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附中老红卫兵禁书辗转到香港问世,披露当年同学打同学,涤荡青少年心间尚残留的温情。从凌辱校领导、教师到迫害同学,红卫兵度过心理关口,把红色恐怖推向血腥的高潮。
今年是文革四十周年,中国大陆一片冷清,彷佛根本没有文革这回事,宋柏林的《红卫兵兴衰录》无法见天日,辗转到香港出版,为纪念文革发出特殊的声音。
回首当年,清华附中大名鼎鼎,如雷贯耳。中国最早的红卫兵在该校校园诞生,宋柏林的同学骆小海等人更撰写日后成为全国红卫兵行动纲领的《三论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等,毛泽东对这批战斗「檄文」予以高度肯定。可贵的是,宋柏林今日以《红卫兵兴衰录》为书名,出版当年的日记,除了错别字,不作删改,并请钻研文革史颇有成就的学者余汝信编注。
包括宋柏林在内的多位清华附中红卫兵,曾于六六年八月十八日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得到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的接见。这一殊荣受到全国所有红卫兵与青少年的景仰与羡慕。
「八一八」这天,天安门广场上出现由清华附中红卫兵衍生出来的五十万身穿绿军装、臂套红袖章、狂呼「毛主席万岁」的红卫兵。《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英雄的红卫兵万岁》,以极其赞赏的口吻称红卫兵是一批「生龙活虎」。他们「震动了整个社会,震动了旧世界遗留下的残渣余孽……那些资产阶级的反动权威、那些吸血鬼寄生虫都被搞得狼狈不堪,红卫兵做得对,做得好!」
据八零年审判四人帮时中国媒体的披露,一九六六年夏天仅北京一地,就有一千七百二十二人被打死,火葬场焚化炉不堪重负。时值八月盛夏,火葬场工作人员把大量冰块放在待烧的尸体上,以防迅速腐烂。死者来自红卫兵的拷打现场,尸体血肉模糊,「冰水和血一道流淌,气味难闻,惨不忍赌,恐怖至极」。北大附中的目击者回忆说,曾看到死尸被丢在校内空地上,红卫兵骑着抄家抄来的摩托车从尸体上碾过来碾过去。一九六六年八月北京红卫兵对公民的蹂躏,其残暴程度直追希特勒党卫军的暴行。
红卫兵突然变得格外暴戾,是一个「谜」。而宋柏林六六年八月二十六日的日记揭示了红卫兵爆发「天子之怒」的原因。「半夜一连传来了三、四起杀害红卫兵战士的事件,大家真是义愤填膺。这是阶级斗争,阶级矛盾激化的表现……我要做好牺牲一切的准备」。
所谓「杀害红卫兵」事件」,据传说是北京市民李文波在抄家和被批斗时行凶报复,用菜刀袭击红卫兵;李文波当场被打死,几天后当局又举行公审大会,宣判李文波妻子死刑。但惨祸的真相是,李文波受凌辱时并没有反抗,在妻子要求上厕所不被允许和遭殴打的情况下,李文波挺身而出,遭杀身之祸。
皮带竹条猛抽同窗
宋柏林这天的日记还记载,「几乎各班狗崽子都被打翻在地,用皮带,竹条猛抽。这是阶级斗争,你打他,他杀你,这是你死我活」。红卫兵的皮带、棍棒终于落到了同学的身上。被打同学是同龄青少年,与红卫兵的区别仅为来自不同家庭,但他们不曾从事过剥削或有反动经历,他们也属于祖国的花朵。何况这些同学多数人一进中学,就表示「要与家庭划清界线」。
六六年八月,血光之灾降临中学校园。家庭出身有问题同学,像自己多灾多难的父母那样被迫下跪、挨打,人格遭到彻底践踏,被推入了红色恐怖的水深火热之中。毒打同学的行动,像一副猛烈的催化剂涤荡了红卫兵心间残留的一点温情。从凌辱校领导、教师到迫害同学,显示红卫兵度过了一个心理关口,也由此把暴行推向了血腥的高潮。
其实,红卫兵运动的暴力倾向也折射了当年中国的政治生态。一九六四年,毛泽东与刘少奇发生政见分歧,竞赛谁更「左」,藉以争夺党性与合法性的制高点。在全国范围,四清工作队对一些守法公民进行无限上纲的批判,逼迫他们自我诽谤,批斗时施以拳脚相加的凌辱,完全是文革预演,也为日后红卫兵作出榜样。
与此同时的「学雷锋」运动,当局不只号召学习他艰苦朴素和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更号召学习他「对敌人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
从一九六四年起,中国的大学和中学内开始推行「阶级路线」,冷待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恭维「血统纯粹」的干部子弟与工农子弟。在高干子弟云集的清华附中,校方向干部子弟秘密传达毛泽东与其侄子毛远新、姨侄女王海容的两次谈话。连番「特殊」、「神秘」、「寄以厚望」的活动,酿造了清华附中干部子弟强烈的优越感。
这种优越感也源自校方专门为干部子弟组织的各种军训活动,如射击班、航海班、工程兵班等。在工程兵班上,学生学习爆破和点炸药。而军训教练全都是现役军人。
毛泽东的内部讲话「这一代青年人,将亲手把我们一穷二白的祖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将亲自参加埋葬帝国主义的战斗。任重而道远。有志气有抱负的中国青年,一定要为完成我们伟大的历史使命而奋斗终身」,更令清华附中学生热泪盈眶。
清华附中红卫兵最初是秘密组织,宋柏林日记显示,该组织极富使命感又自视甚高。文革开始后,红卫兵牛刀小试,轻易斗垮清华附中的党组织。他们还与外校的干部子弟相互声援,以共同的高贵血统为傲,并与新崛起、成为毛泽东和江青新宠的平民红卫兵尖锐对立,从而形成全社会都为之侧目的老红卫兵群体。
最早批文革是左倾
老红卫兵视「保卫毛主席、捍卫毛主席的路线」为「专利」,但宋柏林日记则证实,他们的忠诚并不单纯。刘少奇失势,北京老红卫兵成立「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把矛头直接指向中央文革与江青,还提出「文化大革命」是「左倾」,而他们只「忠于马列主义和一九六零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老红卫兵更狂妄冲击公安部,开始「打、砸、抢」。
老红卫兵在西直门城墙、天安门广场和王府井大街贴出「中央文革把我们逼上梁山,我们不得不反!」「联动敲响了中央文革的丧钟!」等大标语。可是,当时广大民众并不支持他们,对江青痛骂老红卫兵「血统高贵,什么东西」反倒觉痛快、解气。因为民众不会忘记老红卫兵因取悦最高权势而不可一世,又因得罪最高权势而失宠落荒。六七年一月至四月,北京公安部秘密逮捕老红卫兵一百多人。老红卫兵终成明日黄花。
作为文革研究资料,宋柏林的日记极有价值。少年文字活灵活现再现了红卫兵运动深刻的自私性。譬如,在大串联时,红卫兵占据列车包厢,听凭乘客苦苦哀求,对普通民众冷漠无情。红卫兵热衷政治,却常说让人哑然失笑的大话空话,譬如,「最大的民主必须要有最大的统一,这最大的民主就是文化大革命,这最大的统一就是全国人人学毛着。」
也正因为如此,老红卫兵与江青等反目,而毛泽东却愿意宽恕,深知他们「还没有长大」、「耍小孩子脾气」。老红卫兵折腾得再厉害,也不会是林昭、张志新,更不会是遇罗克,而永远是自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