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经济学院院长: 每年进入北大的状元有二三十名，经济类占一半 经济学专业吸引了全国最优秀的人才。以北大为例，每年进入北大的状元有二三十名，经济类的至少占一半。我们经济学院70%以上的考生是全国各省高考前10名。 以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本科生的课程设置为例，和美国哈佛、芝加哥、康奈尔、耶鲁等世界一流大学的经济学类、经济学系的课程设置差不太多。它们有的骨干课，我们基本都有。使用的教材也差不太多。 学生毕业后，在国内外是最好的大学读研究生，在最著名的公司工作，在国家经济类的、最重要的部门工作，我想这就是一流的毕业生。 :::::::::::::::::::::::::::::::::::::::::::::::::::::::::::::::::::::::::::::::::::::::::::::::::::::::::::::::::::: 访北大经济学院院长刘伟 首先，经济学研究和经济学的高等教育从过去一个很古老、很冷僻的学科，变成了很热门的显学。中国从一定意义上进入了一个泛经济学时代，几乎所有的学科都和经济学建立了某种关联。 第二，在中国高等教育当中，经济学的教育配置资源所占的比重迅速提升。现在中国几乎所有的综合性大学都有专门的经济学系、经济学院或经济学类的专业；几乎所有部委和省市级大学，也都有财经类的或相关的专业。这在世界高等教育史上可能也是少见的。虽然没有准确的数字，至少可以肯定，经济类、财经类教育所投入的资源量这些年迅速提升。 第三，经济学专业吸引了全国最优秀的人才。以北大为例，每年进入北大的状元有二三十名，经济类的至少占一半。我们经济学院70%以上的考生是全国各省高考前10名。 总体上来说，经济学发展速度很快，社会需求很大，也很关注，各方面投入很大，机会也很多，但是我们的差距也很大。 《大学周刊》：这个差距是指什么差距？ 刘伟：一句话，就是经济学教育落后。中国经济学教育的发展落后于中国经济的发展。 这几年中国经济学教学的教育体系、教育管理、教育专业、教育知识、教育理念等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这些变化主要还是在数量的扩张上，而不是质量的改造。相反，中国经济的变化不仅是一个数量扩张或者GDP增长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制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整个经济发展的性质发生了变化，是质的变化。总之，中国经济学教育质量上的变化跟不上中国经济转型、中国经济发展这种质的变化和突飞猛进的成长。 《大学周刊》：经济学的教育和经济发展不成正比，这是一种正常、合理的状态吗？ 刘伟：学科的发展是特别沉闷的。经济生活本身是生动的，天天在变。学科本身是有滞后性的。所以自然就形成了这样一个落差，存在落差不可怕，问题是怎么对待这个落差，是积极地改变经济学的教学，缩小与现实之间的差距，还是消极地，使得经济学和现实的差距越来越大，经济学的教育和训练越来越落后于现实，落后于国际水平。这是两种态度。 三大矛盾 《大学周刊》：您的意思是经济学教育本身存在一些问题或者说矛盾？ 刘伟：是的。经济学教学面临着几方面的矛盾。 经济学是经世济民的致用之学，首先遇到的是经济学的理论训练和实践如何结合的问题。当下经济学很重要的趋势就是其研究方法和训练越来越数学化，作为大学教育，学生大量的时间用在课堂，学习基本的理论、经典的教科书、基本的工具和方法的训练。而这种方法训练实际上越来越引导学生对数学分析和经济学一般规范的考虑，和现实是脱节的，解释不了现实经济的。怎么办？我们可以引导学生多了解实际、深入实际、调查实际，对实际做出很好的反应和培养他的敏锐，理解学科自身的内容。可是在教学当中，存在着课程搭配、知识结构和时间上的安排、课程设置等一系列问题。 第二，经济学的民族性和开放性问题。经济学本身确实有国际性。经济问题是人类共同面临的永恒的主题，各个国家研究经济学都有它共同的需要。但是，经济问题又有它的国别性、民族性、历史性以及它特别的阶级利益所在，这就有它的特殊性，这是很客观的。 于是我们的经济学教学多大程度上引进国外的经济学的知识、结构，多大程度上要恪守我们民族的，是个大矛盾。 国际前沿性的问题，西方国家走在前头，从学科建设、知识结构肯定有它领先一步的地方，这是因为人家的经济生活走在前面。没有一个发达的经济，不经历一个丰富的经济史的过程，经济学是很难发达和丰富的，因为它没有经历过这种问题。作为一个经济落后国家，有很多现代问题我们并没有遇到，因此我们经济学从来没有提出、没有去碰撞这些问题，可是人家碰到了，人家在分析，取得的成果自然就是领先的成果。作为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当然就要把最新的、最前沿的方法和成果引入到中国的教学课堂上来。中国目前的经济学教育是开放的。以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本科生的课程设置为例，和美国哈佛、芝加哥、康奈尔、耶鲁等世界一流大学的经济学类、经济学系的课程设置差不太多。它们有的骨干课，我们基本都有。使用的教材也差不太多。 但是，任何一个国家，培养经济学的人才恐怕最基本的使命是解决本国的发展问题，是面向本国的实际。即使是西方国家，也是很清楚经济学对本国利益，经济学人才培养对本民族的需要。比如说英美大学的经济学教育中，美国经济、美国经济史和英国经济、英国经济史，是必修课程。而国内现在有多少大学的经济学教学，把我们国家的经济史、经济思想史，以及当前的经济理论和经济实践的热门命题，放到本科的教育当中？我觉得这方面是需要加强的。 第三个问题是语言上的，经济学本身是从西方来的，再者这一学科除了有经典的、理论的学习要求，还要关注其现实的和不断变化的方面，因此学生需要花大量的时间学习英语。 《大学周刊》：您刚才说经济学学生要学西方的、中国的，还有英文的要求，当然还包括国内必修的政治之类的课，这会不会使得中国优秀的学生在学经济学的时候更难出成果或者是成为一个优秀的经济学家呢? 刘伟：这个我不敢说。至少说我们从教育来说，时间上安排就有矛盾。我要考虑到西方的，还要考虑到中国的；要考虑英文课程，还要考虑经济学本身；要考虑意识形态的教育，同时还要考虑经济学本身所要求的。这三个方面的问题就使得国内经济学教育至少在时间上有问题。 学经济学的学生与理科学生相比，在学术进展方面无形的压力要大得多。又比一般文科学生现实的课堂作业大得多。像经济学中的微观、宏观、计量等有大量数学的课程，更不用说统计、数学这些本身的数学课了。而数学不好，学好经济学也很难。 应该说，社会的、管理的、体制的、历史的等多方面的因素，都使得经济学的教学与学习存在着需要跨越的障碍。 质的变革 《大学周刊》：您说经济学教育应当从数量建设转到质量建设，那应当如何去做质量建设？ 刘伟：要改革，经济学教学的各个方面都要改，使得经济学的训练、对人才的培养和社会需求近一点。 《大学周刊》：具体如何改革？北大经济学院近年来有什么动作？ 刘伟：主要是课程和教学改革，据北大经济学院的具体情况，我们前几年提出来在大学教育阶段，“让我们的教育离学生的愿望近一点，让学生的选择离社会的要求近一点”。这个提法听起来好像很一般，但我们围绕这个做了多项改革。 首先是专业的自由选择。北大经济学院现在有6个系：经济学系、世界经济与国际贸易系、国际金融、保险学、财政学、环境与资源经济学系。三年前开始，以经济学院整体录取学生，进来时没有任何专业，到三年级时，再分专业。前两年，都是学习公共课，如外语、数学、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经济学原理、计量经济学、政治等。三年级选专业时也没有任何限制，６个系愿意选哪个就选哪个。 为什么要这样变？很多考生报经济学很盲目，根本不知道经济学学什么，更不知道这个专业是做什么的，以及现在社会上需求的变化情况。进来之后，突然发现自己并不适合、没兴趣学这个专业，或者社会其实对该专业的需要并不大。因此有两年基础让学生对经济学有个基本认识，再选专业，避免了盲目性。 当然学院会给学生充分的信息，比如说往年各个专业的学生，有多少出国，到哪些国家，到哪些部门工作，有多少考上研究生，在哪些学校，等等。 《大学周刊》：学生会不会只选当下比较热的专业，导致各个专业不均衡？ 刘伟：没有，去年是第一批，都选得比较均衡。选金融专业的稍多一点，50人上下，像环境资源这样的新学科，还没有热起来，相对少一些，也有20多人。 《大学周刊》：这是不是课程结构改革的一部分？ 刘伟：是的。其实环境规划、生态规划在美国、西方已经很热了，中国的经济类学科比国外热起来大概要晚15年，比如MBA。我估计中国再有10年，从企业到银行到各行业会有这个专业的大量需求。一个学科得有积累，十年树木，何况树人呢？ 实际上，教学上第二个改革就是课程建设。刚刚也说了，经过3年多的时间，从课程结构来看，我们本科生的教学改革国际化和现代化的水平应当是相当高了，和美国的著名大学没有太多区别。至于质量，讲课的内容上、老师的师资上、处理问题的能力上那另说。 《大学周刊》：3年就能做到与世界一流大学齐头并进，其中有哪些困难？ 刘伟：的确，课程结构设置的国际化和现代化改革很难。有两大问题。一是与我国教育管理体制的冲突。比如说有课时限制的政治课，一些经济学前沿的课程就加不进来，我们只好采取压学分和用某些相关课顶替政治课。把课时科学地协调下来，才能达到教学改革的目的。 另一个困难是主要的，就是师资队伍问题。课程结构的现代化、国际化，就要考虑什么人来上，把国外学好的博士引进到国内就得花重金和诚恳的态度，因为经济学博士找工作都很容易。我们现在关注的是美国的华人和留学生，每年6月份前后就要把第二年招的人数、什么学科、什么专业的目录，挂到美国的网站上去，接着一二月份到美国开招聘会，面试。 而大量的课程改造，引进人才之后，原有的老师怎么办？又是一个问题，很多老师的课在教学计划里没有，这是结构性的淘汰。但是没办法，一切工作都要服从培养学生的需要，没有个人偏好，所有教师的个人利益都要服从于这个大局，服从于这一根本利益。 《大学周刊》：您所说的“让学生的选择离社会的要求近一点”是不是包括就业问题？ 刘伟：这是我们第三个方面的教学改革，学生的去向。我觉得一个学校要想真正对学生负责任、提高学校的声誉和吸引力，很重要的就是对就业这个环节给予极大的关注和悉心的指导，而且要做非常深入的工作。今年我们成立了就业工作委员会，另外还想花钱聘专门的人，使这个委员会公司化，类似猎头公司。管理是党政管理，运作就准备公司化。对于就业问题，学院领导一定要慢慢从“守业人”的位置变成个积极的“参与者”。 改革主要是这三方面，入口我们力争让他们选择得晚一点，选择性大一点；中间培训我们尽可能让他的知识结构国际化、现代化；出去这方面，从管理者来说要尽可能地主动、深入介入学生的出口。我想无外乎把住三个口，我相信这样一流的学生进来，能成为一流的毕业生。 一流学生与一流大学 《大学周刊》：您多次提到一流学生，这与建设一流大学是什么样的关系？ 刘伟：前些年，北大提出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我就说以北大当时的条件，有些不是世界一流的，经过三五年、十年八年的短期、中短期的努力也达不到世界一流。有些已经是世界一流的，进入北大、清华的学生肯定是世界一流的。高等院校的建设是长期文化积累的结果，已经是世界一流的就要得到呵护和重视，不是的就要经过长期的、中长期的考虑来累积。比如教学理念、教学知识结构、师资结构、硬件等，硬件方面，可能某些专业十年八年就可以赶得上。但是其它一些，比如理念的变化、知识结构、前沿性的教学概念和方式，恐怕既要有很沉厚的积淀，又要有对未来很敏锐的感觉，就可能需要很长时期。 现在的问题是一流的学生进来了，毕业以后是不是一流的毕业生？我认为这是检验这所大学是不是世界一流的一个最根本的也是最基本的标准。如果是世界一流的毕业生，那这所大学的硬件再不好也是世界一流。最可援引的例子，西南联大的硬件很差，外面又是炮火连天，但在有些学科和专业上出了大量的可以问鼎世界的专家学者。怎么能不说西南联大是世界一流的？ 《大学周刊》：怎样又算是一流的毕业生？ 刘伟：学生毕业后，在国内外是最好的大学读研究生，在最著名的公司工作，在国家经济类的、最重要的部门工作，我想这就是一流的毕业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