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朋友自香港北边来，大谈特谈在中国“关系学”乃第一生产力，无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领域，若没有“关系学”的内容在里面，则无法真正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他说他虽然是从深圳来的，但偏偏喜欢称自己是从香港北面来的，主要是突出深圳与香港之间所发生的密切“关系”。没有这种特殊的关系，就显不出深圳的存在。
“关系学”的实质就是社会关系，主要是通过人与人之间交往而付诸实施的一种相互的紧密联系。为什么社会关系会替代“科技”而成为第一生产力呢？其实这主要是一种民间的合理说法，并不见得会得到高层公开的认可，但实际上民众是大致了解的。比如“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就是这个道理。为什么法制规章经常无法不折不扣地执行下去，甚至遭到抵制与强烈的破坏，主要也是这个道理。而我们经常提到的“人治”，其实质就是“关系学”或“潜规则”在发挥着十分必要的作用。
任何一个单位，谁掌握了用人权和财权，谁就拥有了真正的权力，成为真正的一把手。仅仅是名义上的第一把手，往往是徒有虚名的。真正的一把手有了用人权和财权，往往会把此看作自己手中的“私权”，在提拔人和分配财物时，竭力使“自己人”受益，而“自己人”也知晓事成“背后”是谁真正“使了劲”、“起了作用”。其结果是，一方面让对方莫忘自己的恩典，服从自己的权威；另一方面，一把手还可以得到一定的心甘情愿的回报。就这样，所谓的“公权”，变成了自己进财谋利的“摇钱树”，国家选拔的人才就成了自己的“家奴”。这一现象足以说明“关系”的重要、以及人们对“关系”的信赖和依附，把“关系”推在高于组织、法律和各种规定的层次上。有了“关系”就可以得到真正的权力和好处，没有“关系”，充其量只是一种形式上的棋子，或者是一种名义上摆设。
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可谓比比皆是。明朝嘉靖年间，徐阶担任类似首相职务的首辅，前首辅严嵩的日子就不好过了，因为严嵩之前的首辅、提拔徐阶的夏言遭受过严嵩的残酷政治报复，以污蔑皇帝等罪名进行迫害，以首辅之职被处极刑。严嵩因为不属于夏言的关系圈子，所以他们之间的斗争就很激烈。接着，随着斗争推进，严嵩事发，削职为民，夏言提拔的人徐阶就占了上风，为了报复严嵩对夏言的迫害，狠狠制裁了严嵩，严嵩儿子被处死，财产被充公，自己也饿死在寄食的地方。此后，到了万历年间，又翻开新的一页。徐阶提拔的张居正走上台前，他利用计谋将赶走徐阶接任新首辅的高拱赶下台，甚至还设计阴谋要把高拱全家处死。冤冤相报，其实这都是他们为了维持各自关系和整体利益的需要。虽然徐阶声称“以威福还主上，以政务还诸司，以用舍刑还公论”，其实这是一种宣传，根本不可能做到。而张居正们也宣称“仁、义、礼、智、信”，可是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在两派政治利益的争夺过程中，每一个人都不择手段为维持自己的关系，打击自己的政敌，权力欲望和政治野心使他们成为残酷无情的政客。在万历年间，还有一个清官叫海瑞，其实他也是被关系网保护着的，当年他批评明世宗皇帝被定了死罪，可出乎意料的是没有立即执行，后来世宗也病死了，海瑞得以释放。据说提拔张居正的徐阶首辅起了很大的作用。由此一件事情可以看出，“关系”远比法律有效。
张居正还说过，“盖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不难于听言，而难于言之有效。”所谓法律、法令、文件、会议传达，无一不是纸张的堆积，如果上下级之间没有提拔者与受益者的“关系”存在，这些“法律、法令、文件、会议传达”只能从一个衙门里走出，又进入另外一个衙门，“旅行”结束就等于已经贯彻与执行。如果这种情况换成另外一种方式，只要提拔者稍微有一点意思，下面的受益者都会不折不扣地执行，“谁养的狗，就为谁效劳”，就是这个道理呀。(稿源：红网)(作者：昝爱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