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印度人的真实生活

一位在印度生活过多年的朋友说：“印度的社会结构是‘葫芦型’，这个‘葫芦’有三层，相互之间完全割裂，互不交叉，不存在中间过渡层，也许会有人从底层社会进入上层社会，但他会立刻切断与原有阶层的联系。”按照朋友的解释，处在最顶端的是人数只有数百万的社会精英，他们大多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有着体面的工作和稳定的收入，生活非常奢华；
第二层是中产阶级，人数大约2亿多，在大中城市拥有一份工作及住房是其最明显的标志；处于最低端的是8亿贫民阶层，他们生活在农村和城市的贫民窟里，每日为生计发愁。近日，记者有机会采访了分别属于这三个阶层的家庭，对朋友的解释有了切身的体会。
新德里南部有一小片“富人区”。这里许多住房都是相当气派的三到四层欧式别墅，外加一个大大的草坪庭院，房屋外墙和地板全使用大理石材料，每家都有两三辆豪华轿车，私人保安、仆人、司机、花匠、杂工、厨师等一应俱全。
45岁的阿吉特·库马尔一家就住在这里。和印度许多上层家庭一样，库马尔的家就像一个微型社会：除了妻子和正在上中学的小儿子外，他还雇用了两名仆人、一名司机以及几个私家保安，为他们支付的工资基本上为每月2万卢比（5卢比约合1元人民币）左右，仆人之间的等级和分工都非常严明。每年夏天，库马尔一家人都会选择前往欧洲避暑，同时顺便去看望在英国读书的大儿子。
这个时候，他那幢自己修建的三层别墅外加庭院花园的住宅便全部交由仆人来打理。为了应对印度经常发生的停水断电，库马尔家中还装备了一个大型柴油发电机以及几个巨大的水箱。库马尔一家用娴熟而地道的英语交流，每天的下午茶无论上班与否都是雷打不动。闲暇的时候，库马尔还会去参加马球、高尔夫等俱乐部的活动。在印度过一种英国贵族的生活──这是印度上层社会的普遍心理。
据记者了解，印度的有钱人基本上都是高种姓。库马尔也是从父亲手中得到了一大笔财产。他的父亲上世纪60年代曾经是陆军军官，这也使得家里当时有机会在新德里南郊从政府那里购置一块200平方米左右的住房用地。当年的荒郊野外如今早已变成寸土寸金的富人聚集地，每平方米房价也从过去的1000多卢比翻了好几番。
库马尔把其中一处住房出租给了外国公司，每月的租金收入去掉税收后可以达到6万卢比左右。他本人还打理着一家效益不错的旅游车辆出租公司。库马尔表示，公司收入很难用固定数字来衡量，“但肯定要比房租收入来得多一些”，因此“应付正常的生活支出没有问题”。库马尔只能算是印度的一个普通富豪，许多大富豪的生活更加奢华。今年2月份，印度显赫的查特沃家族举办了一场婚礼，时间持续一周，耗资达到数百万美元。
印度社会对中产阶层的界定非常宽松，记者在新德里街头采访时许多人都认为自己是“中产”，他们的工资收入每月5000卢比到4万卢比不等，居住条件更是千差万别。在他们看来，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和住处便叫做“中产阶层”。按照这个标准划分，杰亚·苏吉什是典型的中产阶层。
苏吉什今年25岁，两年前他从大学毕业后一直在一家印度电信公司工作，每月收入为2万卢比，这在他的同学当中属于中等。当记者说到他的收入“其实已经可以加入到有钱人的行列”时，苏吉什却苦笑着摇了摇头，表示生活上同样也面临着一大堆问题。目前，苏吉什仍然和父母一起住在新德里的市区。
由于父亲是一名公务员，因此整个家庭都可以几乎免费地住在政府提供的住房里。这些住房基本上都是4层以下的建筑，类似中国上世纪80年代的老式住房，非常简陋，“25英寸的彩电连门都进不去"。苏吉什一家就挤在大约70平方米的房子里：除了苏吉什和父母亲之外，还有已经结婚生子的哥哥一家人。哥哥的月收入只有8000卢比左右，根本没有能力单独买房。
和很多印度人一样，苏吉什一家都是素食主义者，平时的主食就是面饼以及土豆、洋葱和西红柿“老三样”。在印度，像白菜这样带叶子的菜奇贵无比，除了香蕉之外的水果都价格不菲。苹果就要大约10元人民币一斤。上班时间，苏吉什的午餐经常在街边小摊上用20卢比就解决了，平时的消遣也就是偶尔到酒吧或者电影院。在苏吉什的家中，记者没有看到几件像样的家具，只有一台21英寸的彩色电视机和冰箱。家中曾打算买一台发电机，然而近30万卢比的价格让他们望而却步。
对于苏吉什一家来说，最大的问题还是房子。印度规定，公务员退休之后，一定要搬出政府提供的住房，许多公务员在退休之后不得不回老家。目前，苏吉什最大的愿望是尽快在新德里郊外的达瓦尔卡购买一套属于自己的住房。在这个被印度政府称为“亚洲最大的住宅小区”里，最近五年间新建成了200多幢七到九层的高层建筑，这与新德里市区普遍不超过四层的旧式低矮住宅形成了鲜明对比。
除此之外，每幢住宅楼的旁边都配有一个巨大的柴油机来集中发电，以供停电时电梯和照明等能够继续使用。这儿100平方米的房子大约需要350万卢比，苏吉什买房子的梦想必须靠银行贷款才能实现。苏吉什告诉记者，他希望将来找一个同样能工作的妻子，以便减轻未来的生活负担。不过在印度，很少有妇女出来工作。许多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女性结婚后也都选择专心在家“相夫教子”。
古帕尔属于印度社会中所谓的低种姓阶层，他听不懂英语，在热心人的帮助下，记者才能与他进行简单的交谈。古帕尔不是新德里人，他来自400公里外北方邦的一个小村庄，好在印度没有户籍管理制度，在这里，他为一个航空订票处做一些端茶倒水以及打扫卫生的工作，每月工资为2000卢比。
古帕尔住在公司附近位于顶楼的一间仆人房里，整个房屋大约只有5平方米，租金为500卢比，里边除了一张床就没有任何别的家当。由于房屋是顶楼，夏天高达45摄氏度的气温让里面就像蒸笼一样，根本无法入睡。一张“恰巴迪”（类似烤出来的粗制面饼）蘸点儿咖喱汁便是古帕尔平时的食粮，这种简单的伙食每顿只需花费不到5个卢比，剩下的钱古帕尔需要带回去，以便维持远在老家的妻子以及4个孩子的生活所需，他还准备攒些钱过两年把房子重新修一下。古帕尔对自己的现状并没有不满，“还有不少人不如我呢”。
在新德里的街头，日子过得比古帕尔更加艰难的人家的确还有许多。路边经常能见到破烂的窝棚，里面连个电灯都没有。每次暴风雨过后都会有许多衣着破烂的妇女带着孩子四处捡拾被狂风刮断的树枝日后充当生火做饭的木柴。绝大多数人家的一日三餐都是靠市场上收集来的烂菜叶。
在采访中，给记者留下印象最深的是，等级观念在印度各个阶层已经深入人心。在印度富豪家庭里，仆人可以分为厨师、打扫屋里卫生的、打扫院子卫生的、花工、司机和保安。他们之间也有等级划分，如打扫院子卫生的人绝对不允许进厨房，他见到厨师要表示尊敬或让路等等。曾经有一个在印度的中国企业雇用了一个全日制的保安，这位保安每天就搬个椅子在门口坐着。
企业老总看到后说：“你在那里为什么老是待着，没事去把院子打扫一下。”结果这位保安很不满，表示打扫卫生是低等级的人干的活，他做了会被别人看不起的，是对他的“侮辱”。而仆人干的活，主人也是绝不应该做的。大多数低种姓民众对这样的不平等也能安之若素。很大程度上，正是对等级观念的认同保证了印度社会的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