闵观查：中共重塑社会主义信念的信号(zt)

潘岳新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可能显示出这样一个信号：随着胡温在一定程序上重拾中共传统意识形态的人民性特征，缩短贫富差距，加强中央集权，在经过25年的资本主义引入后，社会主义又开始显示出她的活力。随之而来的十七大，有可能会成为以公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告别25年以来被空泛化、口号化的趋势，重新成为这个人口最多的国家的共识，而不仅仅是共产党文件中的一个宣示其传统的措辞。 ( )





向以敢言著称的潘岳，今年来的思想似乎发生了与前不同的重大变化。这位“政改标杆”不再以直面政治体制为立论着力点，而是从更为基本的意识形态入手，探索共产党在十六大之后的新变化。或许这种观察比政治体制本身更为重要，也更为基础。

显然胡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给了像潘岳这样一个理论上十分敏感的理论家以重要的启示。今年他先后撰文《关于和谐社会的一些思考》、《和谐社会与环境友好社会》，以及在中国国庆节“十一”前发表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等三篇文章。这些文章有一个基本的探求，就是对社会主义这个共产党的传统意识形态的核心理念进行新的解读。

如果仅仅认为潘岳是在跟风，则我们可能会失去一个重要的研究中国及中共的视角。潘岳文章显示出的对社会主义的新理解，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这个国家，尤其是中共中青年理论家的集体思考。这种思考对于未来中国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

综而观之，潘岳对社会主义的新解读有以下几个重要点。

其一，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追求和谐。潘岳文中不止一次地论述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终归宿是和谐而不是斗争。这与传统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的阐述大相径庭。中共传统思想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的思想武器。迄今仍然有相当一部分左派坚持这一点。但奇怪的是，潘岳的文章发表后，我们没有看到左派的批评。这说明，就当下的中国政治气候而言，过于宣示马克思主义的斗争性，的确会引起大家的反感，这也是左派传统基础日益丧失的重要原因。潘岳的这种解读，也的确从理论上为中共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比如在和谐世界这一理念上，如果仅强调中国文化一点，而没有共ߝ ; 5;党本身理论源头的阐述，人们可以相信中国文化的本质，但不会相信共产党的诚意。但如果有了共产党本身理论来源的证明，可信度就会大大增加。在对内问题上，也因为强调了执政党创建和谐社会的使命感，而会获得更多的支持。潘岳的论述，显示了中共执政理念的清晰变化。他更是将和谐社会的提出，誉为“中共向执政党转变的标志”。

其二，建立了科学发展观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联系。《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一文最重要的阐述，在于把科学发展观与社会主义的本质和使命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阐述。这可能是同类文章中所没有的。这一阐述的重要性在于，使科学发展观成为意识形态的一个部分，这会从根本上促进科学发展观的推进。在中国这样一个体制下，任何一种观念或者法律，或者方针，如果没有政治地位，很难保证有效的推进。比如中央利用权威进行的宏观调控，在诸侯经济时代，是与大社会小政府这样的一市场经济理念相矛盾的。在当下中国市场经济是有政治地位的，而宏观调控虽由中央政府实施，但ࡘ ; 4;是在市场经济这个政治命题的项下，所以只能表现为一种阶段性的行政命令，任何一个省，都可能会以市场和发展经济为由来阻碍宏观调控。科学发展观如果没有政治地位，就有可能被口号化，实际上，现在它正在被口号化。各种各样的短期行为，都被冠之以“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名义。潘岳在文中说：“有不少人都把科学发展观等同于一种单纯经济发展模式的改变。甚至把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构建也降低到一个技术层面。这是非常片面的。科学发展观追求的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个领域可持续发展的整体变革，包括思想与制度。科学发展观可挖掘的社会主义深刻内涵远未穷尽 ;，科学发展观可补充的社会主义思想文化也远未完成。”明确地论述了科学发展观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在潘岳的论述中，资本主义的可持续发展原则，必须进步为社会主义的科学发展观，才能对中国社会具有本质意义。而科学发展观的进一步丰富和落实，对世界范围内的环境运动、政治变化，都会产生影响。

其三，直面对西欧社会主义的借鉴。潘岳文中最大胆的地方，就是对生态社会主义的论述。在潘岳看来，生态社会主义将生态文明与社会主义原则结合起来，是对社会主义的本质的新发现。他系统论述了社会主义与生态文明之间的关系，认为资本主义不可能实现生态文明，而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实现生态文明，同时社会主义也只有以生态文明为基础，才可能实现其最终目标。从文章中看，潘岳至少是接受了生态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评。但这种批评的结果之一是将社会主义推向一个更为广泛的领域，即它必须是这个星球的大多数选择。如果离开了$ 825;一点，潘岳的论述是有问题的，但有理由相信潘岳可能认识到了这一点。因为他不止一次地强调社会主义的“全球共识”。按照潘岳的论述，中国要坚持社会主义和生态文明，那么中国就不可能像现在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一样向外转移污染，那么中国怎么办？这提出了一个潜在的命题，过去，毛时代为了阻止世界范围的不公平，是向外输出革命。现在如果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又要实现生态文明，也必须有一个可靠的国家间联盟来实现。潘岳文中没有具体的论述，但他强调“世界资源环境矛盾为社会主义重新崛起创造了条件”，并说，“要解决，就必须取得共识；要取得共识，就必须公平；要公平，就必Ɔ 3; 5;改变现有不公平的、由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操纵的国际秩序；要改变现有国际秩序，就只能发展社会主义，因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正是公平”。其言外之意，就是要用社会主义的联盟或者阵营，来向发达国家施压。虽然他后文中没有更为具体地论述这一点。但态度和指向却是明确的。这也是今后观察中国社会主义走向的一个重要方面。

仅有以上似乎并不能说明中共已经在根本上重拾社会主义，更不说明社会主义摆脱了市场化改革以来的空洞化现实。但潘岳文章所显示的方向，却是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中共已经在重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上迈出了步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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