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问为什么你还那么瘦。他说你真是个守信用的人。去年你说你夏天会回来看我们。现在是夏天了。你回来看我们了。但你还是那么瘦。街上警察有没有逗你。他说我跟你说过的，我很干净所以没有警察会找我麻烦。这你还在喝美沙酮吗，喝几多度，三十度。去年呢，去年五十度。可以再减吗。应该可以。我问会辛苦吗。以前试过戒毒，要戒海洛英，戒美沙酮，又是强迫的，突然的，所以很辛苦。现在一直在减，我想去福音戒毒，不用药物的。你知道吗，我去教会了。姑娘带我去的。我不知道怎样回答，就沉默起来。天气很热。又来了新人，山度士葡国人，弹结他的葡国仔，是混血的吗还是真葡国人，山度士是姓还是名，管他呢，阿柱说，他说他叫做山度士就叫做山度士，不会中文的，他在写信，很艰难的，很多人围着的就写一封信。阿兴呢，我问那个很大只在地盘做那个阿兴呢。很久没见他不知他是否在外面。山度士刚出来，出来两个星期。我后来很卑鄙在垃圾桶找到了山度士要写的那封信。我们老早已经忘记了对字纸的敬惜。但他们还是很专心的，一封信很仔细的些，起稿，再抄写，就把原稿扔了。我读着那些小心翼翼的字。“我出来两个星期了”，“不要练beyond”，“philip上”，原来山度士叫菲腊。 但如果你成为对象，成为物，我就成了不道德的人。去年夏天见了那么多人但我什么都没有写因为我不过以他人的不幸为自己的知识财产但我毕竟又见着你了；你说你这真是一言为定而我们就很难；我想你是在说着意志又或者是生存意志的问题。我考了护卫牌了，希望可以找到工作，我真的很想靠自己赚钱，现在还有工作能力。已经很久没犯事了，我问，上一次是什么时候。十年前，他说。这样，我说十年了，大概也不会再犯事了。犯什么事。卖假CD。哦，卖假CD判好重。那时候还不是那么重。没现在那么重。他还是很知道行情的。姊姊怎么了，有没有见。他说还很有亲情的，他们还没有忘记我，过年的时候叫我弟弟给我一封利市。我总是想着你姊姊，奇怪我想着你姊姊。阿柱说，他以前很大只，脾气很大，经常打人的。彼得说，如果我不是头脑那么冷静，我想我会迷上药物的。那种感觉无法形容的浓密。哦是吗，我说我不需要那种感觉。生活本身已经够了，我已经无法承受了。现在在中国西安，学太极。在西班牙，大麻草算是合法，藏有不犯法，可罚款，不留案底。那个美丽高挑的女警阿白Blanca说的。Blanca有点刨牙，脚受过伤，拖着一条很长很深的伤痕，裸着乳房在沙滩晒太阳。我说巴因加，我不能晒了，晒着皱纹黑斑都跑出来了，他们是白人，不管一切地晒着。怕晒的不止我一个，在往摩洛哥费斯城一个蒸汗巴士上我发现的，车里都是阿拉伯人，只有一个黑人，死拉着窗帘不肯放，全程五小时。 吃完晚餐彼得问，要不要吸食。我说不了，我没有需要。洋子和辛都说不。后来我发觉，在澳门我和彼得太熟了，就很颓废的坐在酒店咖啡室里喝啤酒，他说最怕师傅的十二人宴其他人都逼他喝中国白酒，他是欧洲人但连啤酒都不嗜，他说后来我发觉，药物那一种生活令你远离现实。但他没有彼得那么聪明。又或许，现实其实愈远离愈好。我姊姊总说，他说他姊姊是个护士，阿弟你不要用不干净针筒，那时候我年轻又赚到钱又喜欢泡舞厅，还很高挑只是很瘦，我说怎么你减了度数还那么瘦，眼珠呈灰色珍珠老去的颜色，他说是呀嫖赌饮吹都是不良嗜好，但嫖和赌都看不出来，如果你包装得好还很威，但饮和吹就可以看得出来，是身体的事情，但我后来想，你漏了我小时候听说的嫖赌饮荡吹其实我就是衰“荡”：漫无目的的在人世游荡着；彼得称之为对历险的渴求，洋子说“不知能够多久就多久”都是游荡种种；洋子不跳佛兰明高了她说跳舞其实不那么重要，我想她不需要一个姿势必然得着某种自由；阿白我说巴因加我第一次脱了衣服晒但皮肤都裂开，到了北非就涂上厚厚的阿根油，炒米香的再加上比比族人的黑炭眼影粉和黑面纱，阿都我不知道盖着面纱自由些还是脱了小泳衣晒自由些，我只知道阳光的狠毒猛烈，而在玛拉加殊玛典那旧城广场往上那个年轻男子涂黑双眼盖上面纱扮跳舞女子看着我那双黑眼睛真是魔鬼的眼睛，我方知道我们对诱惑或者自由都理解得太少。 行使自由必以堕落为代价。又或者，堕落使自由有所可能。“任性所保护的是最珍贵最主要的东西—我们的人格和我们的个性。生活是某种富有生命力的、自由的东西，而不是按规律和公式起作用的东西；它无论如何也不是某种麻木的东西和使人麻木的东西。”行使自由并且付上自由的代价，有时自由的代价高昂，甚而一生，他说就这样累我一生，虽然那一种感觉，他们无法形容那种感觉，后来眼珠灰暗，形容憔悴并且为人唾弃，进出监狱群居而沉默，如同野狗在荒野之间觅食；“决断不仅是冒险，它也是一种牺牲。人在决断重要放弃自己的某些可能。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学生A•纪德写道：每次抉择都令人可怕，如果人对这种抉择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但不遵循义务的自由同样也是令人可怕的。”但当人选择堕落的时候，往往都是“不由自主”的，也就是说，形式上的自由带着命运的强制性。而当我说意志或许现在我所愿意呈现的，极为幼弱胆怯却远比我聪明的直觉的时候。我就是说：意志与直觉反抗不由自主的命运，即使它以某种自由的形式，譬如“荡”而带领我们惊恐的脚步；“知识如果不是通过怀疑得到的，那就不是真正的认识。生活充满着矛盾，它应当突破矛盾。生活的任务在于克服痛苦和罪恶，怀疑和绝望。” 但生活没有终点，也就是说，我们无法完成反抗的任务。也许因为这一点，我们或选择了“吹” 或选择了“荡”，我说道是我经过反复思虑而做的选择而你的又何尝不是，你说我总觉得我可以控制，当初开始的时候也可以控制，我想你必然也是个很型也很敏感的男子，到后来生活那么低微的希望得到一份护卫员的工作，得到最低限度的尊严，很穷靠公援过日子还是很干净的，不无骄傲地说，我跟你说过的，我穿得很干净又不会跟一大群人混在一起的，警察都不会找我麻烦；但你暗灰的眼珠还是那么专注和灵巧，我相信你也曾经或许还背负着生活的任务，纵使我们无法逃避失败的命运，所以你需要你的上帝，而我无可无不可的想着上帝的在与不在，于克服痛苦和罪恶，怀疑和绝望；这样我写着你或许不至于僭越，因为在灵魂的拷问之前，我们没有谁比谁更经得起拷问；我不选择“吹”正如我们这一群荡人只不过是因为我们更狡猾和胆怯，而且不愿意承担任性的恶果。 阿都教我摩洛哥音乐的contra-tiempo；或许可以译作“反节拍”，就是拍与拍之间的节拍； 佛兰明高舞里我觉得最难掌握一部分，因为最优美的节拍感不是从舞室学习得来而是在生活之中生长的；我不知道摩洛哥音乐原来也使用反节拍作基本节奏。我没想到阿都跳舞，原来他是个体操教练，体操加上音乐就成了舞；他在酒吧的桌子上敲着反节拍教会了我节拍，这样就成了摩洛哥音乐。酒吧里还有尼歌拉和拉夫，英国人但很不英国的吵闹着，尼歌拉很高声地争着说话，老喊着excuse me 所以我们就给她一个花名叫miss excuse me；还有一个很奇怪的中东人老跟我们做着媚眼，都是找寻以为远离便可以找寻快乐的旅人，在摩洛哥玛拉加殊城，而快乐是那种你愈找寻它愈不存在的，他说Benline很清楚的说是Benline不是P&O，都是英国船公司，我父亲是Benline 的deck officer，那时航海系统不那么先进，船在大海之中它说，我父亲要看星星，报告船的位置和航程；我父亲，他说珠海书院航海系毕业的，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苏伊士运河和经纬度，地球和它的位置，他抬头说着远方，而我们看见的不过是墙上的告示和一个炎热下午的风扇，我抹风扇陈先生很好的给我一点车马费，很少的但已经很好，做人要知足；他知道远方但我没有问关于远方，你走的道路已经够远了，那毁灭的自由之路。关于荡者：找个快乐的荡者，或者是音乐，或者是舞或许是一个午后的小酒吧，在远方我们以为有所有。 但其实荡者只是想着极为无聊的问题，譬如说，原来愈老愈黑愈怕晒，哎我上当了，我买了左手用的剪指甲刀，西方消费社会很体贴和尊重人权的，为用左手的人设计了左手用的剪指甲刀。但当荡者剪指甲的时候发掘，原来我们是有左手和右手的，也就是说，剪左手指甲的时候，他还是要用右手去拿小剪刀的，而左手的小剪刀比右手用的贵三个欧元，荡者漫无目的地遐想着，“痛苦的意义仍然是不可解释的，正像不能解释原罪的秘密一样”，生活里面无法解释的召唤，不不因为这些也不因为什么其他，我也不知道我可以做什么或会做什么，但奇怪一天坐在书桌前面便写了，和从前我仔细事先总要设想所有的不一样，我以为我再也不会也不是失望或什么只不过不觉得有任何责任，与人无尤的因此最终必也是自由的，我说星期一我再上来看你。他说我有电话了你记下我的电话，原来手机和一个号码都可以那么的有尊严；他或许开始怕人偷东西了，我记得西维尔圣撒巴斯安广场的大胡子浪人说，警察又来找我麻烦，小偷又偷我东西，我笑想原来浪人都怕人偷东西，他说我从前是一个士兵，你不觉得我跟很多西维尔人都不一样，我说我觉得。他当然跟很多西维尔人不一样，一把大胡子，拖着一只大狗，老远便可以看见他，和一个年轻女子在说话。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