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郑和远航在中非关系史上的意义 [ 2005-06-08 10:44 ] 郑和非洲之行留下的疑问 郑和远航距今已有600年。它给我们留下的问题远远多于遗产。就中非关系而言，它向我们提出了以下问题。 1） 郑和远航无疑是明朝的一次大行动。然而，如果郑和是在第三次远航时到达非洲，那么，这次抵达非洲的航行是事先计划的，还是临时决定的？换言之，第一次抵达非洲东岸的航行是由明朝政府事先安排的行动，还是一次偶然的行动？ 2） 当时郑和与非洲一些国家的国王或酋长的交流是如何进行的？这种交流是一种纯礼节性的交往，抑或有一些实质性内容？ 3） 除了在东非各地发现的一些瓷器碎片和在距帕泰岛（Pate）70公里处发现的中国陶瓮等物外，郑和远航以及与非洲各国的友好交往除了当事人的记录或著述外，是否留下了可资参考的文本资料或实物见证？ 4） 当时船队的船员是否全部随船返航？是否有些人留在当地？根据肯尼亚帕泰岛上的桑加人的口头传说，他们的祖先来自上海，这也是桑加人（Shanga）名称的来历。[xliii] 为什么当地会出现这样一种传说？这种传说的事实根据是什么？同样，在非洲东部肯尼亚的拉穆群岛（Lamu）的帕泰岛上存在着“郑和村”。有人认为，这是郑和第七次下西洋时抵达非洲后，其中的一艘因迷失方向驶近帕泰岛后不幸触礁下沉。由于后来朝廷实施海禁，船上的数百名船员只好在当地的定居下来。至今该地的几个村仍有人称自己是中国人的后代。[xliv] 然而，这是具有特指意义的真实历史，还是后人泛指意义上的历史反馈？ 5） 郑和的非洲之行究竟到过多少个非洲王国（或部落）？是否涉足了坦桑尼亚以南的地区？为何当达·伽马抵达莫桑比克后送给当地人衣服和食物时，当地人曾表示以前有人从东方乘船而来并送给他们同样礼物，他们对达·伽马的礼物不以为然？[xlv] 为什么在南部非洲特别是在莫桑比克的考古发掘表明了该地与中国的关系可追溯到郑和？[xlvi] 为什么欧洲地图制作者弗拉·毛罗在1459年绘制的世界地图上有两处注释提到从印度启航的中国帆船进入南非海域并到达好望角附近？[xlvii] 6） 更重要但并非最后一个问题：在郑和之前是否已有中国人在非洲定居？根据阿拉伯地理学家伊德里斯（al Idris，1099-1166）的记载，“据说，在中国国内出现叛乱或当印度出现不公正或暴行时，中国人便将他们的主要的商业活动转移到桑给巴尔及其附属岛屿。中国人与岛上居民通商并感觉颇佳，因为岛上的居民行为公道，举止文雅，与他们进行贸易往来令人愉快。”[xlviii] 伊德里斯本人早于郑和约300多年，而此处他记载的仍是“据说”，这种情况应早于他的记载。伊德里斯固然用不着为中国来撒谎或传讹，然而，是否存在可以证实这种情况的根据？为什么在南非的早期岩画中出现了戴斗笠的中国人的头像？[xlix] 郑和是一位伟人，他留给我们的很多很多，其中包括需要我们继续研究解决的问题。 注释： -------------------------------------------------------------------------------- [i] 贡德·弗兰克曾是依附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后来，他抛弃了依附论，提出了研究世界历史的“全球视野”的方法。他认为，“至少直到1800年为止，亚洲，尤其是中国一直在世界经济中居于支配地位。”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刘北城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序言”，第20页。 [ii] 孟西斯的主要论点有四。第一，在1421年3月-1423年10月间，共包括800多艘船只的4支中国舰队环绕地球。第二，这些船只上的中国人在马来西亚、印度、非洲、南北美洲、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太平洋诸岛定居。第三，第一批欧洲航海家在出海前都已有他们目的地的地图，他们在抵达新世界时碰到了华人定居者。第四，中国而不是欧洲发现了新世界并在此定居。参见Gavin Menzies, 1421: the year China discovered the world, London and New York: Bantam, 2002 (此书已有台湾远流出版公司2003年的中译本《1421中国发现世界》); Gavin Menzies, 1421: the year China discovered America,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2003. 还可参见他的个人网站：1421: the year China discovered the world. [iii]戴文达：《中国人对非洲的发现》（胡国强、覃锦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J.J.L. Duyvendak, China’ Discovery of Africa, Stephen Austin and Sons, 1947）；Teobaldo Filesi, China and Africa in the Middle Ages, Frank Cass, 1972；沈福伟：《中国与非洲—中非关系二千年》，商务印书馆，1990年；李安山：《非洲华侨华人史》，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0年。 [iv] 沈福伟：《中国与非洲》，第11-12页。 [v] 张象：《古代非洲与中国交往的四次高潮》，《南开史学》，1987年第2期。 [vi] 赞成此观点的学者较多，如张星烺、孙毓棠、杨人楩等。参见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第7-8页；孙毓棠：《汉代中国与埃及》，《中国史研究》，1979年第2期；杨人楩：《非洲通史简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12页。 [vii] 《三千年前埃及已用中国丝绸》，《人民日报》，1993年4月2日。 [viii] 徐州博物馆：《论徐州汉画像石》，《文物》，1980年，第2期，第550页。 [ix] 杜环著，张一纯笺注：《经行记笺注》，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 [x] Emil Bretschneider, On the knowledge Possessed by the ancient Chinese of the Arabs and Arabian colonies and other western countries, mentioned in Chinese books, London: Trubner & Co., 1871, p.25. [xi]丁谦：《唐杜环经行记地理考证》，转引自陈信雄：《唐代中国与非洲的关系—间接而强势的海路贸易》，《吴剑雄主编：《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四辑），台北：中央研究院，1991年，第131页。 [xii]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2册，第9页。有的学者将“摩洛哥说”和“马格里布说”等同，赞同“摩洛哥乃马格里布（摩洛哥）之说”。参见艾周昌：《杜环非洲之行考辨》，《西亚非洲》，1995年第3期。 [xiii] 夏德：《大秦国全录》（朱杰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81页。 [xiv] 劳费尔：《中国伊朗篇》（林因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213-214页；戴文达：《中国人对非洲的发现》（胡国强、覃锦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5页。 [xv]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所：《非洲概况》，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1年，第326页。 [xvi] 这是惠特利的观点。参见R.Oliver,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 Vol.3,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p.193. [xvii] 沈福伟：《中国与非洲》，第227页。 [xviii] Wolbert Smidt, “A Chinese in the Nubian and Abyssinian Kindoms: The visit of Du Huan to Molin-guo and Laobosa,” Chroniques Yéménites （2001）, www.revues.org. [xix]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2册，第159页。 [xx] 岑仲勉：《自波斯湾头至东非中部之唐人航线》，《东方杂志》，41：18（1935年9月）。 [xxi] 陈公元：《从贾耽的“通海夷道”看唐代中非关系》，《西亚非洲》，1983年第3期。 [xxii] 沈福伟：《中国与非洲》，第208-213页。 [xxiii] 许永璋：《三兰国考》，《西亚非洲》，1992年第1期。 [xxiv] 马文宽、孟凡人：《中国古瓷在非洲的发现》，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87年，第37-55页；R. Coupland, East Africa and its Invaders: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the Death of Seyyid Said in 1856,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38, p.19. [xxv] 张铁生：《中非交通史初探》，北京：三联书店，1972年，第49页，注5；陈信雄：《唐代中国与非洲的关系—间接而强势的海路贸易》，第147-148页。 [xxvi] 林葆仁：《从西安非洲黑人俑谈起》，《文物》，1979年第6期；沈百昌：《中非交往的历史见证》，《百科知识》，1983年第3期。 [xxvii] G.S.P. Freeman-Grenville, The East African Coast:Selected Documents from the First to the Earliest Nineteenth Century, London: Rex Collins, 1975[1962], p.15. 还可参见马苏第：《黄金草原》（耿昇译），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3章，845-848节，第467-468页。该书写于公元943年，最后成书于公元947年。 [xxviii] 关于这些古地名的现今称呼，参见“宋元文献及郑和下西洋之非洲地名对照表”，李安山：《非洲华侨华人史》，第71-72页。 [xxix] 马文宽、孟凡人：《中国古瓷在非洲的发现》，第3-6，8,-14，18-23，26-29，31-32，35页。还可参见R. Oliver,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 Vol.3, pp.203, 206, 215-216, 225. [xxx] 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2册，第27，29页；张铁生：《中非交通史初探》，第49-50页；马文宽、孟凡人：《中国古瓷在非洲的发现》，第25页。 [xxxi] 《伊本·白图泰游记》（马金鹏译），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45-49页。 [xxxii] 张俊彥：《古代中国与西亚非洲的海上往来》，北京：海洋出版社，1986年，第118页；沈福伟：《中国与非洲》，第252-58页，374-78页。 [xxxiii] 而在同时代的阿拉伯人和欧洲人绘制的地图上，非洲的南部总是被绘成向东部伸展的形状。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5世纪中叶。Joseph Needham, China’s Ancient Civilization, Vol.3,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552-555. [xxxiv] 关于明代以前的中非关系概览，可参见李安山：《非洲华侨华人史》，第43-65页。 [xxxv] 黄盛璋、钮仲勋、任金城、秦国经、胡邦波编：《中国古代地图集·明代》，文物出版社，1994年，第1页。原图为绢本彩绘，现存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xxxvi] 参见汪前进、胡启松、刘若芳：《绢本彩绘大明混一图研究》，黄盛璋、钮仲勋、任金城、秦国经、胡邦波编：《中国古代地图集·明代》，第54页。关于复制该图在南非参加2002年11月12日“南非国民议会千年项目展”的经过，参见李宏为：《沉寂数百年，一呜传天下—》，《历史档案》，2004年第1期，第133-136页。 [xxxvii] 跋文载：“天下至广也，内自中邦，外薄四海，不知其几千万里也。约而图 之于数尺之幅，其致详难矣。故为图者皆率略。惟吴门李泽民《声教广被图》，颇为详备；而历代帝王国都沿革，则天台僧清浚《混一疆理图》备载焉。建文四年夏，左政丞上洛金公（即金士衡——作者注），右政丞丹阳李公（即李茂——作者注）燮理之暇，参究是图，命检校李荟，更加详校，合为一图。其辽水以东，及本国之图，泽民之图，亦多缺略。今特增广本国地图，而附以日本，勒成新图。井然可观，诚可不出户而知天下也……。”李宏为、李国荣：《明朝地图标注非洲早于欧洲100年[图]》，sohu.com.，2004年10月27日。 [xxxviii] 张铁生：《中非交通史初探》，第26页，注1。 [xxxix] 陆容：《菽园杂记》（佚之点校），卷三，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6-27页。 [xl] 参见李安山：《非洲华侨华人史》，第69-70页。 [xli] 马文宽、孟凡人：《中国古瓷在非洲的发现》，第49-51，124页；沈福伟：《中国与非洲》，第468-477页；R. Oliver,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 Vol.3, pp.574-75, 579-80. [xlii] 冯承钧：《星槎胜览校注》（后集），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第20页。 [xliii] Report on Shanga excavation, 1980, by Mark Horton of Cambridge University, Philip Snow, The Star Raft: China’s Encounter with Africa, London, 1988, p.33. [xliv] 关于郑和在非洲的资料，参见陈公元：《郑和“下西洋”与中非友谊》（未刊稿，2005年）。还可参见叶北洋：《非洲“郑和村“》，《郑和下西洋与华侨华人论坛论文汇编之一》，中国：福州，2005年，第380-381页。在李露晔的《当中国称霸海上》（Louise Levathes, When China Rules the Seas, The Treasure Fleet of the Dragon Throne, 1405-1433,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一书出版后，由于书中提到拉穆群岛的帕泰岛上有郑和后代，新华社曾派记者到岛上进行了为期6天的考察。考察发现，打渔人曾在驻桑加海岸70公里处发现过一艘中国沉船，并打捞了一个刻有双龙戏珠的中国陶瓮；不仅帕泰当地的妇人不象非洲人，在岛上还曾发现过刻有中国字的墓碑；岛上至今还有制丝业，并曾养过蚕。参见“郑和下西洋的历史封尘：非洲肯尼亚疑有船队后裔”，http://jczs.sina.com.cn 2005年1月16日 8:29 北京娱乐信报。 [xlv] Philip Snow, The Star Raft: China’s Encounter with Africa, p.35. [xlvi] 参见“Afro-China Relation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Johannesburg, South Africa, 2005)研讨会的宣传资料。 [xlvii] 引自马文宽、孟凡人：《中国古瓷在非洲的发现》，第120-22页；沈福伟：《中国与非洲》，第489-90页。还可参见金国平的近作：《1459年毛罗世界地图考述》，《郑和研究》，2003年专刊，第77页。也有学者提出《明成祖实录》（卷一三四）和《国榷》（卷十五）记载的比剌和孙剌即为莫桑比克港和索法拉港，并推断郑和船队的分遣队曾进入过这一地区。参见马文宽、孟凡人：《中国古瓷在非洲的发现》，第120页。 [xlviii] Al-Idrisi, Opus geographicum, Neapoli-Romai, Instituto Universitario Orientale di Napoli, 1970, 7, 62. Quoted from Louise Levathes, When China Rules the Seas, The Treasure Fleet of the Dragon Throne, 1405-1433, pp.200-201. [xlix] Raymond A. Dart, “The Historical Succession of Cultural Impacts upon South Africa,” Nature, No. 2890, Vol.115（1925, March 21）, p.427. Page: 1 2 3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