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远新是毛泽东文革大计划中重要的一个因素。他相当于蒋经国，金正日，是毛氏晚年政治的中心。我们在本文一开始，就说“文革目的群”，说明这些目的互相关联，因为毛要在衰老之际保持绝对权力，必培植亲属。而这亲属，也必然是绝对权力的继承人。事实也证明就是这样：毛在75年之后，由毛远新作联络人，代替毛在政治局会议上发指示。实际上主持政治局会议。据流传资料，是毛远新向毛泽东报告邓小平的“复辟翻案”，毛泽东指派他负责整肃邓小平。毛死后，汪东兴吓唬华国锋：毛远新调了两个师进关。说明毛远新在文革后期已经占据权力核心。
很多老干部在聚会感叹：如果毛岸英活着，还可不得了。怎么不得了？大约现在的中国，和朝鲜能有一比。可是美国人把岸英兄炸死了──没炸死金日成的儿子，炸死毛泽东的儿子，结果是朝鲜传位成功，中国失败。毛对培养岸英兄下了大功夫，在苏联学习装甲兵指挥，准备在朝鲜实习之后，就当军队的领导人。但是美国人把这些事情全破坏了。
毛岸英牺牲之后，毛泽东把毛远新接到家里，按中国的传统，这就是过继。和江工程师的情况一样。毛远新受毛泽东的精心培养。文革之前的1964年，有这么一篇“毛主席和毛远新的谈话”,在学生中引起极大反响。可以说是点燃文化革命的第一把火。毛远新的名字也就和学生革命，发生了最直接的联系。
在文革开始的时候。毛远新已经从哈军工毕业。文革一开始，毛泽东就派他回到哈军工，指挥当时的学生造反。哈军工的教学水平，比不上清华北大复旦等学校。一来是因为63年以前的入学标准，注重出身和政治表现。对于学习成绩并不是很重视。二来是好的老师，到军工教学的不多。毛远新这样的学生，如果想学科学技术，应该到清华复旦这样的学校。但是哈军工有他的特点：该校原来的宗旨，是培养下一代军队的领导人，（但是在文革中此宗旨被废除，其原因复杂，可以后论述）。毛远新如果在军工成为学生领袖，对他以后在军队建立领导地位，有特别大的好处。
毛泽东的观点大家都知道：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他对毛远新的生涯设计，是让他成为新一代军队干部的领袖，从而掌握军队的领导权。并以军队为依托，掌握政权。
毛远新在65年从军工毕业，66年却回到哈军工，领导学校文革。这时他还没有明确的地位。只是作为老校友。当时人们对后来流行的“关系学”还不了解。学生们还错误的相信“大公无私”，所以很多学生不把毛远新放在眼里。实际上他的代表着毛泽东本人或当时的文革小组。当时军工的保守派“八八派”曾出言不逊，说“毛远新算是什么”。毛远新说他什么也不算，只是个红卫兵。这只能说明八八派的工农子弟对中国的政治不了解。他们不知道毛远新的背后是什么。过不了几天，八八派就被中央文革宣布为保守组织。该派领导宣布组织解散。这是六六年底发生的事情。
毛远新从军工获得文革经验之后，在68年被派到辽宁，这次是作为“总理联络员”。在当时的辽宁，他就代表着中央文革和总理，有最高决定权。
当时辽宁分成三派。这三派分别是：1,中央文革支持的“8。31"派；2,地方干部支持的辽联；3,军队支持的辽革站。互相之间冲突激烈。因为后面都有上层支持，所以哪一派都不能获胜。毛远新去后，以他至高无上的权威性，选中沈阳军区作为依靠力量，支持辽革站，压制了其他两派。让沈阳军区成为辽宁的领导力量。其他两派当然很不高兴。8。31派一个领导说：毛远新算是什么。毛远新回答：我什么也不是，只是个总理联络员。就在不久之后，那造反派领袖被逮捕。
在解决辽宁三派斗争方面，毛远新是主持者，实际上是由他作裁判。其他人不可能反对。当然这完全是依靠他背后的力量，这力量就是毛泽东。他是毛泽东指定的领导人。
在这之后，他被任命为沈阳军区政委，主管东北地区的军政。因为当时整个东北的地方行政也都由军队接管。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任当时辽宁省革委会（省政府）主任。黑龙江省的革委会主任是黑龙江省军区司令汪再道。（原为潘复生，后潘失势）。都在毛远新的领导之下。
毛泽东让毛远新主管东北，是为毛远新以后的发展作准备。东北是中国的重工业基地和能源基地。也是粮食、棉花和木材的生产基地。从经济上说，东北可以独立。而且东北有港口，有对外航运和铁路交通。东北和关内的联系。在陆地上主要靠三海关一个主要通道（其余通道，如承德，只通单轨铁路，不很有用）。如果一旦发生不利情况，可以把三海关一封，东北就变成独立王国，或反攻基地。也就是说，东北的战略位置极其重要。在中国历史上，内地政权征服东北的事情，从未出现。而东北地方力量征服关内的情况，比比皆是。清朝是一例子。后来的张作霖的东北军占领北平，打过江南，也是例子。毛泽东在解放战争的时候，派他的心腹爱将林彪到东北，也是为了加强林彪的实力。在以后成为他毛泽东的军事支住。林彪靠着日本遗留下来的装备和苏联的支持（日本装备由苏联移交给林彪），不到一年的时间，建立起中共最强大的军队──四野。这都证明掌握了东北，就有力量图谋关内。但是掌握了关内，却不容易图谋东北。而且，关内地方太大，统一关内非常困难。如果中国发生内乱，最可能的情况是关内发生混战，而东北则保持稳定。这样更有助于建立东北对全国的优势。
和四方面军的契约
再看当时的沈阳军区司令陈锡联，也是毛泽东安排在那里的一个合适的人。陈锡联善战，在政治上极善于见风使舵。陈锡联原属四方面军系统（徐向前，张国涛）。后随徐向前加入129师，任团长。后来在刘伯承邓小平领导下工作。他和林彪并无任何历史关系。自从五十年代末调任沈阳军区司令。该军区的部队，多由四野林彪系统的部队组成。当年毛泽东让他到沈阳军区，就是让他监视四野部队。
毛泽东对四方面军的干部，相当注重。因为该军善战，但是在西进失败，张国焘走后，四方面军在军事上失败。政治上失去山头，成为共产党内无家可归的孩子。后来又经王明的镇压，这些干部全体义无反顾地投靠了毛泽东。毛对他们也相当优待。在文革开始的时候，出身四方面军的几个干部，控制着几大军区：陈锡联是沈阳军区司令、许世友是南京军区司令，韩先楚是福州军区司令，陈再道为武汉军区司令，秦基伟为昆明军区司令。他们都出身于四方面军。到了67年1月，北京军区司令杨勇被捕，由副司令郑维山任司令。郑维山也出身于四方面军（曾任独立团团长）。另外毛泽东重用的谢富治，和后来提拔成共产党副主席的李德生，都属于四方面军的将领。他们相当于毛泽东的禁军。帝王对禁军领导有特殊要求，就是绝对忠于自己。保证其忠诚的最好或惟一的办法，就是除了自己，他们没有其他可以依靠的人物。在四方面军解体之后，四方面军干部只能依靠毛泽东。而且，他们是“吃过亏的人”。这“吃过亏”很重要，没有吃过亏，不知道政治有多险恶，也不知道自己的脑袋，有多么不结实。吃过亏就不一样了。他们亲眼看见自己的同志，成千上万地被张国涛在肃反中杀掉。后来的领导张国涛，虽是中共创始人，也被政治磨盘碾的粉碎。另外有西路军参谋长李特，张国涛的军委秘书长黄超，他们率西路军残部，经九死一生的艰险战斗，到达新疆之后，被中共中央保卫局（局长邓发，受王明指使）在新疆枪毙了──当时新疆还不是中共的地盘。罪名是“托派分子”。这两个人可能连托洛斯基是谁都不知道。如果不是毛泽东的保护，（王明自己急于完成共产国际的任务，从苏联回延安，呆了一个月就去了武汉，来不及搞延安的四方面军的干部──有人认为王明也曾想拉拢他们），这些四方面军的将领，着实前景不妙。但是他们一旦归顺了毛泽东之后，就过上了比较太平的日子。他们大多被毛泽东重用，而且不用担心在肃反中被屠杀。他们都出身农民，是毛泽东最喜欢的那一类干部。
反过来说，四方面军将领对毛泽东的意义，也十分重大。比如在文革期间，有了上述四方面军的将领，出任各大军区司令，毛泽东就有足够的力量制衡林彪。虽然林彪主持军委，掌握着空军海军。但是毛泽东通过周恩来，直接掌控着若干重要的大军区，和军级单位。如果没这些安排，让林彪掌握了沈阳北京和南京三大军区，在毛林之争中，毛可能就不能取胜。
据高层老人（都已经去世）传出的消息，在文革之初毛泽东向四方面军的干部打了招呼：第一，说明此次运动不干他们的事情，整肃对象是刘少奇等北方局干部，和贺龙、彭黄（克诚）余党。对他们四方面军的将领，不但不整肃，毛泽东还要依靠他们。第二：一切行动听周恩来的。周负责毛和四方面军的联系。这个招呼非常重要，是文革中的最重要的内幕规则之一。也就是说，虽然表面上毛泽东依靠林彪，实际上却依靠周恩来和四方面军的干部，稳定局面制衡林彪。当然这个关照还有一个内容，就是他们不得没事找事。
四方面军的干部人数很多，在55年授予将军军衔的人中，红一二三四个方面军，四方面军的人占第二位。当年四方面军和一方面军五、九兵团组成西路军，渡黄河西进甘肃的时候，被国民党的军队拦击，只渡过去一半军队。没过去的人，加上西进失败后回来的徐向前李先念等人，数量相当多。在军队中也是一直不可小视的力量。除了一部分被毛泽东收编为禁卫军之外，其他军官如果服从命令，在文革大乱之中，也大都能保持地位。
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林彪这个人在使用干部上十分狭隘。林彪从来只相信自己的11系（一方面军一军团），和四野的老部下。如果是11系，但是抗战后没有到东北投奔他林彪的，也不足以信任。或者，既是11系，又去东北参加了四野，但是一直是跟着罗荣桓的，比如肖华，也是不可信任。因为罗荣桓一直和林彪唱对台戏。另外在115师五台分兵，以后跟着聂荣臻，一直在华北的干部，也不被林彪信任。林彪的这种用人态度，使他的亲信干部数量很少。这也迫使非林彪系干部只能紧跟着毛泽东。
在文革一开始，陈锡联是被冲击目标。笔者估计，在林彪的计划中，陈锡联属于应该被清除或调离的人物。因为当时驻东北的部队的前身，大多是四野的部队。高中级干部主要是四野的。林彪用东北作基地，最为方便合适。但是毛泽东不能让林彪这么干。毛一定要把东北控制在自己手中。所以他着力支持陈锡联。而且派了自己的侄子毛远新来支持陈。这是对陈的大恩。当然陈锡联也不敢得罪林彪，他作了一些样子。他整肃了沈阳军区非四野出身的干部。这类干部在沈阳军区本来就不不多，而且也不在重要岗位上。主要有刘转连和黄立清。当时任沈阳军区空军政委黄立清是贺龙老部下。在文革初期和陈锡联说悄悄话：如果他们（指四野干部）要整我，我就到贺老总那里去告他们。这事只有陈和黄知道，陈也揭发了。黄在文革中被关押近十年之久，到了文革结束才放出来。另外还有一个刘转连，在沈阳军区本无大权，平时也小心，但也被整肃。陈锡联还靠拢军区中的四野干部。对他们广泛越级提拔。当时的军队的一个部门，常有二十几个副部长。而整个部的编制也是二十几个人。虽然有了这样的表现，但是陈锡联仍然难以得到林彪的信任。 扶不起来的阿斗
毛泽东派毛远新到东北，有几个目的，其一是支持陈锡联，管住四野的干部和军队。另外更重要的，就是在东北培养毛远新自己的势力，准备以后接班。
应该说毛远新完全有这个条件。或者说，如果毛远新只是个中等才能的人物，也有可能作到这件事。因为他的条件实在太好。毛泽东让他在军工上学，为的是结识同学。军工学生的政治经验丰富，全体参加过四清，受过军事训练，组织纪律性较强（军工在文革前半年才取消军队编制）。如果当时毛远新能召集同学，许以前程，拉起一方势力，绝非难事。但是这位太子实在是太不中用。从1968年起，他把在东北的6、7年宝贵光阴，用来玩女人和洗照片。他一个军工同学也没有搜罗。也没建立自己的新干部基地。只把谢富治的女儿和女婿安插在鞍山。谢富治（公安部长，北京市革委会主任，６９年以后任北京军区政委）是江青的最重要依靠。谢富治把女儿女婿放在毛远新的手下，也是希望和毛远新共进退。后来也确实是这样。说起来这两个人都是军工学生，但是毛远新在军工的时候（60级），谢还没有入学（65级）。他们之间的关系，完全是老一辈之间的关系。并不是毛远新自己收罗的干部。另外，毛远新对当时沈阳军区的干部，也几乎没有来往。军官们都拿他开玩笑。一是说他搞女人，一是说他看外国电影。三是说他的太太的古怪而可笑的行为。所有这些，也惹得老军官十分不满。比如，他喜欢看球赛。有一次在大连举行兰球赛。老军官门也有不少出席。在座位上等了很久，毛和他的上海太太才到，到了之后前排老军官全体起立，这二人对他们视而不见，走到中间预留席位，把江青式斗蓬一裹，坐下，球赛开始。老军官们还站着。
陈锡联当然把毛远新坐镇沈阳，当作毛泽东对他的大恩宠。军区干部们在大礼堂开会，可以看到这样一幕：毛远新和陈锡联都坐在主席台中央，毛开始掏口袋，陈也开始掏，毛拿出香烟，陈拿出打火机。毛把烟往嘴上一放，陈把火送过去。
毛远新到东北时没有结婚。他的择妻标准很特殊。有三不要：不要干部子女。不要学医的，不要军人。这对军官又是一个打击。因为当时老军官们的女儿，几乎全部都是军医。毛远新的太太是上海工人。毛虽然年轻而且身强力壮，但却喜欢住医院。原因是有女护士医生围绕于周围。当时辽宁军区司令杨某（或政委）的太太是沈阳军区总医院的高干病房主任，和其他若干能接触毛远新的领导太太一起，非常热心地为他介绍女孩子。当时高干病房有一上海籍护士，她的妹妹来探亲的时候，被司令太太看中，介绍给毛玩了之后，回到上海，即报告怀上龙种。实际上这事也不算什么。但是在上海的那些文革干将，早就把这事当作大事来办。因为这些人（王洪文张春桥等人）是“江青班底”。和毛远新的关系不深。如果毛远新真的要拉起自己的班底，江青班底有可能失去权势。所以拉紧毛远新和上海帮之间的关系，对于上海帮是极端重要的是事情。所以在上海帮的极力鼓动之下，江青说服毛远新娶这位年轻女工。当时，从上海发出送亲专列。全体大员欢送。在沈阳全体大员到站迎接。堪称当时的太子大婚。
但是毛太太很快就流产了。而且一流再流。这就使龙脉危悬，当然，毛远新完全可以和其他女性生养。但是名正言顺的后代，还是至关重要。所以后来毛太太一旦怀孕，立即作全天卧床休息。一个二十岁出头的大姑娘，全天卧床，大小便都在床上进行，心里如何能高兴？也是因为自己的地位改变，对伺候她的医生护士──几乎全是军区干部的女儿，少不了恶语喝叱。而这些干部的女儿成伙成帮，一来他们要轮流伺候这位公主，二来他们也互相转告，并告诉他们的兄弟和男朋友---这就是军区的干部子弟集团。当然也向父母诉苦。使他们对毛远新及其太太的看法，更加恶化。(chinesenewsnet.com)
总而言之，毛远新在东北的所作所为，差不多就是政治自杀。非但没有建立自己的班底，反而得罪了部下。至于毛远新为什么会浪费这宝贵的几年时间，只能说他本人素质太差。据军工同学说，他在上学时就不努力学习。因觉得学校（在哈尔滨）生活艰苦，经常回北京或其他地方修养。校方从来不敢过问。毛从小只需付出很小努力，就可获得拥挤过来的夸奖和提拔，所以认为自己根本不用努力，活该青云直上。据说毛远新还喜欢耍小聪明，让别人写了东西，自己抄了读给毛泽东听，以显示自己喜爱读书和有理论水平。而毛也居然轻信。
太子和太后
毛远新之所以浪费了在东北的时候，也可能有更深的原因。那就是毛远新知道，在毛泽东死后，太子和太后之间，一定会有一场权力争夺战。而毛远新认为自己不是江青的对手。他知道自己能力很差。在太子太后之争中必然失败。所以，还不如投靠太后。或者，毛泽东对此事已经有了安排。那就是江青是接班的第一梯队，毛远新到底年轻，经过十年左右的锻炼，可作为第二梯队接班。
但是这其中有个问题，就是江青的上海邦有他们的想法。他们认为，如果毛远新自己建立一股势力。比如军工帮，则对上海邦大为不利。首先，他们不想让毛远新和江青争夺权力，另外，他们也不想让江青老了或死了的时候，毛远新把他们一脚踢开。所以，对他们来说，最佳策略是使毛远新“无能化”。而使上海邦自己最大限度强大化。使不但江青离不开他们，连以后毛远新也离不开它们。对于这一点，江青和他们有共识。所以，他们尽量地阻止毛远新在东北建立军工邦。
所以毛的在东北浪费光阴，受到上海帮的支持鼓励。毛当时用的摄影和冲洗器材，据说都是江青从国外买了送给他的。三国演义上有这么一段：诸葛亮有一次看见刘备编织牛毛，就斥责他，说干大事业的人，怎么能做这种无聊的小事。刘备未出道的时候，靠编制柳条制品为业。洗照片和编牛毛差不多是一回事。上述毛远新娶妻事件，也可以看作上海邦的计谋。以毛远新这样的情况，最好是和一元帅的女儿结婚。如此就能大大充实自己的政治资本。但是毛远新轻易地放弃了这一机会。应该说这个女工，是江青和上海邦强加给毛远新的。毛远新的择妻三原则，也可能由江青制定的。当然，不排除毛远新自己觉得，作腐化的太子，遭受暗算的机会更小。不如找个女工，自己可以随意找其他女性。这也正是他以后作的。过了不久，毛远新太太被授予连级干部的军衔，放在军区通讯总站，和一个“学毛选积极分子”同住一室，该女军人有监视和汇报的光荣任务。毛太太一星期只许回家一次。
但是，这实际上对上海邦和毛远新双方都有非常负面的影响。因为毛远新的势力，就是上海邦的盟军。如果毛远新找了叶剑英的女儿，文革的结局可能就不那么简单了。笔者也不明白，熟读历史的毛泽东，怎么会不注意古代帝王传位的最基本策略──与重臣联姻。或者说，毛泽东对自己的估计实在过高，认为自己力量强大，无需这类办法──蒋经国找了个俄国女工，不也照样接班？
毛家传位和林家接班
毛泽东的传位计划，在中国文化圈中的其他国家，不是新鲜事，而是常例。我们知道，蒋介石、金日成都传位成功。李光耀也成功。但是毛泽东还是失败了。这一失败算是中国政治的一大进步。当然很多人会说，这算是什么进步？但是我们要看看中国的现实。中国的政治进步就是这么慢。袁世凯当了总统，还是要当皇帝，还是要传位给儿子。实际上孙中山也有传位倾向。只是因为太子孙科没有进入军界，只好让蒋介石代为传位。蒋可以算是孙的外戚。以外戚扶持太子，历史上屡见不鲜。后来蒋果真扶持孙科。孙科当了行政院长，自己有了一派势力（政学系），也曾企图作民国总统，但是因为不能领导军队，不可能成功。实际上孙中山传位蒋介石，也是在家庭中传位。所以说在毛泽东之前，中国领导人的继承，一直就是家传。只有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监督控制之下，内部实行了能人领导。这也是共产党能战胜国民党的原因。蒋经国让李登辉接班，算是从家庭传位，变成能人领导，但这背后也有美国督导之功，和当年共产国际督导共产党一样。政治进步非常缓慢。所有国家都是如此。比较大的进步都起源于外界的强大刺激和干涉。
中国没有民主传统，选择领导人只有两种办法，一是家族传位，二是能人领导。中共在解放前，和文革后，都算是能人领导。能人领导已经算是共和政治的一种。如果共产党能够保持能人领导，也还算是保持了共和。但是毛泽东发动文革，就是要破坏能人接班，而欲谋家人传位。他失败得很彻底。从那之后就没有传位和家天下的问题了。邓江胡都没有把自己的儿子太太搞出来当大官，也都没有企图传位。而是利用改革开放，让孩子们进入商界，赚足几代的财富。同时让能人接班。这就是进步。
我们再看看“传位动机”在文革中的作用。
一般如果帝王的儿子年纪比较大，就可在老皇帝健在之时，就让小皇帝接班，然后让小皇帝培养自己的势力。蒋介石、金日成和李光耀都是这么一种接班形式。毛泽东也这么作了。他用文革的十年时间，帮助毛远新扩大势力。除此之外，毛泽东采取了双保险办法，就是使用太后和顾命大臣。我们知道，小皇帝年龄太小，就必须让皇后垂帘听政。等小皇帝长大了，皇后就可以移交政权。但是皇后作传位中间人有危险，因为皇后很可能自己的把住政权不放。比如吕后、武后和慈禧太后。所以又需要顾命大臣。顾命大臣掌握部分军权政权，在小皇帝弱小的时候，顾命大臣可以帮助他，直到小皇帝长大，自己建立自己的大臣队伍。毛泽东在找顾命大臣方面，遭到一连串的失败。这也是他文革或传位失败的重要原因。说到底，毛岸英死了，毛远新无能，就没办法了。
毛泽东对江青信心不足。不足的原因一是他知道在中国没有军队不能当权，二是认为江青和毛远新到底没有血缘关系。
如果毛泽东真是要让林彪接班，那么在实行全国军管之后，应该说接班已经基本成功。但是毛泽东实际是想让林彪当个顾命大臣，没想让他接班。但是从68年起，林彪突然花大力气培养林立果，到了70年企图当国家主席。国家主席就是国家元首。如果元首再掌握着军队，权力就太大，对毛泽东的传位计划形成威胁。当年刘少奇没有掌握军队，已经威胁毛的地位。毛林之间的冲突因此激化。
林彪的想法
自以为聪明绝顶的林彪，怎么就会犯这样的大错误：明明看着毛泽东在东北培养毛远新，他不去“大树特树”毛政委（毛远新），却在空军“大树特树”林副部长（立果）。笔者以为有几种因素在林彪心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最重要的原因，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就林彪对整个形势的看法。就是：江青和毛远新能力不足，不能接班。所以，如果毛泽东聪明一点，就会让他林彪接班。因为这样林彪保持毛生前的名声，和江青毛远新的地位──不是最高的地位，是很高的地位。比如让江青当政协主席，毛远新当个部长，或者副总理。等等。如果不是他林彪接班，而是让江青毛远新接班，那更糟糕，而且是糟糕透了──他们一定被“一举粉碎”。
所以林彪认为，他接班对毛泽东有好处，对江青毛远新都有好处。他相当于蒋介石：孙中山没有传位给孙科，而是传位给蒋介石，是真正的聪明。因为孙科没有能力接班。在蒋介石的支持之下，孙科可以当行政院长，可以有自己的“政学系”，当一个政治领袖。如果毛泽东够聪明，就应该学孙中山，传位给他林彪。
应该说林彪的这个想法不错。其他人，包括周恩来陈伯达等，对形式的估计和林彪一样：江青毛远新没有能力接班。但是他们根据这一相同的判断，作出不同的计划。
另外，还有一些次要因素，对林彪有影响。林彪自持对毛有大功：整肃刘少奇依仗他林彪之力。你毛泽东也在全世界面前，许诺咱林彪当接班人。难道这还能改变吗？
林彪还可能认为，他的家族对毛也有大恩。没有他的家族的帮助，就没有毛的今天。这就牵扯到毛泽东和张国涛之争：
一、四方面军会师之后，张国焘主持红军总司令部（任红军总政委），毛眼看大权不保，即看准机会，带领林彪彭德怀的一、三军军团突然过岷山北上，逃离四川张国焘的控制。这一三军团只是红一方面军的一半，另有五、九两军团没走。当时在红军总部任职的朱德、刘伯承和叶剑英等也都留在了四川。这一、三军团是毛的井冈山嫡系。有到了陕北之后，毛的力量仍然很小。但是，这时苏联突然派回一个人，假名张浩，实为林彪堂兄林育英。我们看看下面这段文章（作者：汪幸福，原载《文汇报》），就知道林育英对毛的大恩：
1935年7月，林育英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团成员，出席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当时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的电讯联络中断，为了向长征途中的中共中央传达共产国际的七大精神，并恢复联系，共产国际决定派林育英回国。林育英装扮成商人，带着密电码，牵着骆驼，化名张浩，与在苏联受训的密电员赵玉珍踏上回国之路。经过一个多月的艰难行走，11月初，他们到达陕西定边县，并与定边党组织取得了联系。邓发代表党中央把林育英接到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12月中旬，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林育英在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会议精神和在莫斯科制定《八一宣言》的经过。?
瓦窑堡会议后，毛泽东用商量的口气对林育英说：目前，中央有两件大事需要你来做。一是党的白区工作没有负责人，你能否将中央白区工作委员会书记担当起来；二是中央和红军领导人团结问题也急需你来帮助解决。你是共产国际派回来的，目前只有你做这项工作最合适。林育英这才知道，10月5日，张国焘公然在卓木碉另立中央，自任主席，走上分裂党和红军的道路。毛泽东说：“你现在回来了，可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配合我们做工作，要尽快设法将他们拉回来。”林育英怕这工作做不好。“也许能起作用。”毛泽东说，“目前张国焘与我和闻天、恩来的关系很僵，我们发电报，他听不进去。朱德、徐向前等同志在那里很为难。张国焘比较相信共产国际，你如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做工作，他有可能会听。”
1936年1月16日，林育英根据毛泽东、张闻天的意见，以“共产国际代表”的名义，给张国焘发去了一份电报。电文中说他奉共产国际委派，回国解决一、四方面军发生的分歧，并带有共产国际七大对中国问题的意见和密码，可与国际直接通电。张国焘很快收到了林育英的电报，但他仍然不愿意带领部队北上。1月22日，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并去电命令张国焘立刻取消他的“中央”。林育英出席了会议。为配合这个决定，毛泽东、张闻天又建议林育英以共产国际代表的名义，给张国焘、朱德发去了《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共中央路线，张国焘处可成立西南局》的电报。张国焘看到这封电报，心里颇不是滋味。林育英的电报肯定了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这就意味着自己的主张和做法是错误的。他不得不考虑，自己再一意孤行，就要背“违背共产国际指示”的罪名。与此同时，在朱德等人的劝阻下，张国焘不得不重新考虑他的南下计划。
过了几天，张国焘连续给林育英发了三封电报，气焰没有先前那么嚣张了。这一时期，林育英单独或与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联名给张国焘等人发了数封电报，要求他们取消第二中央，尽快率部队北上。经过毛泽东、林育英以及朱德、刘伯承等人的斗争，张国焘被迫取消“中央”，同意北上。9月27日，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联名致电毛泽东、林育英、张闻天，表示尊重共产国际和中央的指示，部队前来与一方面军会合，决不再改变。林育英完成了毛泽东交给的任务，毛泽东高兴地说：“你这位共产国际代表没有白当，你为党和人民立了一大功。”10月19日，林育英从保安启程，代表中共中央赶往宁夏同心县城迎接二、四方面军。林育英得知朱德、张国焘还在关桥堡镇，又前行30公里，见到了朱德、张国焘等领导人。在关桥堡，林育英与张国焘单独作了长谈，消除了他的一些疑虑。1936年12月16日，朱德、张国焘回到了保安。
这也是林彪认为自己接班合格的原因之一。
应该说如果毛林合作下去，确实能让林彪接班。所以当时很多挨整的老干部，很担心林彪和毛泽东会如此合作下去。可喜的是，毛林合作出问题了：林彪认为毛泽东在67年故意骗他，因为一月风暴，军内揪一小撮，矛头直指他林彪手中之权力。经过他（林彪）和周恩来等老帅和副总理的联合反对（二月逆流），军内造反才得以遏制。但是在67年之后，毛泽东过河拆桥，打倒了贺龙，并不把空出的地盘交给他，而是让周恩来用四方面军干部控制。说明让他接班是假的。毛泽东认为林彪要求过度：本来让你当顾命大臣，你非想接班。当然事情还有其他因素。一是林彪的太太，或许还有林彪自己，认为身体太差，活不过毛泽东。所以有点着急。说实在的，如果没有“9.13"摔机事件，林彪也不一定活过毛泽东。所以叶群的着急也有道理。我们在上面说过，毛泽东选择林彪当接班人，已经考虑到了这个因素。就是：你身体不好，所以抬起你来，你也不是威胁。第二，你可能比我早死，那么，你替我整肃了刘少奇贺龙，立了大功，但是“接班人”这个位置，你等不着。这当然让林彪很不甘心。
林彪一家对毛远新的态度，也反映出他们的心中的顾虑和不满。叶群和林立国对毛远新不理不睬，就像没这个人。如果林立果去和毛远新攀小兄弟，同吃共嫖，情况可能不一样。但是，林立国从来没去拜见毛远新，却派人到沈阳军区选妃子。要只在空军中选，也还罢了──那是他林家的地盘，他们偏到陆军医院中选──好像到人家的地盘上去抢女人。也就是说，林彪的着急接班，和毛泽东的传位计划，互相冲突。但是有冲突不是一定要火并，他们可能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达成某种合作，甚至真的形成类似“孙中山蒋介石和孙科”的格局。如何使他们从冲突发展到火并，这其中有周恩来的谋略。毛在晚年说，周实际上反文革，但是反得很精明。这老周实在比林彪高明。
周恩来的谋略
文革的成败，在众人眼中，另有两个标准：1,绝对权力（不管姓毛还是姓林）是否继续。因为文革的目的就是保持和延续这种权力。2,政治派还是务实派当权。如果绝对权力持续，政治派当权，则文革成功，否则文革失败。老周知道如果毛林联合，则文革成功。如果毛林破裂，则文革失败。有如此看法的，并非老周一人，当时很多被整肃的干部，特别是将军级别的老干部，都有如此看法。因为林彪，也只有林彪，有能力支持毛泽东，并继承毛泽东的绝对权力。如果林彪成功接班，中国或变成军阀混战，或变成和朝鲜类似是绝对独裁；虽然从毛家天下变成林家天下，但独裁不变。其结果都是把中国的历史往回拖半个世纪。
现在不少人给林彪作翻案文章，多是不明白林彪人品低下，心胸狭隘，有将才无帅才，排斥异己任人惟亲，年老有病之后，更让老婆孩子牵着鼻子走，比蒋介石差得远。蒋介石能拉起一个大派系，林彪只能拉起一个小派系。虽有功于中共，但不属这个其小派系者，尽受残酷整肃。如果他来接班，必然导致其他山头的拼死一搏，形成军阀混战。因为他根本不给人家留活路。另一方面，林彪和其部下虽然有作战能力，但非常缺少经济和政治经验，文化水平也相当低下──这一特点在各省军管后，表现得十分充分。如果毛死后林彪接班，他的班底根本没有能力治理中国，他还会继续“突出政治”（因为那是他的品牌），导致经济破产──和现在的朝鲜一样。
所以老周自从文革一开始，其总战略就是离间毛林，只要毛林分裂，再借毛之手除掉林彪，则无人能保持绝对权力和“突出政治”的路线。文革就彻底失败。没有林彪挡路，中共内部还贮存着不少优秀人才──也就是在六十年代形成的务实派，在他们手里，政治就能进步。但是他们不是林彪的对手，林彪有军队，所以必须借毛泽东之手，搬倒林彪。这就需要离间毛林，最主要的办法，是让林彪权势扩张过度，威胁到毛泽东，挤压毛留给江青和毛远新的政治地盘。这样毛自己就会奋起反击：这是毛的行为模式。
把这一谋略和毛泽东的计划作一对比：毛泽东文革第一阶段的目标，是让林彪整肃刘少奇贺龙。同时让江青等人用上海模式，通过造反派，在全国夺取地方政权。并通过军内造反，以总政作为切入点，让李纳控制军队的政工（如果李纳不行，可以让中央文革代替总政）。毛的第二阶段计划，是让江青毛远新逐步扩大权力，并借周恩来之力，夺走林彪手中的权力。此后还有第三阶段计划，那就是整肃周恩来，由江青毛远新全面掌权。周恩来对此洞若观火，制定了自己的应对计划：在第一阶段阻击江青地方夺权。并让林彪跨界到地方上夺权。这样一来，本计划属于江青的权力，大多落入林彪之手。毛泽东江青两口子搞了半天，所获有限，而林彪却收获丰富。毛江集团就不干了，毛林之间就要出大问题。
周的计谋和毛的计划有相同之处：毛利用周制衡林彪，周利用毛消灭林彪。他们俩有共同目标：林彪。这是他们在文革中合作的基础。但是一旦林彪完了或死了。那这个合作基础就没有了。老周和毛泽东的计划有不同之处：周利用林彪阻击江青的全国夺权，并让林彪从江青手里夺出来一大块权力。使江青夺权（和接班）计划破产。才能做到这一步？老周有他的想法。就是在中央和地方，都进行对江青的夺权阻击战。
我们先看地方上的阻击战。大家都知道在文革之初，各政府部门都在群众中建立保皇派，比如辽宁就有辽联，保原省委和东北局（保宋任穷），武汉有百万雄师，保湖北省委和武汉军区。其他地方也有保地方政府的群众组织。现在对造反派有很多报道。实际上保皇派的势力更大，闹得更凶。当然，这一方面是因为各级政府和工人之间，有一定的联系。中共政府官员在文革之前就已经有一定程度的腐败，而且在50和60年代整肃知识分子和阶级异己不遗余力，但一直对工人不错。老工人都知道，文革前工人待遇不错，有工资和劳保。产业工人大多是进城农民，和复转军人。对于他们来说，进城当工人，是一个很理想的上升之路。所以工人对政府有好感。周恩来知道，这就是资源。利用这个资源，可以打一场对江青的“夺权阻击战”。就是利用老工人，建立保皇组织（或保守组织），作为一派群众力量，和江青支持的造反派对抗。
老周不是不知道如此保皇，很难阻止毛江打倒现任的官员。毛想打到谁就能打到谁，但是，毛江的计划有一个致命弱点，就是：让造反派夺权，并从造反派中选拔干部。但是，这造反派夺权，可比打倒在职干部难多了，因为工人不止一派，凭什么你这伙人能夺权做官，我们这些工人就不行？于是，打倒干部易，造反掌权难。好几派群众组织互相对立，发生武斗，你毛泽东江青支持的造反派，就掌不成权。事实证明，从文革一开始，群众之间马上出现派别冲突，而且在全国蔓延，这样就使全国大乱。按毛的说法，是乱了敌人，但是实际上是乱了江青，因为江青原来计划的是全国都用上海方式夺权。就是让她选中一伙人，组织工人造反，再由她支持夺权，新干部可以从工人和造反干部之中选拔，比如王洪文等人。但是全国保皇工人一旦奋起，和江青支持的工人造反派互相对峙，造反派夺权就很困难：大家都是工人，我们干活还比你们好，凭什么你们当领导，我们还是工人，这不公平。如此想法必然产生。而且保皇派工人大多是出身比较好的，平时老老实实干活，听领导话。造反派多是年轻和出身不是很好的，平时工作表现不好，经常被领导批评的，大工厂工人是保守派，集体所有制和商业系统的工人是造反派。相比而言，保守派的人数比较多。江青完全没有料到保皇力量如此之大。她以为和上海一样，她一下令，工人学生的造反派，加上市委内部的造反干部，就可以夺权，以后再软硬兼施，使大部分保皇工人（当时保上海市委陈丕显曹荻欧）倒戈，对小部分死硬分子强力镇压，就行了。虽然上海到了68年还有保市委的保皇工人组织，但是被江青支持的造反派镇压（上柴事件，王洪文领导工总司武力解决对立的工人组织）。之所以能这样，一是由于上海由江青集团直接控制。他们能够为造反派开路，并及时指导造反派实行一些政策。包括强令原上海市委交权，然后对以前保皇（保原上海市委）的工人实行怀柔政策。并且在夺权成功之后，立即把这些老工人，保皇工人吸收到造反派的队伍里来。但是这些行为属于高难动作，需要强大的背后支持，和灵活的政策实施。背后没有强大支持的，对方（保皇派和干部）不倒，如果有政策不能实施，保皇派的工人不能被怀柔。所以这事在上海可以实现，在其他地方有难度。加上周恩来和其老部下，都是久经沙场，能征惯战之人，对付这些小造反派，还是很有办法。另外，江青集团对这些地方的造反派，并无直接绝对的控制。造反派的行为粗暴，喜欢打人，打架，很残暴地批斗干部，必然引起广大群众不满。夺权更为困难。
在夺权以后，1968年搞了一场“清理阶级队伍”。各地持续的时间不一样，有些地方直到71还在搞。这个运动有多个目的，其中一个就是把造反派中的出身成分不好的人，清理出去。也就是对青年工人造反派“用完就扔”“过河拆桥”。但是在刚刚造反夺权的时候，由于周恩来手下的干部的阻击战，老工人都成为保皇派，江青一伙只能依靠这些成分出身有点问题的年轻工人。
也就是说，周恩来看出来：他自己和干部集团，并非完全没有抵抗的力量。共产党这十几年，到底对产业工人有恩，这就是资源，可以依靠这一资源，在和江青作一场大规模的反夺权阻击战，即使现任干部下了台，造反派也掌不了权，而成为派别对立的无政府状态，群众打派仗和打冤家相似，越打仇越深，没仇的可以打出仇，最后打得不共戴天。事实证明，各地，特别是工人集中的大城市，很快，甚至在两个星期之中，就发展到了这一步。毛泽东和江青计划的“造反派夺权”模式，就不能实现。
周的“地方保皇阻击战”打乱了毛的计划。在74--75年毛泽东对文革有一些评价，说应该三七开，三分错误和问题，包括把全国搞的一团糟。这个一团糟不是他想搞的。他以为连刘少奇都这么乖乖地打倒了。下面省市干部还有什么难搞的？他没想到还有一个工人保守派。他们比干部厉害的多。干部乖乖地低头认罪，工人保守派却比铁杆还硬，他们阻断了造反派夺权掌权的路：保守派也要夺权掌权。这样一来，造反派必须全身心地和工人保守派打派仗，不能夺权掌权。造反派中有能力的干部也就无法培养出来了。
一是由于江青忙于北京上海的事务，在中央各部夺权，没有时间到各省坐镇，二来是她本来身体不好，能力低下，中央各部的夺权都没有搞好，各地的群众派仗当然更难以解决。三来来是各省政府和部分军区领导，都是沙场老手，都对老周的策略心领神会。老周把江青拖在北京，而他们在外地分别发动自己的群众，进行保皇自卫。江青和中央文革能派出去的干部，都是关锋戚本禹之类的中下级干部，一些解放战争甚至之后参加工作的文人。而各省各部大员大约都是六级到八级的干部（中共干部级别分为23级），绝大部分是红军干部，少数是抗日战争时期参加工作的干部。在中共系统中，资历非常重要。这些中央文革的小干部到了地方各省，地方大员根本不听他们的，也根本看不起他们。地方大员有的明着对抗，有的暗中捣乱。另外一些人，比如云南的阎红彦，抵抗不成就自杀了。自杀前说是陈伯达（中央文革）把他逼死的。阎红彦是红军老干部，上将，在云南恢复大跃进之后的经济，有显着成绩，很有威信。这一定会刺激保守工人群起抵抗造反派。中共干部当中，有不少冒死抵抗中央文革夺权的人物。比如武汉的陈再道调用军队，把造反派抓了五百多。又调动保守工人的武装（大部分是复员军人）杀了几十人（一说几百人）。使“利用造反派夺权”这种在上海可能实现的事情，在其他城市都难以实现。笔者当年在全国各地“流走”，在闹市之中，只听见各派的大喇叭震耳欲聋，高楼之上传单如雪片搬飞下，各派队伍持棍棒枪械怒目而视。完全是一幅战乱景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