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本色是诗人—为林庚先生九五华诞寿（作者：谢冕）

      我少年时代便痴迷于诗，很有些癫狂的时刻。写诗影响了我中学时期学业的全面发展，及今思来，尚是后悔不迭。但因为学诗而“认识”了林庚先生，却使我受益良多，是终生引以为幸的。那时不知是由于什么机缘，我读到了林庚先生的诗（随后，还有何其芳和辛笛的诗）。林先生早期的自由体诗，一下子便令我倾心，开始是默默地读，读熟了便偷偷地学着写。我觉得他那些含蓄的韵味、委婉的语调，能够传达我那时对于生活那种朦胧的、捉摸不定的感受。当然，也许更为重要的是，充盈在林先生所有的诗创作中的那种“唯美”的追求。
      
      那时我写了不少这样的“林庚体”。有些诗发表在家乡福州的《福建时报》和《星闽日报》的副刊上，时间大约是1948和1949两年。它们是我的诗歌处女作。我年轻时和许多文学青年一样，做过诗人梦，断续地写诗直至进了北大。但我和他们不同的是，我很早便觉悟到我成不了诗人，直至最后放弃了诗的写作。但我承认在我的所有习作中，写得最好的，还是我学习林庚先生（混合着何其芳和辛笛的影响）的那些诗。林先生也许并不知道，在我的心中，他始终是我的诗歌启蒙者和引路人，尽管在漫长的岁月中，我无缘认识林先生。
      
      真正拜识林先生，是在我1955年考进了北京大学之后。进入北大，我就理直气壮地成为了林庚先生的真正的学生了。我入学时，林先生大约刚到四十岁，风华正茂，却已是北大和全国知名的大学者了。那时林先生为我们讲授中国古典文学史，是隋唐五代那一段。他的课令我们着迷。他讲诗人的作品，不仅是在具体的时代氛围中讲，而且能够“置身”在诗人的具体写作环境中讲。因为林先生本身是诗人，有很多实际的创作经验，他知道创作的甘苦。这种从作品“回到”创作情景中去的学术研究的路子，是我从林先生那里学到的，一直影响着我的学术工作。
      
      最令我们难忘的是他那细致的艺术分析。在别的老师那里可能简单一笔带过的地方，林先生却是条分缕析，如剥笋般的层层深入，直抵那艺术性最核心的也是最精华的部分。他对古诗中“木叶”（“无边落木萧萧下”）一词的剖析，我当时在课堂亲耳聆听到，欣喜无以言状。50年代中期，林庚先生对艺术性的重视，是要承担风险的，他却是坦然对待。记得有一次系主任召集会议，听取学生意见，我作为学生代表参加了。我说林先生的课讲得好，还引了“木叶”的例子，记得当日的会议主持者听了，明显地流露出不以为然的神态。
      
      我不知道当日的天空中正酝酿着狂烈的风暴。随后呢，不仅是“木叶”遭到了批判，而且林先生的“唐诗的黄金时代”，乃至“布衣精神”，也都无一例外地遭到了谴责。那是一个以政治掩埋和吞噬艺术的年代，林先生的“唯美”的学术倾向，是有悖于世的。1958年“大跃进”中，我们这些无知而又天真的学生们，响应了“拔白旗，插红旗”的号召，也真真假假地把林先生当了批判的对象。但在我的心中，林先生还是林先生，他的学术精神，他的人格魅力，是我以毕生的心力倾慕他、追随他、仿效他而始终难以达到的。
      
      林庚先生是北大的骄傲。他的学术操守、人格力量，始终代表着北大的传统精神。他默默住在燕园平静的一角，不与世隔绝，却与世无争；虽然身居深院，却总是心忧天下，萦怀于万民的忧乐。林先生平生自奉甚严，淡薄名利，视功名如草芥。他始终坚守他的布衣精神，以平常心，做平常事，过平常的日子。他名满天下，著作等身，培养了无数弟子，却依然清清雅雅，浅浅淡淡，一副平常居家的样子。
      
      燕南园是嵌在北大校区中心地带的一块绿宝石。不大的院子，松槐夹峙，竹影婆娑，一个清雅的所在，却是大师云集的地方。这里住过冯友兰、朱光潜、王力、周培源……这些老师的家我都进过，林庚先生的家更是多次拜访。只有在这里，你才知道什么是淡泊，什么是宁静？这些老师的家都很平常，好像除了书籍，别的都不起眼，或者都不重要。林先生的家更是如此，绝对与豪华无涉，说是清贫，却未见过分。有一个厅，却是连一套象样的沙发也没有。记得有一只过时的冰箱，倒是被放到了显要的位置，这就越发显示出“家无长物”的特殊境况。
      
      固守清贫生活，固守布衣精神。在林先生那里，精神的富足是永远的和绝对的。在往常，我们经常在燕园的林荫道上遇见林先生潇洒的身影，步履矫健，衣袂随风，恍若仙人。这些年，林先生退休了，却没有停止过他的学术活动，新诗的形式问题，楚辞和唐诗，古典小说和文学史，都是他思考的世界。老师们退休得早，收入并不丰厚，倒是应了“清贫”二字。但林先生安贫若素，不改其乐，前些年精力旺盛时，还经常引吭高歌。林先生是美声唱法，是漂亮的男高音。风雅绝伦，风流倜傥若林先生者，我认定他是李白一类的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