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沙是西江江心一个屿洲，靠近西江南岸。上笔沙要过摆渡，从南岸摆渡到笔沙。生产队在笔沙上种了许多甘蔗和花生，这些作物是屿洲沙质土壤的特产。
我们班的同学有住的在沙头生产队，有的住在沙尾生产队，我们小组住在沙头生产队。我们是下乡搞社教的，至于为什么要搞社教，怎么搞，我是一点概念都没有，我也不关心。社教是党员们的事，和我们群众学生没多大关心，我们下乡与其说是搞社教，不如说就是三同而已。我们三同实际是两同，同劳动和同吃饭，睡觉还是我们男生女生各自集团睡通铺。
同住大家基本是一样，同吃就不一样了，有分到富裕人家同吃的，每周都有一、二顿荤腥，也有分到贫穷人家同吃的，天天就是木薯干和稀粥。我的三同户伍二嫂家境中等，菜不保证有，但米饭还是有得吃的。说实在的，农村米饭比城里米饭香，每隔两周，伍二嫂就拿一袋谷子到生产队的碾米机碾一次米，所以这是新米，比起城里的三级米好吃多了，所以即便没有菜，我吃饭也吃得很香。
党员学生就不同了，他们有党组织活动，他们除了三同还要搞社教的，据说要抓阶级斗争，要选贫农做生产队队长。社教是他们党内的是，与我们党外学生无关。后来发现这社教非常滑稽，队长是中农，但是是共产党员，而社教运动要改选队长推荐的贫农并不是共产党员。这大概就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吧。
我们同劳动有时在黄布沙上剥甘蔗叶，有时又渡到江岸上挑土加固西江大堤。相对来说，我们比党员有更多的时间，劳动之余，自然和农民聊聊天。开始，农民也不太说话，后来，可能是看我能干活，特别是帮他们从砖窑出砖的一次，砖窑里边又热又大灰，我在那干得挺卖劲，他们渐渐就和我聊天了。也许，他们发现我不是搞社教的，只是三同而已，这样聊天没有太大的顾忌。
村里有两大姓，这中农队长姓董，而社教要搞上台的贫农姓梁。沙头最头上一户是个能人，但是是外姓，不在两姓当中，所以他不干预村里的公事，只是一人养猪捕鱼，五、六个儿女都是壮劳力，生活是最好得的。董姓能人多，如有一个又会烧砖，又会木匠活，即生产队稍微大一点的非农业项目，都得靠董姓能人干。队长是农家里手，知天时地利，最关键就是何时播种，何时插秧，所以选他做队长排工大家服。队长家也富裕，但他是经营自留地富的，和洲头那户靠养猪捕鱼富裕不一样。
我问他们十个工分多少钱，十个工分就是一天全出工的工钱，但工钱只能秋收后计算出来，平时只能记工分。他们说有一角多到两角钱左右。这比洪秀全故乡的大怖乡要好，大怖乡十个工分才八分钱。我又问他们工分最高的时候是多少，他们说有两元多。这可是个大数目，以一个月开工二十五天算，那就是城里三级技工的工资，比我们大学里讲师工资还高。我问工分怎么可以那么高，他们说，每烧一窑砖，每十个工分就多一毛钱，那年烧了十几窑砖，所以十个工分两元多钱，今年烧一窑砖，所以工分就是一角多。我问为什么不烧多几窑砖，他们回到说公社有规定，一年只准烧一窑砖，否则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虽然滑稽，但我笑不出来。
班里找人画村史，找来找去就小黎一个人能画，说人手不够，我觉得天天三同就腻了，所以自告奋勇去帮小黎画村史。小黎也接受了我，想不到幼儿园腊笔的那点儿画画训练，竟然能派上用场。我们一共三个人，大字报那么大的纸，用毛笔醮着水粉就画起来了。我还真惊讶自己画的画能在公众场合挂起来。我们把村史故事拿来，先把故事情节搞通了，计划用几张画表达一个故事，然后就在我们买的一大摞小人书里找相类似的画面，然后就照葫芦画瓢，略加歪曲，就这样把村史展隆重推出了。当然，大部分功劳都是小黎的。
然后我真的是去调查村史了。我从生产队找来土地册，按着名册去访问农民，结果发现，社教要推选队长的那梁姓贫农实际上解放前最富，梁家名下土地最多，不过，就在土改前梁家三兄弟分家了，结果每家土地都不多，土改就划为贫农了。其他人家地也不多，了不起是一个中农。我问他们有没有地主，他们说土改时非得划出地主成份，结果把两姓各自得祠堂定为“公”地主，因为每户都得给祠堂公地劳动，大家出工为祠堂无偿干活。这听起来有点像前秦的井田制。
看来，广东有些地方就是没有地主，广东土改就是一个不顾实际的指标工程，社教还是一个指标工程。由此看来，广东省反对地方主义确实是冤案。
我们班的同学摆渡到达沙头生产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