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曲临江仙，难抒英雄气 -罗贯中生平概述
心言
“三国演义”开篇，以“调寄临江仙”唱道：“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似乎，经历了元末明初动荡的风雨，罗贯中已经看透功名尘嚣，只以书传杂剧来笑谈古今了。但是，既使仅仅从“三国演义”来看，无论作者表现出的鲜明爱憎，还是对儒家正统观念的推崇美化，都显示出其内心远远没有超越俗尘。
罗贯中，字“本”，别号“湖海散人”，太原清源人（今太原市清徐县）。祖籍四川成都府，先祖罗仲祥后唐时任职青州（即今清徐），因原籍水灾且路途遥远，落籍太原清源，迁居城西白马山（今白石沟）寺沟村。罗贯中父罗锦，兄弟六人，排行第二。自幼接受“水源木本”的家族历史教育，“耕读传家，诗礼教子”。这从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展现的文字功底和对礼节的熟悉便可窥一斑。
罗贯中曾拜「道行于时，匡济斯民」的赵偕为师，在杭州结交一批当时聚集的说话艺人，杂剧作家等，为收集梁山英雄故事到过山东，一生著有“三国演义”，“隋唐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传”，“三逐平妖传”，“粉妆楼”和杂剧“宋太祖龙虎风云会”等，在施耐庵逝后编纂整理并增补了“水浒传”。由于罗贯中把话本小说成功推向成熟的章回小说，被后人誉为与司马迁和关汉卿齐名的一代文豪。
罗贯中生于元末，见证了蒙古贵族的残酷统治和压迫。“三国演义”中曹操奸诈残暴的形象，就被很多批评家认为是对元朝统治的批判。王圻“稗史汇编”中称其“有志图王”，是一个有政治抱负的人。这从其“三国演义”中对政治格局的准确理解以及对战役的谋划描述来看，是有些道理的。
罗贯中写“三国演义”是以“三国志”为主要历史素材的，其中加入大量民间传说和野史等。恰逢乱世，民间对历史故事的传说和对英雄的崇拜无疑为罗贯中在小说中塑造角色提供了很大帮助。比如，小说第一回“宴桃园豪杰三结义，斩黄巾英雄首立功”当中对刘备的描述，就是基于儒家对皇室正统的膜拜，又融入农民对英雄的朴实认识：
“榜文行到涿县，引出涿县中一个英雄。那人不甚好读书；性宽和，寡言语，喜怒不形于 色；素有大志，专好结交天下豪杰；生得身长七尺五寸，两耳垂肩，双手过膝，目能自顾其 耳，面如冠玉，唇若涂脂；中山靖王刘胜之后，汉景帝阁下玄孙，姓刘名备，字玄德。昔刘 胜之子刘贞，汉武时封涿鹿亭侯，后坐酎金失侯，因此遗这一枝在涿县。玄德祖刘雄，父刘 弘。弘曾举孝廉，亦尝作吏，早丧。玄德幼孤，事母至孝；家贫，贩屦织席为业。家住本县 楼桑村。其家之东南，有一大桑树，高五丈余，遥望之，童童如车盖。相者云：“此家必出 贵人。”玄德幼时，与乡中轩戏于树下，曰：“我为天子，当乘此车盖。”叔父刘元起奇 其言，曰：“此儿非常人也！”因见玄德家贫，常资给之。年十五岁，母使游学，尝师事郑 玄、卢植，与公孙瓒等为友。 ”
好个刘备，只这一段就为其今后“仁厚爱民，德昭天下”打好了伏笔。然而“三国志”中蜀史只有十五卷，相比之下，东吴占二十卷，曹魏占三十卷的份量。既然刘蜀仁德天下，那么为什么诸葛亮身后人才乏乏，君昏臣庸，基业荡失呢？当然，明了作者以曹操比喻元朝蒙古统治的血腥种族镇压的用心，也就不必深究了。
相传罗贯中曾任元末起义军张士诚幕僚，后因张不纳其言而出走。作者是否出于政治上的直觉，对朱元璋有所怀疑？所以才置身于义军争霸之外，而又感叹张士诚待民之仁厚，所以把刘备塑造成一位理想的君主呢？
历史上的曹操，在“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策略下，的确屡拒属下劝进，始终不肯对献帝取而代之。广罗人才，一统中原，消除战乱，使经济快速发展。与袁绍的暴戾相比，无疑是一贤相，也就是“魏史”所吹捧的“太祖武帝”。但另一方面，曹操通过屯田制度，对民屯中田客的苛税以及军屯中士兵的奴役压窄也是相当残酷的。民间对曹操的丑化传言与此不无关系，“三国志”中对其负面评价皆引自“曹阿瞒传”，自然为小说写出曹操这一个性鲜活的“乱臣贼子”提供了难得的素材。
“三国演义”作为小说是成功的，时间跨夸越将近一个世纪，有姓名的人物多达四百多位，各个人物都形象独特鲜明，尤其是张飞，曹操和诸葛亮这三个人物。既使人物刻划容易雷同的幕僚谋士型人物当中，诸葛亮，荀□，郭嘉等一流谋士各自的性格差别，思维方式等也是十分突出的。官渡之战则生动细致地描写出古战场以少胜多的范例。小说涵盖的军事知识，政治谋略更常为人所乐道。
显然，罗贯中没有也不可能在那样一个乱世完全逃脱尘嚣。那么，既然对历史政治做了深刻的解析之后，是否能够进一步思考，以历史上改朝换代的规律，还有多少像他这样“有志图王”之士会枉度一生，又会有多少黎民百姓死于这种改朝换代过程中群雄争霸的战乱呢？
刘备也好曹操也罢，不过是趁黄巾起义之机发迹的前朝臣子，而实际推翻东汉的农民英雄在一代又一代的儒生眼里不过是乱匪。往前还有陈胜吴广，多少农民的生命成就了项羽刘邦？而农民在包括罗贯中在内的文人儒士眼里生命不过如草芥，他们皇天后土下生也罢死也罢，不过成就的是“乱世之奸雄，治世之能臣”的曹操刘备们。既使让罗贯中一代感受切肤之痛的大宋，开国皇帝赵匡胤不过是把皇权乱世玩味体会到骨子里的乱臣贼子，而普通文人，普通百姓的命运就操纵在一代又一代此类真命天子之手吗？
假如罗贯中仕途得意的话，必没有精力写作小说稗史。也就没有机会以传统的“图王”眼光纵览历史。但似透不透地看待历史，不情愿地笑说“古今多少事”，心里耿耿于怀的却是不能以儒生“先天下之忧而忧”，臣子报君的憾恨，这才是旧文人始终无法解脱的宿命。更令作者和所有文人遗憾的是，既使像“三国演义”这种经典著作，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竟然无缘面世。罗贯中最终客死他乡，可曾想过今天会在中国文学史上留得青名？而其著作恰如其人，被推崇之极之时却又敬而远之，竟无人敢置身于内认真研究评论。
温故知新，今天的文人们若写出恢宏著作记叙历史可会有栖身之地？今天的政客们可曾愿放弃功利，为黎民苍生的长久平安而不计历史的输赢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