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 台前“国安局”副局长黄光勋被内定为驻以色列代表。但因黄光勋曾卷入“凯泽案”且是特务出身，以方对此一直未点头。实际上，除黄光勋外，台驻外代表中有不少是特务出身，他们凭借谍报技能大搞渗透活动，成为台当局拼“外交”的独特筹码。 台湾特务在美活动猖獗 据台湾《中国时报》报道，备受关注的“凯泽案”原本今年6月底就要宣判，但日前突然出现重大转折，美检方表示将提出政府机密文件，对凯泽提出新的控诉罪名。当年“凯泽案”被揭发时，黄光勋名义上是台湾驻美代表处工作人员，实际上是台“国安局”的“驻美中将特派员”，任前则是台“国安局国际情报处少将处长”，直接参与了这件窃取美国机密的收买事件。 在美情报失手跑回台湾的黄光勋 唐纳德·W·凯泽原是美国务院东亚事务的高级顾问，曾在美国驻中国和日本大使馆工作。2004年升任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首席副助理国务卿，但当年7月底他就辞去这一职务。在辞职的第二天，凯泽与两名台湾情报人员在华盛顿一家餐厅里接洽，他将印有美国政府字样的信封交给对方，离开时“带着一个折叠起来的乳白色信封”，FBI的特工目睹了这一切。当年9月4日，同样在这家餐厅，凯泽把一份标有“讨论重点”的文件，交给台湾情报人员，当他们准备离开餐厅时，FBI特工拦下他们，并没收了文件。 据披露，这两名台湾情报人员，就是黄光勋和他的下属——被称为“间谍宝贝”的程念慈。程念慈毕业于台湾大学政治系，涉外沟通能力非常灵活，与凯泽建立了“良好的交情”。她还曾经与凯泽私下在纽约会面，甚至争取到了凯泽赴台的秘密访问。 东窗事发后，黄光勋、程念慈都急忙返台，黄光勋被委任为“国安局”副局长。台当局担心此事危及台美关系，接连派出多批人马赴美“解释”，并私下动员各种管道“沟通”，摆出一副“知错”架势。 实际上，台湾目前有12个驻美机构，这些代表处是台湾对美情报活动的主要据点。 1975年，台湾大特务汪希苓就以驻美“武官”身份，派驻到美国代表处活动。1979年台美断交后，汪就摇身一变成为台湾驻美代表处的前身“北美事务协调会”的“顾问”。当时，台湾情报机关以“北美事务协调会”为平台，向台湾驻美国各地的办事处下达情报搜集命令，甚至通过台海军驻美武官，搞到过美军的导弹设计图。 1999年，王西田出任台湾“国安局”驻美“特派员”后，对外以台湾“北美事务协调会”官员身份公开活动，暗地里却将其特务伎俩发挥得淋漓尽致。他从“国安局”申请专项资金，用于收买美国会议员。每逢节日或有什么值得庆祝的事，都会给各方面的政要送礼。由于议员人数太多，有近600名，后干脆请顾问公司和基金会承包，每年都要花去几千万美元。 王升首开“特务大使”先河 2004年“凯泽案”揭发后，岛内舆论开始关注台湾驻外代表出身，后来有媒体曝料，近20年，台湾至少派出了20名有情报背景的驻外代表，涉及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的代表甚至还“转战”多国。这其中最有名、也是开“特务外交官”先河的，是蒋经国时代的特务头子、前“政战部主任”王升。 王升早年曾跟随蒋经国在江西赣州创业，与蒋经国私交非同一般。到台湾后，凭借蒋经国的提携，王升一度权势显赫。然而，他却在私下里说蒋经国坏话，得罪了蒋，后被派驻到巴拉圭。 在巴拉圭的几年，王升干得很郁闷，他名义上是驻巴代表，但因不会讲西班牙语，在那里几乎没有人可以与他交谈。而且当时巴拉圭周边国家，都相继与中国大陆建交，巴领导人对王升也很轻视，他去递交“国书”时，巴元首只是让外交部长出面打发。在蒋经国没死之前，王升在这个位子上度日如年。 蒋经国一死，王升便退役回台湾养老。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已卷入蒋孝文死因谜团中。 据台湾报纸披露，蒋孝文是王升设圈套害死的。据称，蒋孝文从美国留学回台后，身体非常健康，而且事业如日中天，大有成为国民党接班人之势。这时，特务头子王升想除掉蒋孝文，但却不敢明目张胆地下手。 后来，王升终于找到蒋孝文“死穴”。他发现，蒋孝文嗜酒并贪恋女色，便经常陪蒋喝酒，并给他提供纵欲的场所。有一次，蒋孝文随王升去八卦山游览，在山洞里偶遇一位绝色的越南女子，在王升的怂恿下，蒋孝文同意与那陌生女郎跳舞。王升当即命人在八卦山大酒店开了一高级套间，供其酒后淫乐。也就是在那次苟合中，蒋孝文染上了可怕的性病，只要一犯病，就陷入无边的昏迷中。后有人揭发，这一山洞巧遇正是王升一手策划的。 老特务轮番派驻日本 利用特务对外搞“公关”,台当局最看重两个国家，一个是美国，另一个是日本。美国因与台湾关系已经公开化，所以“公关”活动相对轻车熟路。而日台关系却是半遮半掩，台当局为打通各种“关节”，不惜派遣最老道的特务，费尽心思游荡于日本社会。 今年年初，就在陈水扁“废统论”甚嚣尘上之时，台“国安局”以“事务局副局长”出缺为名，突然召回驻美“特派员”杨国强，引发外界种种揣测。后来媒体讨论杨国强的继任人时，一个在“国安局”内被称为“六爷”的人浮出水面，他就是杨六生。杨六生是陈水扁极为赏识的“国安驻外体系”领导，在日本有极其丰厚的人脉关系。 据岛内媒体披露，1996年“台海危机”后，李登辉曾专门设立“国安局秘密经费”供驻日“特派员”支配，用于巴结日本政要。从1997年到2000年共送礼6次，花费100多万美元。其中，最引入注目的是李登辉指示“国安局”为日本议员小池百合子的费用报销，1999年就曾动用2万美元为她买了一只高级名牌女表。 陈水扁上台后，“特务外交”更是搞得变本加厉。2003年1月，曾任日本情报本部计划部长和日本驻华使馆武官的长野阳一，以提前退役的方式到台北“日本交流协会”就职。台当局则于同年2月派现役中将王伟先到东京“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任职，此人原是台“国安局国际关系事务主管”，谍报道行颇深。 王伟先到日本后，行动十分诡秘，除几次促成日本退役将官访台外，媒体再也捕捉不到他的信息。但通过2005年发生的一件事，就足见其在日本的“能量”有多大了。2005年8月底，有个叫黄德中的台“国安局”特务，在日本一家俱乐部宴请一名日本退役将领，其间俱乐部的女招待一再打断两人的谈话，向黄表示该结账。喝醉酒的黄德中二话不说，挥拳就打向女招待，并与前来劝架的店员大打出手。后来日本警方以现行犯逮捕了黄。就在事态变得严重之时，黄的妻子连夜找到王伟先求援。第二天一早，王伟先只是打了几个电话就三下五除二摆平了此事，令在场的晚辈特务们瞠目结舌。 当年年底，王伟先调回台湾，升任“国安局”副局长，“特派员”职务由蔡得胜接任。蔡得胜原是“国安局国际情报处”处长，也是一个特务老手，深受台“国安局长”薛石民器重。今年元旦，还没来得及赴日就任的蔡，就被晋升为中将，可见台当局的“良苦用心”。 特务被杀变成“烈士” 台湾当局为拼“外交”，明里暗里建立了100多个驻外机构。这些代表处是台湾特务的主要活动平台，它们打着民间组织的旗号，大肆进行各种煽动、分化和渗透活动。据披露，除了上述几个外，还有不少驻外代表都具有特务背景。 比如，前驻越南代表胡家麒，任前就是特务出身，而且是台“军情局”局长。此人为刺探情报，可谓无所不用其极。1994年，他接任局长后，竟与海外“民运”分子勾结，企图把海外“民运”推回大陆，变成民进党在大陆的“第五纵队”。据台湾“国安局”密件披露，当时受“军情局”控制的“民运”组织达17个，遍布美国、日本、英国、德国、法国和中国香港地区。 俄罗斯也有台当局派驻的特务。台湾《中国时报》曾披露，台湾驻俄代表处工作人员马美强2000年在莫斯科被杀。后来调查显示，此人原是台“军情局”特务，曾两度被派往大陆搜集情报，后被派到俄罗斯。当时就有媒体指出，马美强是在搜集苏-27战斗机改进型情报，很可能因此被杀的。台“军情局”核准马为“作战死亡”，并将其骨灰安放在该局内部的“忠烈堂”，马也成为40年来台当局承认的惟一一个在海外死亡的“军情局”特工。 另外，台驻巴布亚新几内亚代表谢化成，任前在台“国安局”服役多年，还干过“国安局驻美国安全组组长”。在谢化成之前，前“国安局”副局长马履绥，也曾担任驻巴布亚新几内亚代表。而目前为台“国安局”中将“特派员”的陈岭珊，更是多次担任驻外职务，包括驻韩国代表处“武官”及“参事”、驻美国代表处少将顾问、驻印尼代表处中将顾问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