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脆骨症的胎儿 (一)

闭上眼睛遥远的从前更靠近，那时1992年二月。 一天看到我们的好朋友 Ari神色焦急且茫然，我欲开口又止怕打扰他。 终于他自己说话了：Jimmy(Ari弟弟)的妻子怀孕了，在最后一次检查时发现胎儿已经有多处骨折。我寻找了全世界我的医学朋友，有美国的，英国的，德国的，以色列的，他们都不能给我帮助。我急切地问：你需要什么样的帮助？回答：“堕胎” “嗨，去中国” 。他犹豫了：不是没想过，我没有医生朋友在中国。“我去呀” 他的双眼顿时发光，一下子将我抱起，“太好了，太好了” 。我很不好意思了， 他马上意识到我们中国人除夫妻外一般不与异性如此拥抱。
在动身前我交代一下我们的关系：Ari 与我丈夫Office 同都在 Beverly Hills Medical Building里，我们在二层，他在三层，多年来经常一起吃个饭， 参加共同友人的party,后来他的父母都成了我们的好朋友，每年两次老人家由德国 来美看望他们的两个儿子，Ari住在Beverly Hills, Jimmy 在芝加哥。老人家一住2-3个月。最关键的是我们才由香港来美国时朋友很少，尤其在白人区。是Ari主动邀请我们去他家参加他们的各种party…….
再说几句有关脆骨症，中文的医疗记载就几行字，意思是原因不明的，孩子的骨头脆得像玻璃易碎。后来在美国的一个电视访谈节目中，我听到了来自脆骨症孩子 母亲的哭泣，很多年前，世界对脆骨并没有完全了解，正常的游戏，一般的拥抱都会引起孩子骨折，不断骨折送医院，又骨折，怀疑被虐待，引来了医生的报警，警察的干预，从此母亲不可以接近孩子,十几位美国母亲都在痛哭流涕……往事不堪回首。据说脆骨症的寿命不是很长，十几年。
时间紧迫，孕妇的产期就这几天。马上行动，我去加急Visa，当时好像只多加20美金就可以当天取件. 并且马上与中国我的医院朋友联系，能找到谁就是谁，最后 定到中日友好医院，当时此院算较新的医院。Ari的妻子Ann去定机票，第二天 要起飞，机票不是很好定，总之一定要与时间赛跑，只要能到北京。转几次机就转几次吧，为避免太疲倦，来回都是一等舱。
孕妇及她丈夫Jimmy由芝加哥到英国(孕妇娘家) ，与她母亲汇合再飞往北京。
我记得签证的第二天，我5点钟下班，Ann来帮我提行李直接送我去LA机场,乘西北航空由LA到San Francisco,好像再乘国泰航空到日本大阪，一路上我吃点喝点， 睡睡睡，一路睡。到大阪，得等近2小时，我在贵宾室里洗个热水澡，更瞌睡了， 在迷迷糊糊中，有人摇我，不完全清醒下被带上了去香港的飞机。不好，北京下雪，机场关闭，我将滞留在香港。我急忙与Ari联系告知情况，并找机票登记处，那里吵吵嚷嚷乱得一锅粥了，机场关闭，一天就有好几班机滞留，我出示了机票，没想到的是，她十分礼貌地安慰我，意思是我是头等舱的有照顾，只要飞行，我是在第一批乘客里。周围投来既羡慕又嫉妒的目光，我“歉意” 地离开柜台。 果真当天起飞了，下午就到了北京，立即去中日医院会见妇产科专家安排住院事宜，当然先递上一个美金大红包。晚上与医院朋友就在我住的长城饭店吃饭，那扬州餐超难吃！我包租了一辆车连司机用以来回跑医院用，一切只等孕妇的到来。
晚上8点钟，接到Ari的父亲由德国来的电话，意思是Jimmy他们三人已经在上海了，因为北京下雪，机场关闭，飞机转飞上海。我的天呐，要生在上海怎么办？我与Jimmy通了话，说孕妇OK。 好在第二天天气晴了，我接到他们三人就直奔医院，让孕妇住进了外宾病房(有个 单间，桌布，电话就叫贵宾房，我告诉孕妇我们住长城) 。
Jimmy又提出了手术要求，这是我第一次见他，(他哥哥比他英俊)，我带他们住同样的酒店，大家都是套间。(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