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献忠的死，并不意味着四川人灾难的结束。甚至可以说，川人的灾难不过刚刚演完第一幕。
三百多年以来，四川一直流传着这样的说法：“张献忠剿四川，杀得鸡犬不留”，“八大王(即张献忠)血洗四川，在劫者难逃”。清代多种史书更是说，张献忠把四川土著几乎杀光。
解放后，新一代史学家对于张献忠滥杀无辜的说法深感愤怒。通过深入考证，他们有力地推翻了这一说法。据他们辛勤搜罗，在《“张献忠屠蜀”考辨》等文章中证明，第一，在张献忠走后，四川起码还生存着和张献忠作战的军队数十万。其中至少杨展有数万，曾英也还有兵二十余万，“其他逃匿山区、结砦依险者更多。如通江县地主朱应先，‘家号素封’，张献忠在蜀时，他‘散财招士，结砦依崖’，‘活者百家，抚流亡者千数’”。
“第二，还有一些人(大多是地主)，在张献忠起义军占领期间，逃离家乡，以后又陆续返回故里的。”
“第三，在四川境内留下的传说中，一般的也说经张献忠起义之后，每个县都还留了一些人。如灌县的贾、苟、皮、王等姓，郸县的孙、唐、苟、范、徐、马、刘等姓。至今有些地名，如邛崃县石头公社的逃命沟、火升公社的躲兵岩、大邑县服江公社的逃亡坝(唐王坝)，均与明末地主逃匿有关。”
新一代史学家通过这些有力的证据，证明了“张献忠滥杀无辜”是地主阶级恶毒的反动宣传，张献忠杀人是革命行动。张献忠不但留下了一些人不杀，而且这些人还不在少数。
可惜的是，这些幸存下来的人，大多也没有逃过以后的连续不断的灾难。正应了智慧的中国人的老话：“大难将至，善人先死”，盖后死者的使命只是承受更多的灾难。
第一重灾难是饥荒。
由于张献忠据蜀期间，破坏了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绝大多数耕地都被撂荒，积存的粮食则被搜掠净尽，所以张献忠部走后，四川遇到了严重的饥荒，粮价大涨。《荒书》记载“盖自甲申为乱以来，已三年矣。州县民皆杀戮，一二孑遗皆逃窜，而兵专务战，田失耕种，粮又废弃，故凶饥至。此时米皆出土司，米一斗银十余两，嘉定州三十两，成都、重庆四五十两。”
家有钱财的人毕竟不多了，于是吃人的现象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及到后来欧阳直自己也免不了吃人：“后来我路过威远的时候，遇到十数个饥人，他们叫我们过去和他们同路走，我们不敢过去，他们大声喊叫说：‘你们走也走不远，不如留下两个给我们当粮食吧！’我们继续前行来到一个村子，见一家屋里有冷肉一锅，大家争吃一空。等进厨房看时，才看见烹熟一个无发小儿，人头及人皮和内脏都在一边，原来我们所吃的，是人肉。”
平民如此，军人们何尝不是如此。顺治四年十二月，清总兵马化豹在报给上级的《塘报》中说，他带领的清兵“战守叙府（宜宾)巳八个月，叙属府县止催稻谷四十八石、粗米八石，何以聊生？……凡捉获贼徒，未奉上级命令正法，三军即争剐相食。”
地方土豪武装更是如此， 欧阳直《蜀乱》记：“又，合阳土豪李调燮，曾对我说过，他们集合士兵札寨时没有粮食，每发兵捕人，谓之人粮。凡拏到人口，选肥少者付厨下，余者系瘦，乃给兵士，烹宰时都按杀猪杀羊的办法。”
而四川本地的起义军中甚至有纯以人为粮者。《五马先生纪年》载，“栽秧完，突又遭姚、黄贼自河东来。其贼马步兵俱有男妇俱有因无粮，全杀人以为食。痛哉，此番之惨较百倍于前矣!”
第二重灾难是“摇黄”起义军。
“摇黄十三家”原是四川本地的十数股农民起义军，他们纠集在一起的目的，从其各部首领的名字上就可以看出来：“争食王”、“夺食王”、“闯食王”……这不太象陕西大乱初起时各农民军首领模仿《水浒》风格起的那些外号，倒颇有些《西游记》中魔王们“狮驼王”之类称号的风采，而其所做所为也颇似食人魔王。欧阳直《蜀警录》载：“摇黄贼攻破长寿、邻水、大竹、广安、岳池、西充、营山、定远各州县，城野俱焚掠，炮烙吊拷后尽杀绅士及军民老弱男妇，掳其少妇幼子女人入营，所获壮丁用生湿牛皮条捆之，交其面背粮，无人得脱，积尸遍地，臭闻千里。”张献忠败亡后，他们声势大振，可惜此时四川财富已经净尽，他们只好全军以人为粮。欧阳直评论说：“张献忠部军纪严明，他们杀人，是在执行长官命令，至摇黄贼营内没有军纪可言，随军小孩子都可以擅自杀人，他们是逢人便杀。我后来被摇黄贼掳入营中，亲眼见到他们每把小儿抛向空中，下面用长枪接住，使小儿穿在枪上，手脚抓刨如同飞翔。众军人哄然大笑。又见他们将人活绑在树上，剖开肚子挑出肠子缠在这个人身上，以为笑乐。又见将小儿提起来，用头撞钟，脑浆四溅，拍手称快。如此惨虐，远甚于张献忠。”
第三重灾难是官兵。不管是南明的“官兵”，还是满清的军队，到了这个军粮匮乏的省份都得靠抢粮为生。
明朝官兵在他省时即军纪败坏。清军虽然军纪较为严整，然而从来不惮于杀戮汉人，抢夺粮食。在诸军并进四川之时，侥幸活命的川人怎能安生。欧阳直记载：“贼去兵来，兵去贼来，循环旋转于川北、川东，迄无宁日。贼固酷于杀掳焚劫，而琐细不取，兵则但不多杀人，其劫掳吊拷悉同于贼。且并敝衣小物，莫不席卷，民不聊生矣。”
第四重灾难则是瘟疫。死人既多，瘟疫随生。《蜀碧》：“其时瘟疫流行，有大头瘟，头发肿赤，大几如斗；有马眼瘟，双眸黄大，森然挺露；有马蹄瘟，自膝至胫，青肿如一，状似马蹄，三病中者不救。”
第五重灾难是虎灾。尸体遍地之际，野狗突然多了起来，数十成群，人不敢近。更让人惊异的，是老虎的繁殖力似乎突然增长了百十倍，在四川各地，都出现了大批考虑。经常有成群的老虎，公然出入城市，在屋脊上闲庭信步。欧阳直说：“张献忠走后，突然四川遍地皆虎，或者七八只，或者一二十，爬楼上屋，渡水登船，真是古所未闻，让人难以置信。我从内江逃出的那个夜晚，四次见到老虎。坐船在叙南行走时，看见沙洲上大虎成群，过泸州，岸上虎数十，鱼贯而行。”这些虎吃人吃够了之后，遇到活人，专以咬死为务，杀戮之后扬长而去。
顺治七年(1650年),四川巡抚张春向皇帝报告，他好不容易在南允县招徕了506人，不料不久居然给老虎吃掉了228人。
五重灾难如同一层比一层细密的死亡之网，能够活着从这个罗网中逃出去的人实在是异数。
《蜀龟鉴》对于蜀乱做了个粗略的总结，谓：
痛乎，明季屠川之惨也。四川南部死于张献忠部者十分之三四，死于瘟疫、虎灾者十分之二三，而所遗之民百不存一矣。川北死于献者十三四，死于摇黄者十四五，死于瘟、虎者十一二，而遗民千不存一矣。川东死于献者十二三，死于摇黄者十四五，死于瘟、虎者十二三，而遗民万不遗一矣。川西死于献者十七八，死于瘟、虎者十二三，而遗民十万不存一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