了立足点。这应该就是兄觉得我“文章体系感很强”的原因吧。上次本想也聊一下哲学与宗教的关系，但因为时间有限，只侃了侃韦伯。在我看来，哲学（特别是经典哲学）提的问题都是关键性的问题，但问题的答案不在哲学的范畴。哲学来答是勉为其难了。哈哈哈，怎么聊着聊着，又深沉起来了。不谈了。总之，我在上帝信仰上找到了真正生命的源头，让我爱－－爱上帝、爱太太、爱父母、爱孩子。。。，让我努力进取，让我。。。让我成为一个在上帝面前整合的人。
"This is my story, this is my song."真交朋友就需要交心。今天主要是和兄谈谈我自己，我这个人。
祝您在新春佳节更加幸福，于来年在生命的历程上有丰盛的收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