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輯】胡蘭成對台灣文學之影響及其與日本近代文藝思想之關係

【專輯】胡蘭成對台灣文學之影響及其與日本近代文藝思想之關係

京都‧金文京‧文

一、胡蘭成與三三派作家

胡蘭成（1908-1981）做為張愛玲的第一任丈夫，對其文學思想曾產生過不少影響，若要一窺張愛玲文學創造的奧祕，胡蘭成《今生今世》中的〈民國女子〉應是最重要的文獻。至於張胡兩人的一段情緣，更是很多張迷包括不少作家所嚮往的對象。就張愛玲在當代台灣文學中的偶像地位而言，討論台灣文學背景的諸多問題時，似應不可忽略此一人物。
不僅如此，胡蘭成對部分台灣文學家，尤其是朱西甯、朱天文、朱天心父女等所謂三三派的作家，更有直接深刻的影響。也因此，研究這些作家時，胡蘭成很自然地成為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了。
朱天文《荒人手記》問世後，曾轟動一時，也引起了不少爭論。很多評論家從不同角度去分析此一作品，而他們所援用的方法似乎主要是後現代主義或女性主義等西方文學理論。黃錦樹先生〈神姬之舞——後四十回？（後）現代啟示錄？〉一文（王德威編《花憶前身》，麥田出版，民國八十六年）就對此提出了不同看法。黃文對《荒人手記》、〈世紀末的華麗〉等朱天文一系列的作品內涵做過詳細討論，亦與胡蘭成的思想進行比對參照之後就指出：


〈世紀末的華麗〉只讓人見其詭祕璀燦之色相，論者僅就表相立論，莫不奉為當代台灣（後現代）女性主義小說的經典，殊不知它別有幽深的文化根源──一種反西方的、與西方的甚麼主義無關的中國文化中心論下的美學邏輯。《荒人手記》中一再宣稱的雌雄同體，它的陰性論述在容格的血肉下也深深的埋藏著胡蘭成的骨殖。─中略─《荒人手記》其實也就是朱天文對於「蘭師」的致敬致祭之文。

對此，朱天文本人則說：黃文「提出《荒人手記》是對胡蘭成晚年著述的〈女人論〉的一個回答，這使我感激」，才決定打破戒默要寫「胡蘭成老師跟三三」，顯然是對黃文看法的肯定。
另外，編《花憶前身》一書的王德威先生也在他的序文〈從《狂人日記》到《荒人手記》──論朱天文，兼及胡蘭成與張愛玲〉中，對黃文所提出的看法表示贊同之餘，也順便提到胡蘭成本人的文筆特色，就說：「胡的文采甜膩嫵媚，所思所見，確有別於「感時憂國」的文學正統。他的抒情史觀，其實上溯周作人、廢名、沈從文的一脈傳統，不應小覷」。王文一反以往一味抨擊胡蘭成品行道德的作法，承認了他文筆中非正統的特色，可謂頗有見地。
不過，王文談到胡蘭成的思想背景，乃轉述黃文說：「胡蘭成的『理論』根基，至少包括了《易經》生剋之道，禪宗的感悟說，《詩經》溫柔敦厚的美學，以及日本女性中心美學」，未免籠統些，且語焉不詳，似有不逮之處。王先生特意加上「至少」兩個字，或許也對此微感不安之故。
胡蘭成思想中的《易經》、禪宗、《詩經》等中國因素，也就是黃文所說的「中國文化中心論下的美學邏輯」到底跟所謂的「日本女性中心美學」有何內在關係？有待澄清。而關鍵就在於胡蘭成本人對日本文化的詮釋如何。因胡蘭成接觸日本文化已屬他的晚年，不難想像其對日本文化的了解自然有限，很可能有人從傍指點。所以，欲知他對日本文化的觀感，非先查明他在日本時的具體情況莫可。

二、胡蘭成與「日本浪曼派」

胡蘭成在日本的所做所為似乎蒙上了神祕的紗，這固然是胡氏本人有意故弄玄虛所致。不過，從某一方面來看，這也不得不說是中日兩國文化界長期疏遠隔閡的關係所導致的結果。以下據筆者所知，簡單的介紹他在日本的有些情況，尤其是他和一些文化界人士的來住。
胡蘭成在日本接觸的文化界人士當中，最具影響力的應屈指於保田與重郎。保田與重郎（Yasuda Yojulo 1910-1981）是日本戰前戰後時期的代表性的右派文藝評論家，是為「日本浪曼派」（曼字為他故意所用，非誤字）的創辦人。他出生於素有日本神話之鄉的奈良縣櫻井，從小就涵育在充滿神話色彩的傳統氛圍中。就讀大阪高中時，已用湯原冬美的女子化名來發表不少評論及和歌。之後，在東京大學攻讀美學，成為同人文藝刊物《Cogito》的主辦人，主張針對政治主義的心情主義文學思想，歌頌絕望時代的浪漫青春。一九三五年，他跟龜井勝一郎、神保光太郎等人創刊《日本浪曼派》，在德國浪漫主義的影響之下，提倡回歸民族傳統，追求古代，讚美《萬葉集》所呈現的古代浪漫精神，用以全盤否定明治維新以後的歐化文明以及近代西方的理性哲學。
中日、美日開戰之後，他雖然跟政府軍方保持一段距離，已然成為思想界的焦點人物，認為滿州國的成立是建設日本新精神新秩序的開端，也是開拓新世界的「浪曼」偉業。一九四五年三月，應軍方懇請，前往中國大陸從事文藝工作。敗戰後回到日本，就受了公職追放處分，被嚴厲指責為最惡質的右派文士，遭到文藝界的圍剿，被逐出文壇之外。不過，他跟很多戰後爭先恐後地「懺悔投順」的右派人士不同，毫無氣餒，堅持原有的思想，創刊《祖國》，便隱姓埋名繼續寫文章，藉以仍然發揮了不少影響力。晚年隱居京都，潛心於《萬葉集》及江戶時代國學思想家本居宣長的研究。
代表作品有：《英雄和詩人》、《民族的優越感》、《近代的終焉》、《文明一新論》、《萬葉集的精神》、《日本的橋》、《現代畸人論》等多數，有《保田與重郎全集》四十卷別集五卷（講談社，一九八五年）。
在保田與重郎的思想當中，美感和情感超越一切理性、知性和世俗道德倫理，也因此，有濃厚的將現實世界轉化成神話世界的趨向。他這種文藝思想跟同輩的川端康成有默契之處，而對晚輩的三島由紀夫則產生過深遠的影響。
然而，他跟一般的國粹主義者有所不同，思想背景較為複雜。第一：他對西方文明其實有很深刻的體會；第二，他曾經一度迷戀過左派思想。有趣的是：他跟日本戰後最有影響力的左派思想家之一，竹內好是大阪高校的同學，交情自是不淺。竹內好以研究魯迅出名，利用魯迅此一機制徹底批判揭露了日本近代的虛偽性，引起了廣泛知識分子對歷史的反思，被視為戰後日本最具良心的自我檢討。他跟保田與重郎的落腳點互不相容，不過，全盤否定日本歐化的近代文明體制這一點上，兩者卻如出一轍，可謂殊途同歸。
胡蘭成認識保田與重郎是他亡命到日本以後的事，具體情況不明。而保田與重郎的全集裡有三篇有關胡蘭成的文章，藉此可略窺兩人之間的交流關係。下面將之迻釋中文，以供參考。

1、〈寄胡蘭成先生〉（全集38卷）
謝謝您的來信。遲遲到現在才能回信，是因為一直在找承命的《明治天皇的日常》那本書。然而，還沒找到。也許有人借出去，也未可知。我希望胡先生能讀這本書，也相信胡先生讀後會有正確的理解，因此，還要繼續找一找。
非常感謝您的來信。我對先生的論策，無論有關政治的或道德的，還有書法和詩，早就感到文界唯一的「英雄」，到今年拜讀了〈懷人幽怨〉一文，對此文所表現的「文學」或可稱為「小說」不禁驚嘆。也對此感到莫大欣慰。與當前中國人所寫的書相形之下，我早已知道先生乃為當今第一「英雄」（這個「英雄」在我國是對史上第一流人物的稱呼）。經由〈懷人幽怨〉一文，始知真正的「文學」、真正的「小說」乃為先生的本領，不勝驚喜之至了。在我國也沒有一個人比得上。對我來說，簡直是世界唯一的人了。
雖然在「大凡」的會場上先生對我說此文的翻譯有不妥之處，因此不必看，我還是拜讀了。我之所以拜讀此文自有理由，卻不是有意違背諾言。不過，先生說不必看的時候，我似乎答應了，所以也不免感到內疚。不過拜讀之後，我感到無比喜悅。因為，近年來我很少看過這樣的「文學」──有「小說」性質的「文學」。知道一位可敬可畏的文人來日本居住，感到喜悅之餘，不知所言。我打算哪天有機會把我拜讀〈懷人幽怨〉的緣由寫下來。
先前也拜讀過有關「亡命」的文章，非常感動，以致引發很多遐思。此次來信中，也承教良多，莫名感謝。「沒有人反省」這句話，尤其深深地觸動了我的心弦，因我也有同樣的憂慮。我想這個憂慮是無窮無盡的，也學到另外很多事情。
由於這樣的緣故，我最近從先生的文章受到莫大的感動，所以，拜讀來信中提到對我著作的高見時，也感到欣慰。
謹此表示感謝，望多保重。希望能有機會與兩三朋友到日本國的故鄉京都或奈良去走一走。我真期待著那個春天。

此信對胡蘭成可謂推崇備至，不免令人有所迷惘。只是這裡的「英雄」一詞，需待解釋。據保田與重郎的思想，一切浪漫的行為若付諸實踐時，必定以失敗而告終。換言之，現實世界中的失敗者，才算是真正的「英雄」。此一思想雖然不能說是他的專賣品，在日本思想、宗教、文藝上可謂有悠久的歷史，不過，在近代日本文藝思想當中「失敗英雄」形象的俯拾皆是，應與他的提倡不遺餘力有關。有些評論家甚至認為：保田與重郎在中日開戰之初就強調此一思想，不外乎是對後來日本敗亡的預言。又如三島由紀夫的自殺也可能受到他的感染。保田與重郎心目中的胡蘭成也應是此類「英雄」之一了。不難想像，做為「漢奸亡命客」的胡蘭成，從中得到安慰和自我肯定。
至於此信對胡蘭成的「文學」或「小說」讚不絕口，雖然在某些人來看也是匪夷所思之至，很可能是保田的慧眼獨具。胡蘭成在日本撰寫《今生今世》，不妨視為今生今世的〈哀江南賦〉（按蘭成乃為庾信小字也）。

2、〈胡蘭成《建國新書》序〉（全集第四十卷）
「我認識胡蘭成大人，並不是他還在中國當汪兆銘政權重要閣僚時的事」，已故尾崎士郎曾對胡先生的《中國的心》一書所寫的序文中，就這麼說過。其實，我也是一樣。尾崎氏臨死之前發表了〈山河歲月〉，前面就加上了「為吾友亡命漂泊的孤客胡蘭成兄」這樣的獻詞。這個作品描述了戰國末期的英雄立花宗茂的傳奇性命運。我在這裡不打算對尾崎氏的用意做任何的推測，不過，這篇小說中充滿了惻惻的幽情。何況《山河歲月》這個書名原來是借用胡先生的同名著作的。尾崎氏生前愛讀胡先生的這本書，有意親自把它翻成日文。我不喜歡隨便亂猜已故之人的心事，然而，尾崎氏悲痛的隱情是不難想像的。所謂的「亡命漂泊的孤客」其實是尾崎氏的自寄傷心之辭。胡先生是天性詩人，也是當今東方最高的學人，同時也是沒有國家的亡命之客。
先生在年少時已成為革命家，其半生所經歷的事，既豐富且多采，畏怖嚴肅兼而有之，更包含著幾分放誕之氣，不宜荀且言之。據我所知，他是中國第一流的人傑，也是東方文明第一流的學人。我對他文人詩書的天分及文章小說的才能也有極高的評價。這位激進革命家的外表可是古來東方的溫容優雅。
對我國國風的真正精神及古道，先生有比國人更深一層的了解，至於其對我國歷史民俗或文藝美術的見解，則我們值得學習之處頗多。然而，其人依然是忽而變成革命家，終究是個政治之人，我對此一事實有深切的感觸。
去年當孫文百年祭典之時，肥後（熊本）的老國土，孫文的親友柴垣隆翁用獨力建了碩大的紀念碑，我也參加了它的典禮。為了那天，孫文哲嗣孫科氏夫妻及哲孫孫子平氏夫妻都從美國遠道而來，共襄盛舉。而孫子平氏的夫人竟然是台灣中華民國政府追究其罪行的胡先生之義女，這簡直是宿緣。當天慶宴上，民國的大使和孫科氏的家族都在貴賓席，而胡先生則坐在我的旁邊，算是迎接賓客的東道之一了。宴散後，來賓辭去時，都主動來到胡先生面前慇懃致意，大使則與胡先生握手告別。不過，胡先生仍然是個亡命孤客。
那以前，我聽說過有人勸他寫一本有關東方風教傳統修身的書。現在東方傳統的文明已經瀕臨滅亡危機。當此之時，能夠寫這一方面的書的人，恐怕非胡先生莫屬吧。因此，我也對那位發案者表示敬意。在熊本的宿舍裡，也勸他寫這本書，提過我個人的意見。離開熊本的那天早上，我們一起去拜清正公的廟，也在慕清正公而來為他殉死的胡鮮人金官的墳墓上憑弔一番，晚上坐飛機離開熊本，陪先生抵達我在京都的山莊時已是半夜了。
先生似乎從那時開始準備寫這本書，也似乎從那時開始考慮棄政治而從事文筆。在撰述此書之前，他先出版了《心經隨喜》，而那正是驚異的政治的書。《心經隨喜》是用日語講演的筆錄。
在同一時期，他也開始撰寫《建國新書》。他之所以沒有寫道德方面的書，而特意取名《建國新書》，大概是他所面臨的激烈嚴肅寂寞的現實遠遠超過我們的想像之故吧。亡命孤客還是需要形成建國的政治理念做為個人道德的根底。不過，祭政一致的體制之下，政治和道德也理應被統一。

這本書是先生用日文撰寫的，這使我十分感動，我們應該好好地體會先生的心情，並且反省自己。先生先用日文寫，然後再把它翻成中文。
我對先生有關日本文學的了解及想法抱有親密的感情。至於他的文章，因有他獨特的想法和見解，很難用世俗的習慣來衡量或調整。認識先生的人，都認為先生的有點辭不達意的日文卻具有引發心思的特殊魅力，中文與日文的語法之間有差別，讀者應努力去慢慢地體會它。
胡先生有一次對我說過亡命到日本有很多好處，其中之一是對古神道有所了解，也說過明治維新的根底也在於此。我則認為先生能來到日本對日本歷史加上了新的例證。先生是當今中國的第一流的名士，也是第一流的學人，而我國歷史上，我們的祖先一直努力去吸收大陸的第一流文化，且對此加以珍重，永遠崇敬，但是歷史的本流上卻一次也沒有失去過我們古道的精神。在歷史的重要時期，外國的偉大人物往往來到日本對我國文明帶來了恩惠，為數著實不少。
解釋先生所用的詞彙時，就可發現此書的中心思想即「政治」的觀念已經用得相當特別。先生此一「政治」的用法或許將來能掃清當今政治所含有的意義也未可知。至於先生的邏輯，忽而飛躍，忽而燃燒，在其錯亂矛盾之中，我看到悲劇之美，而為此心痛。今年的新春，先生撰寫一篇奉讚聖德太子的文章，用以闡明我國國體的本義。這是值得日本人學習的，我是這樣想。
我自慶祝胡先生能來日本亡命的幸運，用日文撰寫這本《建國新書》在同一意義上，也讓我感動。不過，想到此事，相對此人，我的感動毋寧是無比的悲痛。

尾崎士郎（1898-1964）是大眾小說家，《人生劇場》為其代表之作，他跟胡蘭成的關係，待查。值得注意的是他在戰爭時期受到軍方和國粹主義者的壓迫，並不是右派文人。
由此文可知胡蘭成是在保田與重郎的慫恿指點之下，才完成《建國新書》的。此文對胡蘭成的思想和文章都有相當獨特且精闢的分析。

3、〈序【胡蘭成之書】〉（胡蘭成之書保存會）全集四十卷
今年夏天，川端康成先生見訪在鳴瀧的我的山莊閒談的時候，偶爾言及書法。先生的書法是無懈可擊的。那時先生就說：「於書法今人遠不如古人；日本人究竟不如中國人。當今如胡蘭成的書，日本人誰也比不上。小說則不同，可以寫從前所沒有的題材。學書法比較輕鬆，因為你再努力也趕不上古人」。我聽了之後，就知道先生對書法其實有相當的執著。我把此事轉告胡蘭成先生。到了秋天，陪從岡潔先生夫妻，我也帶著荊妻，與胡先生一起，先從大和到和歌浦，登高野山，然後去龍神溫泉旅行。路上胡先生忽然說：「我欲超過古人。」他的聲音是很低很安靜，不過，我卻感到亡命生活中期待建國的嚴肅處境，不禁心痛。先生讚許川端先生的書法，就說小字特別美。一路上，我和岡先生都聽過胡先生的書論，也學了一點。似有豁然開朗的感覺，非常愉快。
大家都知道，胡先生早年率先參加過五四運動，後來被稱為汪兆銘門下俊秀第一的革命家，也是三十幾歲就當成南京政府大官的政治家。而我所尊敬的胡先生是傳承東方文明觀的第一人，今日世界最高的思想家。胡先生講述了我國古神道乃為文明的根源，也講述了王朝文學的「物之憐」，在那時展現出我國學人望塵莫及的深刻體會和清高氣質。胡先生是天生詩人，在他文章的妙思中卻發揮了小說家無比的緻密。胡先生也是個勇敢的英雄，激烈的革命家，祈願真正文明的恢弘的建國志士。也因此，被當今統治中國的兩個政權給趕走，不得不亡命到日本。我覺得把文明堅持到現在的這一偉大人物來到日本是我們歷史觀的象徵。胡先生外貌有老農的溫厚，哲人的深沉，情可親，心如泉，微笑威嚴兼而有之，望之嚴然可敬。
胡先生的書，乃為其人格的發露，堪稱當今絕品。優雅之中藏有峻烈，內剛外柔，羞澀之美時而華麗，令人思念人生永恆的寂寞。我國藝文正統的風儀一直以書法為最高表現。而虛懷學人是日本文明的自負心。現在我國的書法紊亂不堪，幾瀕滅亡。從前我問過胡先生，目前中國有否書法如先生者。有一人，這是回答。中國地大，而這地大直可連結到喜悅之情。胡先生所承認的唯一的名家馬一浮先生，今已九十歲，平生不肯賣字，只有國家存亡攸關之秋，破例一次。胡先生這次的展覽會，非同一般書家的展覽，也並不是有意對今人示範。胡先生這次決心背後的悲壯，心有知而無以言表。決意是它的影子耳，不宜苟且談之，是以自戒。

按此文所說，胡蘭成與川端康成之間，也許有某種來往。岡潔是位數學家，也是抱有濃厚的民族思想的哲學家。此文以胡蘭成為世界最高的思想家，顯為溢美之辭，不禁懷疑保田推崇胡蘭成是否另有用意。
另外，胡蘭成的《心經隨喜》一書在一九六七年由天理時報社印刷，筑波山梅田開拓筵發行。天理教是代表性的神道思想新興宗教，其總部位於奈良縣天理，離保田的家鄉櫻井則是彈丸之地，胡蘭成出書得到天理教的支持，也可能是保田的安排。該教歷代教主都對中國文化有特別的愛好，天理圖書館以藏有大量中國珍籍馳名中外。至於梅田開拓筵也應是新興宗教集團之一，詳情不明。

三、映日櫻花豈獨秀，蓬萊元是滿山開──胡蘭成對中日文化共性及台灣文學的啟示

以保田與重郎為中心的「日本浪曼派」在日本文藝界擁有廣大的影響力，而保田對胡蘭成的讚許，雖有部分溢美之嫌，不過，他對胡蘭成的思想和文學都有深刻的認同和高度評價，是無可否認的。由此可推，胡蘭成詮釋日本文化時，「日本浪曼派」的思想應做過主要的導讀作用。保田與重郎給胡蘭成借書，鼓勵他寫作，帶他去京都、奈良等地遊玩等等，兩人之間的密切來往都可以證實這一點。保田有關日本古神道的思想、以《萬葉集》為中心的文藝思想以及全盤否定西方文明、失敗英雄論等等看法，都應對胡蘭成有很大的影響力。
保田不僅肯定了胡蘭成的思想，對他的「文學」或「小說」也讚不絕口，稱他為「天生詩人」這一點，與上述王德威先生對胡蘭成文筆的評價，有不謀而合之處，也引起我們的注意。
我們閱讀胡蘭成文章時能感覺到的一種充滿「邪氣」卻具獨特魅力的特色，與中國正統的文學傳統的確相左，卻非常接近日本的文學傳統。保田頗欣賞胡蘭成的文章不無理由。
日本人認為自己的文化雖然歷史上受到中國文化莫大影響，不過其基本性質與中國文化完全不同，就說「和魂漢才」。其實，日本文化的特色與中國的邊緣文化或小傳統之間有很多共性。胡蘭成在中國大陸一直到現在沒能受到任何的肯定，只有「漢奸」的反面評價，卻在日本得到知音，其原因除他特殊政治立場之外，應有這個文化背景。而胡蘭成在台灣又得到不少共鳴者，也意味著台灣文學在中國文學中的邊緣地位。試想，如果胡蘭成和朱西甯兩個人都留在大陸的話，他們是絕對不可能接觸的。因此，我們不妨認為胡蘭成是體現中國邊緣文化以及中日文化共性的證人，也是台灣文學邊緣性質的標誌。
最後，受到胡蘭成影響的台灣作家和「日本浪曼派」思想之間，是否有何共通之處，乃為以後將探討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