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发现林彪军事才能的“伯乐”是朱德。耒阳之战，林彪一啸冲天，指挥一个营击溃敌军两个团，令全军刮目相看。 湘赣边八月失败给林彪带来机遇，毛泽东破格攫升他为主力团团长，成为与黄公略、伍中豪齐名的“红四军三骁将”。 白沙会议上唇枪舌剑，一场激烈的争论波及红四军全部高级干部。林彪坚定地站在毛泽东一边，给失意的“巨人”留下深刻印象。 “红旗到底能打多久？”身处荒山僻壤，林彪疑团重重，写信向恩师求教，毛泽东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最早发现林彪军事才能的“伯乐”是朱德。 正是这位阅尽沧桑，厚道慈祥的老帅慧眼识英才，从奔腾的马群中发现了这匹俊美而孤独的骐骥，不拘一格，委以重任，林彪才得以逸群而出。 1928年1月，朱德率部在湖南南部举行起义，连克资兴、永兴、耒阳等县城。湘南起义后，参战部队和各县农军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陈毅任党代表，王尔琢任参谋长。2月29日，林彪带领一个连护卫着后勤辎重从永兴赶往耒阳，行至耒阳东南小水铺时，已是深夜。大地一片漆黑，淅淅沥沥的小雨下个不停，山路崎岖，又黑又滑。突然间，枪声大作，数百名民团团丁从暗处杀出，将后勤部队截为数段，不断有人中弹倒下。林彪命令部队收缩，拼死抵抗，好不容易才将敌人击退。清点人数，伤亡三十余人，运送的军用物资被抢劫一空。 林彪沮丧地来到耒阳城，朱德大为恼怒，质问道：“你护送的物资呢?你带的部队呢?你在黄埔军校学的本领呢?” 林彪本来就不善言辞，打了败仗后更是羞愧，低着头，干脆一言不发。 朱德不忍心再责备下去，放缓语气：“你打算怎样善后?” 林彪立正，攥着拳头，说：“我已查明袭击我部的是耒阳县民团谭孜生部，我要他血债血偿。”他将自己的复仇计划如此这般地汇报了一遍。 朱德眼睛一亮，对这位不认输的青年人重新打量了几眼，颔首批准了他的计划。 3月3日早晨，一支打着“国民革命军第十九军”旗号的白军向小水铺开来，领头的国民党军官骑着一匹洋马，年龄不大，人挺清瘦，引人注目的是他那两道浓眉和浓眉下那对闪烁着锋芒的眼睛。这位威风凛凛的国民党军官便是化装后的林彪。 驻扎在小水铺三公庙的谭孜生早闻十九军将到耒阳“剿”匪，没想到他们首站到了小水铺，立即率队出迎。他还洋洋得意地汇报如何剿杀起义军后勤部队的功劳。林彪眯着眼听完汇报，大加赞扬：“谭团总足智多谋，为党国立下奇功，一定报李宜煊师长嘉奖。这样吧，下午就先开一个庆功宴会，我要代师长先行犒赏，务必请那天参加战斗的有功人员参加。” 下午三时，庆功宴会在三公庙召开，庙内庙外，摆了数十桌酒宴，谭孜生和众头目鱼贯而入，进入庙内大厅，依次落座。酒过三巡，谭孜生恭敬地请国军长官致词。林彪不动声色地走到大厅中央，将手中的酒杯一摔，端坐在大厅的二十余名“国军”军官掏出腰中的驳壳枪，一齐开火，把谭孜生和众头目打成血筛。庙外喝得半醉的团丁们听见枪 接着的几件事，更令朱德对林彪刮目相看。 3月9日，李宜煊带领一个师的国民党部队将起义军逐出耒阳城。傍晚时分，王尔琢指挥主力从西门发起反攻，遇阻于坚城之下。激战一个多小时，毫无进展。李宜煊是位沙场老将，从密集的枪声中听出革命军只有少量轻机关枪，根本没有重武器，于是果断下令打开西门，主动发起冲锋，兵分两路，向我军阵地穿插。一时间，兵锋锐不可挡。王尔琢见势不妙，命令起义军撤出阵地。 当晚，军部在灶市街讨论对策，都主张避敌锋芒，唯有朱德没有表态。门外传来敲门声，林彪前来请战，说是愿立军令状，只需一个连，即可击溃李师，收复耒阳。 “请战?” “只要一个连?” 军部领导感到惊讶。 朱德也觉得意外，问道：“好一个林彪，语不惊人死不休。这不是写诗，是打仗。你有什么法宝?” 面对诧异的目光，林彪说出了自己的想法：“现在敌人不明我军虚实，误以为我军已被击溃。耒阳城内，敌人多半是在领功请赏，戒备必定松懈，他们绝对想不到，我军会连夜逆袭。我军应该趁敌不备，大举反攻。” 大家冷静思忖，觉得有道理，不妨一试。 朱德亲自指挥林彪的第七连和第六连两个排从城西马埠岭出发，潜至西门外，突然发起攻击，突入城内。正在睡梦之中的敌军仓促应战，乱成一团。林彪挥舞驳壳枪，领着部队横冲直撞，将敌军建制完全打乱。与此同时，耒阳县三千余农军，从东南北三个方向攻城，上百门松树炮、土铳一起轰响，铜锣、牛皮鼓鼓得震耳欲聋，松明火光将城外照得一片血红。李宜煊得胜之后骤然间遭到夹击，被揍得摸不清方向，无心恋战，带领残部夺路而逃。 耒阳一战，起义军消灭敌军一百余人，抓获俘虏八十余名，缴获枪枝五百余支，可谓大获全胜。 一口气还未喘匀，林彪又找到朱德，提出我军应一鼓作气，风卷残云，将耒阳境内敌军全部歼灭。朱德再次采纳了林彪的建议，令王尔琢带领三个连，兵分三路，直捣新市街的耒阳县常备队和驻在大陂市的耒阳挨户团总局。 根据当时掌握的情报，在新市，不仅猬集着常备队五百余人，还有从郴州、永兴等县逃来的地主豪绅上百人。他们在新市修筑了成群的炮楼，摆出一副决一死战的架势。此地易守难攻，王尔琢准备亲自带队去取新市。 朱德有心考验林彪，对王尔琢说：“派七连去。” 林彪率领第七连在李天佑一千余名农军的协助下，将新市街团团围住。双方僵持了一天，外面的攻不进，里面的出不来。林彪心生一计，命令农军四面放火，一时间，烈焰冲天，防守的团丁、居民担心房子被焚，纷纷放下武器，忙于扑火。林彪下令吹冲锋号，南北对进，一路突进北门攻打常备队队部，一路突入南门，焚烧大地主黄宾虹的老巢，然后四面开花，各个击破敌人，顺利拿下新市。 经此三战，朱德发现林彪沉默寡言的外表下蕴含着过人的才华：此人聪明绝顶，临危不惧，遇乱不慌，沉得住气，稳得住神，是个做大事的材料。更为难得的是，林彪机警、敏锐，善于思考问题，常有出人意料之举。如果假以时日，他会成长为一啸冲天的鹰隼。 1928年3月12日，朱德在伍家祠堂召开连以上军官和耒阳县委委员以上干部会议，提拔林彪为二营营长。 对于这个任命，军中颇有怨言。有人提出，林彪先败后胜，至多功过相抵，如何能破格提拔，比他经验多、资历深的干部有的是。二营之中，也是怪话连篇，说跟着厨师不挨饿，跟着娃子有奶吃。朱德听到这些反应后，付之一笑，他知道，军人最看重的是胜利，能打胜仗自然服众。 四天后，战争便给了林彪一个扬威服众的机会。 3月16日，李宜煊命令副师长李力率领两个团从衡南方向突袭耒阳。此时，朱德、陈毅、王尔琢等人正在小水铺一带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革命军主力分散到全县各个乡镇配合地方工作，耒阳城区只有林彪所率的三个连。朱德派人传信给林彪：立即前往敖山庙设伏，尽量迟滞敌军，为主力集结争取时间。 军情如火，重任如山。 全军都把目光投向刚刚度过二十岁生日的小将林彪身上。 林彪的确与众不同，他的感觉不是沉重，而是兴奋。长期以来，他都是跟随别人冲锋陷阵，从未单独发号施令，现在有了独挡一面的机会，他一心要打个漂亮仗。这种任务越重，对手越强，斗志越旺的特点，林彪保持了一生。 林彪手下三个连合计只有二百七十余人。营部讨论战法时，大多数人都把重点放在固守待援上，唯独林彪口出狂言：“任何时间都不要依赖别人，要立足于自己的力量。” 营部参谋本来就不太服气，反唇相讥：“我们自己的力量只有不到三百人，而敌人是两个团三千余人，怎么依靠自己的力量?” 林彪轻飘飘地说了一句：“我们不是有农军吗?” 耒阳县委一声令下，李天佑带领八千余农军与二营一起来到敖山庙。 林彪视察地形后，更加胸有成竹。他将指挥所设在敖山庙内，命令三个连分作两路，一路埋伏在敖山河的桥头，一路埋伏在敖山圩，耒阳农军也埋伏在道路两旁的油茶山上。 16日下午五时许，敌先头部队陈壁虎一个团逶迤而来，陆续进入伏击圈。陈壁虎见一路上风平浪静，远望敖山圩除了三五个农夫犁田点种外，没有任何异常，遂下令部队休息待命，自己带着几个卫兵向敖山庙走来。林彪见时机已到，朝天一枪，两路设伏部队从桥头和山圩包抄过来，子弹像喷射的火龙朝敌群倾泻，手榴弹雨点般砸向敌人。陈壁虎慌忙命令部队向两旁山上撤退，抢占制高点。没等爬上山坡，李天佑帅旗一挥，几百门松树炮迎面将敌人轰得人仰马翻，八千余名农军刀枪并举，从丛林中杀出。陈团调头向山下跑，又与林彪率领的起义军迎面相撞，双方杀作一团。只用一个多小时，陈团一千余人悉数被歼。 跟着陈团后面的李力听见前面枪声大作，以为陈团遇上了小股农军，督促后续团往前赶，等他们来到战场，禁不住傻了眼，漫山遍野躺着的都是陈团士兵的尸体。而战场上，除了地上的死尸，竟然没有一人。 正在李力诧异时，突然间，松树炮像一阵骤风，喷射到面前，数不清的士兵从道路两旁和丛林之中钻出来，向他们包抄过来。李力以为遇上了朱德的主力部队，急忙下令敌军撤退。 耒阳是林彪的福地。他在这里一战出名，不仅令部下心悦诚服，而且还赢得了朱德的青睐。他像一枝钻出水面的小荷，虽然甫露头角，但给人以新鲜灵动的印象。如果没有朱德的赏识，林彪的军事才能不可能发现得那样早。可惜，对于发现他的“伯乐”，林彪的感激之情只保持了很短的时间。 朱毛会师后，林彪把目光投向了毛泽东。 群山环抱的砻市，在初春的阳光沐浴下，显得格外秀丽。清澈的龙江穿市而过，江畔屹立着一座古老而雄伟的建筑——龙江书院。 1928年4月28日，在中国革命史上是一个神圣的日子。这天，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部队 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了，两双巨手握在了一起。 对于这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会师，作为毛泽东身边联络员的何长工记得十分清楚。他回忆会师的情景时，曾这样写道： 毛泽东和朱德会见地点是宁冈砻市的龙江书院。朱德、陈毅先到龙江书院，当毛泽东来到书院时，朱德连忙偕同陈毅到门外迎接。我远远看见他，就报告毛泽东说，“站在最前面的那位就是朱德同志，左边是陈毅同志。”毛泽东点点头，微笑着向他们招手。 快走进龙江书院时，朱德抢先几步，毛泽东也加快了脚步，早早地把手伸了出来。不一会，他们的两只有力的手掌就紧紧地握在一起了，使劲地摇着对方的手臂，是那样热烈，那么深情。 当毛泽东、朱德的两双大手紧握在一起的时候，一位文学家用诗一般的语言，这样描绘道：“地球一阵轻抖，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5月4日，两支革命武装举行了会师庆祝大会。这一天，云淡风轻，阳光明媚，远近山坡上杜鹃花开得一片火红，砻溪河两岸的田野里，黄灿灿的油菜花散发出阵阵幽香。一万多人把会场挤得水泄不通。在热烈的气氛中，毛泽东、朱德发表了演讲。陈毅宣布两支武装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 此时的林彪，一位二十岁刚出头的一营之长，资历、声望都不出众，加之性格内向，拘谨腼腆，在会师过程中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会师以后，原二十团一营营长李奇中调任他职，林彪调任为一营营长。 是星星，总有闪亮的时候。在井冈山的反“围剿”斗争中，特别是在毛泽东亲自指挥的三打永新和龙源口激战中，林彪机智灵活、善用疑兵的战术风格赢得了毛泽东的赏识。毛泽东以审视的目光注视着这位年仅二十一岁的营长。 1928年夏，湘赣边界遭受了著名的“八月失败”。但“八月失败”却给林彪带来了机遇，使他得以从下级军官的序列之中走上红四军中重要军事领导人的行列。 这年7月下旬，中共湖南省委为了执行上级的“左”倾盲动政策，派杜修经以“特派员”身份来井冈山传达省委指示，欲调部队南下湘南作战。杜修经等人在毛泽东没有到会的情况下，利用二十九团中湘南籍战士思乡心切的情绪，擅自决定井冈山红军主力南下。在决定部队行动的会上，红四军参谋长兼二十八团团长王尔琢和一营营长林彪等人都提出了反对意见，但未被会议接受。 部队南进途中，毛泽东派人送来一封长信，请杜修经、朱德和陈毅重新考虑主力南下决策的利弊得失，建议将主力撤回边界。杜修经不听劝阻，坚持主力南下，攻打郴州。 7月24日，兵临郴州城下。红二十九团首攻未克，败退下来，王尔琢又率领二十八团再次强攻。上午9时，林彪率领的第一营破关夺旗，率先登城。城内敌人遂仓皇撤至郴州城外北郊山下。 红四军全军入城后，二十八团二营在营长袁崇全率领下担负警戒任务，其余部队就地休整。不料，时值正午，北郊山之敌趁二营疏于防备，放松警戒之机，突然间发起猛烈的反攻。城内处于休整状态中的红军主力猝不及防，来不及组织有效防卫，纷纷向城外退去。二十九团全团覆没，二十八团也溃不成军，仓促退守。见此情形，朱德不敢恋战，他下令部队立即向井冈山撤退。 俗语云：“福无双至，祸不单行。”部队在向边界撤退途中，二营长袁崇全惧怕追究失败之责，率部叛逃。在他的诱惑下，共有四个连的部队被拖走。这时的形势十分严峻。 革命的力量来之不易。朱德当机立断，派林彪带一营追踪搜索，王尔琢自告奋勇，单枪匹马追赶袁崇全，对他进行劝阻。 林彪率部疾追，很快便追赶上了二营，并包围了二营驻扎的恩顺圩。袁崇全命令反包围。双方一场血战在即。正在此时，王尔琢也赶到了恩顺圩，他高声喊话，劝二营的士兵们不要受蒙蔽，做出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红军不打红军。被胁迫和蒙骗反水的二营士兵听到军参谋长的喊话，纷纷放下了武器。袁崇全见事已败露，恼羞成怒，举枪对准王尔琢就是一梭子，然后遁逃投敌。王尔琢当场牺牲。 王尔琢是湖南省石门县人，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大革命失败后，他发誓不铲除反动派绝不理发，因而蓄下了一头乌黑发亮的长发和络腮胡子，军中人称“美髯公”。从南昌起义到湘南暴动，再到会师井冈山，王尔琢亲自参予了对革命军队的创建和领导，深得广大红军官兵的拥戴。 王尔琢牺牲的消息传开，红四军中一片痛哭之声。亲自率部前来接应主力的毛泽东闻讯，深感痛措。他连夜赶写了一副挽联，寄托自己的哀思： 一哭同胞，再哭同胞，同胞今已矣，留却工作谁承受? 生为阶级，死为阶级，阶级念如何，得到平等便甘心。 “留却工作谁承受?”毛泽东、朱德思虑再三，决定由林彪接任王尔琢的职务，担任红二十八团团长的重任。 二十八团，是叶挺独立团的老底子，并补充了南昌起义、湘南起义的精干力量。全团一千九百多人，战斗力最强，是红四军中有名的“钢铁团”，一个团可以与国民党军一个师抗衡。委派年轻的林彪任此重职，表明了毛泽东对林彪的器重和希望。 严格地说，从林彪担任红二十八团团长始，他才开始了和毛泽东形影不离、“紧跟”毛泽东的历史。王尔琢的倒下，换来了林彪的升起；王尔琢不死，林彪的历史或许是另外的写法。 井冈山时期，工农红军除了消灭敌人，保存自己之外，面临的另一个艰巨任务就是如何把这支由农民组成的游击队锻炼成为党直接指挥下的人民军队，毛泽东经过深思熟虑，决定分两步走，首先用铁的纪律进行约束，然后从思想上彻底肃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在这两步走的重大步骤中，林彪都发挥了引人注目的作用。毛泽东八年后对一位外国记者讲述道： 红军在物质上和政治上的情况有了改进的同时，还存在着许多不良倾向。例如游击主义就是一种弱点，反映在缺乏纪律、极端民主化和组织涣散上面；另一种需要克服的倾向，是流寇思想，不愿意安心做建立政权的艰苦工作，喜欢流动、变换环境，喜欢新奇的经历和事件。还有军阀主义残余，个别指挥员虐待甚至殴打战士，凭个人好恶，对人有所歧视或者偏爱。 经过多方面的努力，逐渐地，红军的群众工作改进了，纪律加强了，新的组织方法也摸索出来了。……红军给战士规定了三条简明的纪律：行动听指挥；不拿贫农一点东西；打土豪要归公。后来在上述三条之外，又添了八项，这八项是： 一、上门板； 二、捆铺草； 三、对老百姓要和气，随时帮助他们； 四、借东西要还； 五、损坏东西要赔； 六、和农民买卖要公平； 七、买东西要付钱； 八、要讲卫生，盖厕所离住家要远。 毛泽东讲到这里，特地停顿下来，加以说明，“最后两条是林彪加的。这八项注意执行得越来越成功，到今天还是红军战士的纪律”。 毛泽东用人选将的重要原则是：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用人放手，纵横自由。他欣赏林彪，放手使用林彪，林彪也能充分施展手脚，发挥聪明才智，创造出一流成绩。 1929年春，红四军重新整编，下分三个纵队，林彪担任主力纵队——第一纵队司令，与伍中豪、黄公略并称为毛泽东手下的“三骁将”，深受毛泽东器重。 这年，林彪才二十二岁。 1929年春，在红四军高级干部中发生了一场波及全军、异常激烈的争论。这场争论由于主要在毛泽东与朱德之间展开，披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上，人们都讳莫如深，党史上也语焉不详。 争论最早溯源于中央的二月来信。1928年10月，共产国际书记布哈林在中共六大上发表演讲时，对农村苏维埃运动的前途十分悲观，认为中国红军“只能分散存在，如果集中， 则会妨害老百姓的利益，会把他们的最后一只老母鸡吃掉，老百姓是不会满意的”。根据他的指示，中共中央于1929年2月7日致信朱毛及湘赣边特委，要求红四军前委应有计划地将主力分解为小部队，散入湘、赣边境各乡村，“深信朱、毛两同志目前有离开部队的必要”，这样一方面有利于红四军分编计划的执行，另一方面又可以用他们武装斗争的经验来指导全国革命。中央甚至还设想出发布假消息，对外宣称朱毛死亡，以便他们安全地撤出根据地。接到中央指示信后，朱德主张按中央命令办事，毛泽东持不同意见，他召开红四军前委会议，说服大家横下一条心，坚定地实现赤化江西、兼及闽西浙西的战略方针。他在给中央复信中从四个方面阐明了红军不宜分散的理由，并坦率地指出：“中央要求我们将部队分得很小，散向农村中，朱、毛离开部队，隐匿大的目标，目的在于保存红军和发动群众，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毛泽东说服中央收回成命，但红四军中开始产生分歧。一部分本来就主张分兵游击、不愿做根据地艰苦工作的干部借题发挥，认为毛泽东不服从党中央的决定，要求毛泽东只管党务，不要管军事。这种分歧还因前委与军委的关系问题而进一步复杂化。 在朱毛会师以后，在红四军中前委与军委一直并存，军委置于前委领导之下，以确保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陈毅等率领红四军离开井冈山，向赣南、闽西进军。在行军途中，敌人围追堵截，山道崎岖险峻，形势复杂多变，为应付突发事变，红四军决定军委停止办公，将权力集中到前委，由毛泽东任前委书记。到了1929年5月，随着赣南、闽西根据地的开辟和党务、政务、军务、群众工作的展开，前委工作繁重，难以兼顾军委工作，遂决定军委恢复办公，并由新到红四军工作的刘安恭任军委书记，并接替毛泽东的政治部主任职务。 刘安恭是从苏联学成归来的年轻干部，虽然具有指挥经验和军事才能，后来又在战争中英勇牺牲，但他在红四军中却起了很不好的作用。他生搬硬套苏联红军的一些做法，推行首长负责制，认为前委代替包办了军委的工作，党代表权力过大。在他的主持下，临时军委会议作出决定：前委只讨论红四军的行动问题，不要管军队的其他事情。这就限制了上级党委——前委的领导权，实质上是限制了党对红军的领导。 朱毛对刘安恭的做法表示了不同的态度。朱德表示赞同，他认为军委与前委分清彼此的职权范围，有利于工作的开展；毛泽东坚决反对，他认为这不是简单地分权问题，而是从根本危及党对红军的领导、关系到民主集中制和根据地建设的重大原则问题。朱毛两人的对立态度导致争论进一步升级，使红四军高层领导分歧公开化。 在这场争论中，一向沉默寡言的林彪表现出鲜明的立场，坚定地站在毛泽东一边，主张废止军委机构，由前委代行军委职权。他还将火力对准了亲自提拔过他的朱德。 1929年5月底，红四军前委在福建永定县湖雷召开会议讨论分歧意见。刘安恭与林彪成为两种对立意见的代表人物，展开了激烈的争辩。 刘安恭等要求成立军委，认为“既名四军，就要有军委”，建立军委是完成党的组织系统。他们还指责前委“管得太多”，“权力太集中”，不但“包办了下级党部的工作”，还代替了“群众组织”，甚至攻击前委领导是“书记专政”，有“家长制”的倾向。很明显，刘安恭的矛头主要是指向毛泽东。 林彪等人则针锋相对地提出，现在红军只是一支四千多人的小部队，又处在频繁作战、游击动荡的环境之中，领导工作的中心还在军队，“军队指挥需要集中而敏捷”，由前委直接领导和指挥更有利于作战，不必设重叠的机构。林彪说，如果在前敌委员会之下、纵队委员会之上再插入一个军委，人也是这些人，事也还是这些事，一层层议，一层层往下传，这实际上是一种只看外表不重结果的形式主义，这些形式主义者的要害在于试图成立军委，与党分权。 两种意见争执不下。红四军移师福建上杭白沙，准备在6月8日召开前委扩大会议，出席者扩大到连以上干部。 白沙会议召开前三小时，林彪派人飞马给毛泽东送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说：“现在四军里实有少数同志的领袖欲非常高涨，虚荣心极端发展。这些同志又在群众中是比较有地位的。因此，他们利用各种封建形式结成一无形的结合派，专门吹牛皮攻击别的同志。这种现象是破坏党的团结一致的，是不利于革命的，但是许多党员还不能看出这种错误现象起而纠正，并且被这些少数有领袖欲望的同志所蒙蔽。”另外，林彪还用了“政客手段”、“卑污行为”、“阴谋”等语言，矛头直指朱德。 会议开始时，毛泽东公开了林彪的信，一下子将林彪推向了风口浪尖，置于众目睽睽之下。林彪也不含糊，索性尖锐到底。他站起来发言，毫不隐讳地声明，自己这封信是专为军委问题而写的。 刘安恭与林彪再次发生激烈争论。刘安恭发言说：“毛泽东总是强调党的绝对领导，按这条标准来衡量朱毛，两人存在很大的差异。朱德是拥护中央指示的，毛泽东总是自创原则，拒绝中央的命令。这次拒绝共产国际和中央二月指示就是一个明证。所以，现在不仅有一个划分前委与军委职权的问题，还有一个红四军是留朱还是留毛的问题。” 针对刘安恭对毛泽东的指责，林彪激愤地说：“关于军委的问题，我信上说得十分明确，理由不再重复。有一点需要指出，朱德一贯喜欢说大话，吹牛皮，喜欢用政客手段和封建手法拉拢部下，形成团伙。这次他支持成立军委就是想借此脱离前委羁绊。” 刘安恭和林彪的发言再一次令争论升级，并将红四军两位创始人逼到不得不表态的悬崖边。 宽厚待人的朱德想用他的恭谦和包容缓解会场上剑拔弩张的紧张气氛。他耐心地解释道：“有人说我放大炮，说大话，说过要红遍福建、江西，打到武汉、南京，解放全中国。这不叫‘吹牛皮’，这是为了鼓舞革命斗志。有人说我拉拢下层，常和下面的官兵混在一起，搞所谓的小组织活动，这是为了和下级打成一片，便于及时了解情况。” 在原则问题上，毛泽东从来就不让步。他没有像朱德那样去缓和气氛，而是采取了道不同不相为谋的态度。他将一份书面意见放在会议桌上，简短地说：“从机构设置上看，军委不仅与前委重复，而且是同前委分权，更为重要的是动摇了党管理一切的最高原则。现在，前委不好放手工作，但责任又要担负；部分负责干部对于决议案没有服从的诚意，讨论时不切实地争论，决议后不仅反对，还要将责任归咎于个人，前委陷入了不生不死的状态。我不愿在不生不死的前委工作。我提出辞职!” 毛泽东的这一举动，出乎全体与会人员的意料。他在红四军和根据地的威望是无人可与比拟的。毛泽东此举，使大部分与会者对军委与刘安恭的做法很不满意。在投票表决中，前委以三十六票赞成、五票反对的压倒多数，决定撤销军委。这样一来，刘安恭的军委书记一职自然不复存在，他改任红四军第二纵队司令。 白沙会议虽然撤销了军委，但争论范围还在继续延伸。刘安恭散布了许多挑拔离间和攻击毛泽东的言论，硬说红四军中有拥护中央派和反对中央派。少数人还有意将党内分歧意见散布到一般战士中去。这种言论极大地紊乱了指战员的思想。毛泽东再次萌生离开前委的想法。 林彪看出了毛泽东的矛盾心理，白沙会议刚结束又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请江华转交。江华后来回忆说：“当天夜里，林彪给毛泽东同志送来一封急信，主要是不赞成毛泽东同志离开前委，希望他有决心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 为了搞清问题，红四军前委要求朱毛两人提出书面意见，详细陈述自己的观点。6月14日，毛泽东写了《复林彪同志信》；15日，朱德写了《答林彪同志谈前委党内争论的信》。 毛泽东的信从历史和环境两方面说明了红四军内部存在的问题和争论的原因，列举了“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军事观点与政治观点”、“流寇思想与反流寇思想”、“形式主义与需要主义”、“分权主义与集权”等十四个问题，认为党对军队的领导是红四军目前存在的关键问题。在信中，他阐述了反对军委与前委并立的四点理由：一是分权，不能集中领导；二是重复，毫无必要叠床架屋；三是危及党领导一切的最高原则；四是动摇了前委在组织领导上的威信。毛泽东希望党组织批准自己到莫斯科学习的请求。 朱德则认为，在红四军中，确实出现了党的组织替代群众组织、忽视基层工作的缺点，形成了书记专权的沉闷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6月中旬，《前委通讯》第三期将《林彪致毛泽东的长信》、《毛泽东复林彪同志信》和《朱德答林彪同志谈前委党内争论的信》一并刊印出来，让各种意见公开亮相，于是争论也进一步公开化。在四军中和根据地内，人人都可以对毛泽东、朱德说长道短，而且争论的内容也远远超出了前委与军委关系这一范畴。 6月22日，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在龙岩城内召开。毛泽东在会前建议，通过采取总结过去斗争经验的办法达到统一认识、解决红军建设中主要问题的目的。这一建议没有被采纳。红四军七大由陈毅主持。会议认为，毛泽东是前委书记，对争论应多负些责任，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大会改选了红四军党的前敌委员会，由中央指定的前委书记毛泽东居然落选了，陈毅被选为前委书记。 林彪等人表示不能认同这样的结果。 毛泽东在会上最后发言。他神情凝重，几乎是一句一顿地说：“现在还是要根据我们历来实际斗争中的经验，加强政治领导，加强党对红军的领导，军队要做群众工作，要打仗，要筹款。至于会议对我个人有许多批评，我现在不辩，如果对我有好处，我会考虑；不正确的，将来自然会证明这个不正确。”会后，毛泽东被迫离开了他一手拉扯大的红四军，到闽西特委指导地方工作。 对于红四军七大，中央后来做了严肃地批评。主要是四点：第一，对朱毛两同志的问题，前委自己不先提办法，而交下级自由讨论，客观上是放任内部斗争，关门闹分歧。第二，没有从政治上指出正确路线，只是在组织上回答一些个人问题。第三，削弱了前委的权力，客观上助长了极端民主化的发展。第四，对朱、毛问题没有顾及他们在政治上的责任之重要，公开到群众中没有指导的任意批评，使朱、毛两同志在群众中的威望受到影响。中央要求前委采取补救措施挽回上面的负面影响。 三个月后，红四军在福建上杭县城召开第八次代表大会，致信毛泽东要他出席会议。毛泽东这时对于主持前委工作的陈毅颇有意见，拒绝与会。他在回信中说：“我平生精密考察事情，严正督促工作，这是陈毅主义的眼中钉，陈毅要我做‘八边美人四方讨好’，我办不到；红四军党内是非不解决，我不能随便回来；再者身体不好，就不参加会议了。”回信送到上杭后，前委觉得毛泽东态度成问题，又给了他一个党内“警告”的处分。毛泽东只得坐着担架赶到上杭，等他赶到时，会议已经结束。大家见他病得实在厉害，让他继续养病。 红四军八大开得很不成功。红四军代理军委书记熊寿祺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由于实行所谓“由下而上的民主制”，开会就得争论半天。大大小小的问题，事先没有准备意见，就拿到会场上来争，往往争论到最后还得不出一个结论。举个例子，为了确定红军法规中党代表权力问题，讨论了整整两天仍旧没法解决，结果还是决定请示中央。八大在熙熙攘攘中吵了三天，毫无结果地结束了。这次会议用事实证明，削弱党对军队的领导、实行极端民主制后，即使是像红四军这样的雄师劲旅也会变成一支没有统一意志和铁的纪律的“乌合之众”。 红四军党内的争论引起了党中央的重视。陈毅奉命赴沪汇报。在上海，周恩来、陈毅起草了《九月来信》，要求派人请毛泽东重新主持红四军工作。在嗣后召开的红四军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朱德对毛泽东的离职也深感不便。“朱不离毛，毛不离朱，朱离了毛，过不了冬”，朱德与同志们一起联名写信给毛泽东，请他病愈后即回红四军前委主持工作。战友之情，溢于字里行间。 当时担任第四纵队参谋主任的罗瑞卿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 参加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听到了四军党内的一些争论，也听到了对当时中央那封来信的讨论，有所谓“留毛还是留朱”的问题。当时自己不理解，觉得党内怎么会有这样严重的斗争。足见我当时的幼稚和无知。 关于部队的行动问题，一些人当时不听主席的意见，坚持主张分兵去闽西，结果二、三纵队出闽中，一、四纵队留闽西。听说当时主席有病，留闽西永定养病，并指挥一、四纵队在闽西做巩固和扩大赤区，进行分配土地、建立政权的工作。当时第一纵队司令员是林彪，二纵司令员是刘安恭，三纵司令员是伍中豪。 去闽中的二、三纵队打了败仗，又不得不折回闽西。……在上杭，又召开了红四军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红军党内广大干部和党员要求主席回来，在大会上有很强烈的反映。以后，主席回来了，听说是坐担架回来的。主席回来后发了一封告党员干部的信，批评了某些犯错误的人及其错误主张。 但是部队的行动问题，仍然不听主席的意见，仍然按着中央来信的精神，于是又把红军的三个纵队拉去打广东的梅县。二纵队在广东边境打虎头沙时，纵队司令员刘安恭牺牲。这是一次血的教训。 在汀州，我被调到纵队司令部任宣传科长。部队向上杭、龙岩地区前进时，主席召开了纵队党代表以上干部调查会。每天都开，行军时则一到宿营地就开。主席亲自手写口问，并与到会人展开讨论，会议空气十分活泼、自然、愉快。这就是有名的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的准备。 1929年12月，在闽西古田村，主席亲自主持了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亦即历史上著名的“古田会议”，并为大会起草了决议。这个决议对于军队的建设起了划时代的作用。 在红四军第七次党代会上发生过的争论只不过是历史长河中的一朵浪花，朱毛之争也不过是他们漫长合作过程中的一段小插曲。但是在朱毛之争中，林彪却获得了巨大的政治资本，毛泽东对林彪在患难时挺身而出，全力支持自己十分感激，他更加信任和重用林彪。 在这以后的一段时间，林彪也曾受到过毛泽东的严厉批评。 1928年5月，林彪自从登上井冈山以后，眼见敌强我弱，环境险恶，前途渺茫，心存许多疑虑。担任了第一纵队司令员后，他还曾多次散布，“现在边界很困难，只有红米饭、南瓜汤是不行的，一定要打出山去，否则没法维持”。 罗霄山脉高耸入云，红色区域与外界隔绝；还处于敌人的重重包围之中。在国民党的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下，部队中流行着一种内含悲观的拼命主义。战士们把武装带称作“牺牲带”，当谈论到革命的前途时，他们便把两眼瞪圆，不无凄怆地说，“牺牲的时候，革命可能就成功了”。 一种黯淡和悲观的气氛如同山中湿雾在井冈山蔓延散开。有的干部们就私下议论起“红旗能打多久”和“井冈山要守到何时”等问题。林彪也受到了这种情绪的感染。 毛泽东对此并不否认，他也感到寂寞和清冷。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毛泽东坦诚地写道： 我们一年来转战各地，深感全国革命形势的低落。……红军每到一地，群众冷冷清清，经过宣传之后，才慢慢起来；和敌军打仗，不论哪一军都要硬打，没有什么敌军内部的倒戈和暴动。马日事变后招募“暴徒”最多的第六军也是这样。我们深深感觉寂寞，我们时刻盼望这种寂寞生活的终了。 即令如此，毛泽东仍然没有放弃他那“留得五湖明月在，不愁无处下金钩”的信念，他要朝着工农武装割据，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政权的目标坚定不移地前进。 是坚持巩固的根据地，波浪式地向外发展，而使星星之火，形成燎原之势，还是分散出击，打到山外，闯州过府，形同流寇，这是当时的重大原则问题之争。林彪力主分散出击。 1929年就要过去了。在岁末“古田会议”结束不久，林彪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在信中坚持对形势的悲观估计，怀疑“井冈山红旗究竟能打多久？” 对于林彪提出的这个问题，毛泽东十分清楚它的代表性。1930年初，毛泽东整整花了五天的时间，给林彪写了一封长达六七千字的回信，并以《时局估量和红军行动问题》为题，印发各纵队、大队党支部，展开讨论。 毛泽东语重心长地写道： 林彪同志，我从前颇觉，至今还有些感觉你对于时局的估量是比较的悲观。去年5月18日晚上瑞金的会议席上，你这个观点最明显。我知道你相信革命高潮不可避免的要到来，但你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因此在行动上你不赞成一年争取江西的计划，而只赞成闽粤赣交界三区域的游击；同时在三区域内也没有建立政权的深刻观念，因之也就没有由这种赤色政权的深入与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观念。 毛泽东严肃地批评了林彪的悲观思想和流寇思想，他写道，“这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不答复中国革命根据地和中国红军能否存在和发展的问题，我们就不能前进一步。” 在信的最后，毛泽东以诗一般的语言和激情勉励林彪振作起来，丢掉悲观情绪，迎接革命事业对他的选择，不辜负他本人对林彪的厚望。毛泽东写道： ……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眺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1948年，中共中央决定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准备收入这封信。时在东北的林彪闻讯，急忙致电党中央和毛泽东，说“我同意在党内外公布这封信。为不致引起误解，我同意公布信的内容，而不公布我的名字”。毛泽东善意地答应了林彪的恳求，删去了林彪的名字和信中对林彪的批评部分，把题目改成《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泽东怎么也不会想到，林彪却有不认账的时候。 1968年，林彪重返井冈山，远眺竹林云海，近聆流水潺潺，一时兴起，填下了一首《西江月·重上井冈山》的词，并送呈毛泽东阅： 繁茂三湾竹树，苍茫五哨云烟。井冈山搏斗忆当年，唤起人间巨变。红日光弥宇宙，战旗涌作重洋。工农亿万志昂扬，誓把敌顽埋葬。 四十年前旧地，万千往事萦怀。英雄烈士没蒿莱，生死艰难度外。志壮坚信马列，岂疑星火燎原。辉煌胜利尽开颜，斗志不容稍减。 毛泽东看后，微微一哂，用红铅笔在“志壮坚信马列，岂疑星火燎原”下面重重地划了二条粗杠，并打了一个问号，说道：“这是历史公案，不要再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