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香伴青春成长

圣诞节前夕，儿子从大学回来度假。我细细地观察儿子的言行举止，捕捉孩子成长的迹象。刚作大学新鲜人的男孩依旧稚气未脱，时见他看卡通玩电子游戏，但更多的时候见他沉浸在阅读中， 神情专注，若有所思。随手翻翻儿子案头的书：艾略特的《荒原》，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 …我的心头掠过一阵喜悦, 欣慰儿子的心扉已经向伟大书籍敞开, 开始认真地与穿越世纪的诗人哲人对话， 让智慧之泉滋润待垦的心田。

心智初开的青春岁月无疑是读经典名著的黄金季节。回想我自己阅读名著的高峰时期，也是这般年龄。说来有点不可思议，这么多终身受益的好书竟然读在文化气氛萧瑟的七十年代。

十四岁那年， 我参军来到西北一座小城。全城只有一家新华书店。 隔着柜台望去，书架上排满红宝书外，还有马恩列斯传记和鲁迅著作。那时我的津贴微薄，可书也相当便宜，我最初的书籍收藏是从鲁迅杂文集，弗.梅林著的《马克思传》，娜.康.克鲁普斯卡娅著的《列宁回忆录》开始的。林彪事件发生后，记得毛泽东说过一句话：“认真读书，弄懂马克思主义”。 我开始懵懵懂懂接触马恩列斯经典著作。就我当时知识水平而言，这类书显然过于晦涩艰深。凭依对神圣的敬畏，对真理的向往，我耐心硬着头皮读，力图寻找基本概念的线索和时代背景，训练思维，培养定力。我不敢夸口读马列经典提高了心灵领悟和哲学智慧，但确实提升了读书的品位，萌发了对历史哲学自然的兴趣。托尔维尔著的《1848年法国革命》，赫胥黎著的《进化论与伦理学》，周一良主编的《世界通史》等书是在这个时期阅读的。

欧洲和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也是在这个年代进入我的阅读视野。文革时代虽然书业萧条，图书馆封闭，但是地下悄悄涌动的民间读书的暗流从未间断过。所幸上世纪新文化运动以来，大量欧洲古典文学和苏联现代文学书籍引介入中国， 尽管文革浩劫不输秦始皇焚书坑儒，但“人间犹有未烧书”。五花八门的书籍从公立图书馆和私家书橱流落到民间， 每本书都浸透沧桑在陌生人手上传递，使得像我这样求知若渴的青年人时不时能与经典名著萍水相遇。

那时我在某驻军医院内科当卫生员。书源主要来自住院病人。这家颇具规模的军队医院远近闻名。附近的野战军，省军区，总参，二炮下属部队都有病人转来治疗；驻地地方政府和秦岭山沟里军工企业也千方百计寻求这家医院的服务。 当形形色色养病的人暗下带着书来打发住院时光时，这些书立马被我们这帮眼尖的女孩子盯上了梢。那年头军队里年轻的女兵青春靓丽，风头最健。大凡这些小女兵开口借书，没有人能忍心拒绝。于是医院成了我们的近“书”楼台，常年手头流传着引人入胜的书。而我正是在那段读书岁月，开始认识狄更斯， 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开始欣赏雪莱， 歌德和普希金；开始着迷《红楼梦》，《水浒传》和《三国演义》… …在禁锢年代偷尝“禁果”， 不难享受到金圣叹所说“雪夜闭门读禁书”的乐趣。这些历经岁月磨洗的文字作品闪现出来的思想艺术光辉照亮了启蒙之路。

文革后期冰封的图书出版业有些许解冻。来医院休养的部队首长和地方官员带来大字号内部发行的书籍；在太白山区从事“敌台”监听的总参情报人员带来进口的英文书籍。我又趁机截流，从享有特权的病人手中获得市面不流通的好书。丘吉尔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朱可夫的《回忆与思考》以及尼克松的《六次危机》等书是这样读到的。

噩梦醒来的七六年，劫后的文化出版界大地回春，许多尘封多年的名著再次重印。经历过无书可读之苦的人们涌向书店排着长队等候购买文学名著。我那时也跟风抢购一批古典文学书籍，让这些漂亮的书堂而皇之站立在书架上。后来，商务印书馆推出“汉译名著”系列，我也是逢书必买直到出国。遗憾的是，随着越来越快的生活节奏，越来越重的专业学习压力，越来越多的流行文化形式，使当年曾经为之如痴如醉的名著成为虚设。愧乎！青春已去，激情不再！

如今，自小喜爱读书的儿子长成十八岁，开始系统阅读经典名著。我为儿子的读书情趣和品位而欣喜。祈望儿子在诱惑层出不穷的浮躁年代，潜心读书，熟悉伟大心灵，把握世态人情，磨砺思想智慧，成为一个有人文关怀，有精神品质， 有写作文采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