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摸着石头过河
网上有一篇关于摸着石头过河的文章，其中，对中国改革的一些具体论述很有道理。但批评摸着石头过河这一核心思想却含糊不清。何谓摸着石头过河？这一思维方法的核心是什么？为什么在中国行不通？如这一方法不行，你准备用什么理论来取而代之？
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起，很多中国的知识精英就开始批评老邓的摸着石头过河的说法。按照这些知识精英的说法，一场巨大的社会改革，怎么能没有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这种改革非失败不可。到了90年代初，前苏联崩溃，叶利钦搞震荡疗法的百日维新，这些知识精英，再加上海外的异议人士对俄罗斯旗帜鲜明的经济政治改革都交口称赞，很多人断言后起的俄罗斯改革一定会超过中国。当然，其间断定中国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会导致中国崩溃的预言从来就没有中断过。很可惜，在事实面前失败的不是中国的改革，而是这些知识精英的铁口断言。
说来具有讽刺意味，中国知识精英反对摸着石头过河的思想不是来自别处，恰恰是来自毛泽东，马克思。朝前追溯是从柏拉图到黑格尔的理性主义。按照柏拉图的说法，一个国家只有当哲学家和统治者合二为一的时候，才能成为真正的理想国。这个理论听起来很好，但在现实上恰恰成为专制主义的思想基础。对于这一点，罗素从哲学的角度进行过透彻的分析，在这里就不赘述。
摸着石头过河被批评者贬之为无理论的改革，从理论上说是完全错误。这实际上是把不奉行理性主义的理论称之为非理论。从近代以来，西方哲学分为大陆理性主义和英国经验论两大派别。在人类思想史上，这两大潮流各有千秋，难分高下。但从对社会现实的影响看，近代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和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却主要是沿着英国经验论的道路在发展。近代自由资本主义的奠基人亚当.斯密在思想上就是把主张不可知论的休谟奉为自己的精神导师。亚当斯密那只看不见的手实际上就是经验主义的不可知论在经济领域里的运用。世界的现代化，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经验主义思维方式，自由经济制度，民主政治制度在全球展开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否具有正当性可以讨论，但其有效性却是难以否认的。
摸着石头过河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提出具有双重意义。从现实上看，是回避了中国的改革究竟应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应坚持社会主义这个教条主义的问题。摸着石头过河，就意味着任何一条道路都可以是中国的选项，只要这条路能解决中国的问题。这是一种典型的实验主义方法。和邓小平的猫论在理论上是一致的。从思想方法上看，摸着石头过河是经验主义在中国的一个翻版，是对毛泽东的浪漫主义理性思维的一个反动。毛泽东在社会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建设上有无完整的理论体系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但毛泽东在思想上却实实在在有着柏拉图那种哲学家当王的思维方式。毛把哲学对社会的影响提到了不可思议的高度。一方面，他想当然的按照自己头脑中的理论框架来改造社会，大跃进和文革都是这种浪漫主义理性思维的结果。另一方面，毛号召全民学哲学，学理论。认为理论能够解决现实的问题。毛的这种思想，再加上具有浓厚黑格尔理性主义色彩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地位，影响了整整一代中国知识分子。时至今日，这种理论先行的理性主义在中国知识分子中仍然大有市场。反对摸着石头过河就是这种思想的反映。这实际上是中国知识界的悲哀。
世界近现代历史的发展也许能告诉我们一些经验和教训。19世纪中叶，当资本主义的发展席卷欧洲，引起诸多社会问题和冲突时，信奉理性主义的马克思在严厉批评资本主义的同时，用理论构造出了一个全新的社会形态–共产主义来取代资本主义。而与此同时，信奉经验主义的自由主义者也批评早期资本主义的各种弊端，但是他们并没有用头脑去创造出一个新的社会体系来。相反，他们是从经验出发，从现实出发，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一点一点地来改良这个社会。从某种意义上说，西方的自由主义也是在摸着石头过河。从现代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两大社会体系的产生，成长过程来看，前者是人类社会的一种自然发展，自然进化，即使在革命其间，革命者也没有要把头脑中预存的社会经济制度强加于社会。一句话，现代资本主义不是创造出来的，而是生长出来的。而共产主义社会完全是人的理性创造出来，再通过革命强行实现的。这注定了共产主义最终失败。这个历史证明了美国保守主义之父Russell Kirk的论断：现代文明社会是生长（Growing)出来的，而不是制造（Making) 出来的。这也是自由社会和专制社会的重大区别。
中国今天的问题，是历史延续和现实改革交织的产物，而和改革所信奉的摸着石头过河方法并无直接关联。也不是象一些理论家讲那样，只要有一种完整的理论来统一大家的思想就能解决问题，更不可能有一种预设的框架来整合整个社会。其实随着改革的深入，中国社会越来越多元化，很难再用一种思想，一种模式来整合整个社会。如果今天还有人希望用这种理性浪漫主义给中国描绘出一个美丽的图画，在实践中很难会得到成功。摸着石头过河本身是中国改革以来思想上的一场革命，这也是中国目前过渡到资本主义的一个具有可行性的方式。我个人认为，中国政府目前不会，也不可能改变这种实验主义的方法。只要坚持这种实验主义方法，中国的改革和转型就可以随时加以调整，修正而避免失败。相反，要是重新回到马克思的理性浪漫主义去，由理性主义来为中国改革预定框架，中国的改革最终只能以失败而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