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教会与教会批评

翻译：教会与教会批评

（应ICLL老兄的要求，把德国无教派者和无神论者联盟杂志MIZ对宗教批评家Hubertus Mynarek教授的采访全文翻译出来。采访录在发表时因为篇幅限制没有发全，全文在MIZ网页资料库。以下是采访录资料库全文的翻译。）


Mynarek教授是宗教学学者和神学家，是德语地区最著名的宗教与教会批评家之一。他1953年成为神甫，1966 - 68是Bamberg宗教哲学教授，1968-72是维也纳大学的宗教学教授，其中1971-72年是天主教神学系主任。1972年11月他（作为德语地区的第一个神学教授）退教，同时以口气尖锐的“致教皇的公开信”说明退教的理由，他的学院生涯就此结束。教会取消他的教学许可后，奥地利无法在任用这位学者，于是，他在43岁时被迫退休。

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终止一个知识分子的工作。他发表了多部引人瞩目的著作，不仅日益远离教会，而且也日益远离基督教和基督教的核心人物耶酥。他的《教会的主人与奴仆》（1973）和《性爱与神职》（1978）激化了与官方教会的冲突，教会对他的斗争有一段时间甚至危及他的生存基础。尽管如此，Mynarek无所畏惧，随着时间的推移，从一个教会批评家变成了一个彻底的宗教批评家，这一点在他的《思考禁忌——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原教旨主义》（1992）和《耶酥与女性》（1999）得到了体现，后一本书更明确地显示，“要耶酥不要教会”的口号幼稚而毫无道理。他在这本书里用明白而幽默的语言描述了圣经中的耶酥这个极端矛盾的人物，这一方面是对现代人想把耶酥女权主义化的无理尝试打了急需的解毒针，另一方面又使“基督教的伦理”成了一场悲喜剧，因为，他在书中证明，圣洁的弥赛亚很有可能遵循了（畜牧文化典型的）多妻制传统，象大卫和所罗门一样给自己安置了一个后宫。这当然不符合教会关于贞洁的说教，遭到了教会的激烈反对。

但即使在宗教批评界，Mynarek也一样很有争议。许多人不明白他为什么偏偏在“普世生命”的白马出版社出版他的《新宗教裁判——德国对所谓邪教的镇压》。更让人费解的是他与信仰之间不明确的关系。他在《生态宗教——对自然的新认识》（1986）以及随后的文章中反复论述的自然宗教观，究竟如何与有机主义社会模式和极右派的自然通灵论区分，就成了问题。一些批评者甚至认为他的著述中有法西斯主义倾向。

MIZ编辑部也对是否为Mynarek提供一个言论平台进行了激烈讨论，因为，他的自然观即使不象别人所说的那样，也有可能为反动的解说提供动力。另一方面，他作为教会批评者的认识非常重要，不可能简单地被忽视。不论对他有多少批评，我们必须承认他有进行公平讨论的权利。狭隘地坚持Political Correctness，从长远来看只会影响精神的自由。



MIZ：Mynarek教授，请您简单介绍一下您写作《新的宗教裁判》的主要宗旨。

教授：主要宗旨是为德国信仰和世界观少数派进行辩护。其中涉及的不是真理的问题，也就是说，不涉及新兴的宗教和世界观团体是否代表真理学说的问题，因为，两大教会一样不能满足代表真正宗教的要求，尽管他们都和天主教一样把自己的无误教条化。我坚持的是伏尔泰的立场，大意就是，为了保障思想与观念自由，我可以不同意对方的立场，但是要为维护对方的立场而斗争。
我们在德国面临的情况是，两大基督教教会从社会学意义上看也是邪教，只不过是拥有特别大的权利的大邪教，而这两大教会却要独霸整个宗教领域，让按照基本法必须在世界观问题上保持中立的国家为自己的目标服务，单独享受国家向宗教提供的法律与财政特权。所以我们就有了一个怪现象，不仅是为自己的特殊地位和特权担忧的两大教会，而且国家也设立邪教事务专员，要同所谓的邪教斗争。
尽管联邦议院负责调查邪教与精神崇拜的Enquete委员会经过多年的调查不得不确定，邪教在德国并没有带来多大的威胁，但是，教会煽动起来的邪教恐惧在某些方面几乎已经到了歇斯底里的地步。我在书中所描述的是，那些新的宗教裁判者，就是说，那些邪教事务专员，采用精明的策略和方法，试图使所有非教会的团组在社会上受到彻底的鄙视。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在所谓的邪教团体里也象在两大教会里一样，年复一年地不断有青少年受到性骚扰和侵犯，那新闻界将会如何反应呢？

MIZ：您怎么偏偏在“普世生命”的出版社发表您的《新的宗教裁判》呢？

教授：我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打算在这个出版社出书。事先我向近30个出版社提交了手稿或详细的介绍，可是德国的媒体基本上是遵守国教的指令，我收到的只是拒绝。看过我的手稿的著名宗教和教会批评者更使我确信，出版社拒绝出书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手稿的质量，而是出于政治-宗教原因，就是说，是因为德国国家和教会之间的那种不清不楚的关系。就在我几乎绝望的时候，几个“普世生命”的代表听了我的报告并得知了这部手稿的遭遇，建议由他们出我的书。原来我当然也想到过自费出版，但是印刷费对我来说太高。

MIZ：您现在为选择了这个出版社遗憾吗？

教授：我不想作不知感恩的人。如果没有这个出版社和出版社的高额费用，这本书或许到现在还没出版——《他们不知道自己信的是什么》一书的作者Buggle教授说，这本书“应该成为每一个成年公民的必读物，这样可以减少一点我们社会中对基督教和宗教问题的盲目，减少一点由此而来的昏头昏脑。”另一方面，我当然也没有料到，在“普世生命”的出版社出版一本书会遭到如此严重的攻击，甚至被指责为法西斯。尽管“普世生命”从来没有法西斯和反犹主义的污点（教会自己却有大量的污点），几个教会的邪教事务专员及其在新闻界的帮手现在却不仅明白如何挥舞法西斯这条大棒，也明白如何动用邪教这根大棒。鉴于现在的形势，我当然后悔选择了这个出版社，因为这为我树立了许多不必要的敌人。他们中的许多人未必有恶意，而只是毫不思考地接受了“要教会不要邪教”的模式。书商们的反应也是按照这一模式，跨地区的售书商根本不把我的书列入书单，书店的电脑里也没有这本书的信息。可是，一个作者写了书却得不到读者，那为什么要写呢？考虑到这本书不仅详细介绍了老的宗教审判所用的残酷折磨手段，而且揭露了新的宗教审判更巧妙、更隐瞒的手段，这就更令人遗憾了。

MIZ：您也对“普世生命”作过鉴定。您个人怎么看Gabriele Wittek的启示？

教授：对，我曾经作为宗教学学者为法庭作过鉴定，在鉴定中指出，“普世生命”和教会一样有权力开办自己的学校。法庭同意我的论证，巴伐利亚教育部不同意，法庭只能通过判决强迫教育部开出许可。但是，我的鉴定不是感恩的鉴定。在鉴定中，我指出了“普世生命”学说中的非理性成分，同时指出，教会教条里的非理性和荒谬更为突出。
我自己对“普世生命”的看法嘛，这么说吧，通过对许多思想体系的深入研究，我已经变成了不可知论者。我的观点是，我们可以对终极意义提出无数的看法，给出无数的答案，但是我们必须清楚，任何一种答案都不是完美无缺的，我们永远是寻找、经历和赋予意义的人。“普世生命”的先知也不能动摇我的这个信念。但是，我们没有理由因为她的“来自彼岸的不容置疑的启示”而认为她比有同样主张的教皇更糟糕，反倒是教皇作为一个宗教机构唯一的Guru把自己的不容置疑性教条化了。还需要补充的是，我在《思维禁忌》一书里把所有的不容置疑性、所有来自所谓形而上领域的启示全部称为直觉、灵感和幻想，并对此提出了批评。“普世生命”知道我的立场，但是，他们足够宽容，没有为出版我的《新的宗教裁判》提出任何先决条件，对教会来说，这是不可能的！
象Schmidt-Salomon这样对教会和所谓邪教领域很熟悉的学者，说天主教和新教学院里的理性主义者和不可知论者要比在“普世生命”多，这我同意。事实上，我退教的一个原因就是，我看到两大教会的许多头面人物都是不可知论者或无神论者，但是他们对信众、国家机关和公众舆论却是在强调他们的信仰所带来的力量。恐怕很少有比这种虚伪的精神分裂更严重的东西，但是，正是这种精神分裂在强化教会作为国教与国家的混乱关系。

MIZ：您的《生态宗教》也受到了尖锐的批评。有评论家说您的论述中包含反动思想，您可以理解他们吗？如果今天写，您还会这样写，还是您的立场现在发生了转变？

教授：《生态宗教》里没有什么反动思想，也没有新外邦对自然的那种狂热崇拜，相反，是从自然科学、生态学、心理学和人类学的角度，提出了许多挽救自然、尊重动物和植物的价值与权力的论证。仅仅因为我在书中提倡结束肉类消费就会有许多人不满意。肉类消费意味着远?锏恼勰ズ屯郎保?唤鼋鍪浅鲇谝窖Ш途?履康牡母髦侄?锸笛椤Ｔ谡夥矫妫?液屯卸?固┑墓鄣闶且恢碌模骸爸灰?褂型涝壮。?突嵊姓秸?！敝灰?颐羌绦?郎庇胛颐且谎?梢愿惺芡纯嗟纳?椋?死嗑筒豢赡苡姓嬲?牡赖碌母?叻⒄埂Ｎ业暮门笥选ⅰ痘?浇谭缸锸贰返淖髡逰arlheinz Deschner一言中的：“人为什么吃动物？因为人觉得好吃。这虽然很野蛮，道德上没有商量的余地，但现实就是这样……这个现实太粗野，太低级、太险恶，建立在强者的强权和暴力之上。”
有趣的是，这本书几乎在所有的阵营都有激烈的反对者，奇怪的是在基督徒阵营也有。即使在这方面，Deschner也揭示了从生态角度被掩饰为反面的事实：“对基督教而言，动物的悲剧，地球上最大的悲剧，在旧约就已经开始了……圣经中的动物保护？……畜牧者宗教赤裸裸的自私自利！”
我扩展了自然的概念，认为自然不仅是残酷的生存之争，而且也包括审美的、交融的、整合的和意识等层面，某些无神论者，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无神论者，就认为我的叙述中有新外邦的狂热自然崇拜，甚至有法西斯因素，那我只能说，他们对马克思太不了解了，马克思可是在不同的著作中对自然大唱颂歌的。
当然，今天我会在书中加入某些新的细节，但基本结构和论述要点不需要改变，因为其中不包含任何反动的或法西斯的东西。与技术官僚相比我更喜欢要生态立场的人，要是有人心怀恶意，把尊重自然和有生态觉受的人污蔑成雅利安高等人，那不是我的问题，而是这些或许有精神病的人的问题。

MIZ：现在我们来谈谈天主教会及其对批评的态度。您1972年决定退出教会的时候，是维也纳大学天主教神学系的系主任。当时您料到教会的激烈反应了吗？

教授：当然，从2000年的教会史我知道：教会会迫害违反自己权势利益的一切，但是不能忍受任何批评，即使批评是合理的。尽管如此，教会对我退教、给教皇写公开信和出版描写教会内部状况的《教会的主人与奴仆》所作的暴虐反应，到底还是出乎我的意料。教会这种出格的反应，可能与我是德语地区20世纪第一个背离教会的神学教授有关。教会还在确信、并向信徒们灌输，教会之外没有救。即使是Uta Ranke-Heinemann, Drevermann 和Küng这样著名的教会批评者还深受这个教条的影响，宁可留在教会也不愿意水到渠成地离开教会。与他们相比，我在退教前就很明白：教会不会忘记任何事情，不会原谅任何事情，在迫害批评者方面毫不留情，既没有负罪感也没有仁慈。

MIZ：您对教会的批评也给您带来了经济上的困境，有一段时间您可以说是流浪街头。这是怎么回事？您在那一段时间最沉重的经历是什么？

教授：那封应该说很尖锐的致教皇的公开信在不同的报纸杂志发表后，发生的第一件事就是，我停放在维也纳大学附近的汽车被扎了轮胎，而且多次被扎。第二是，我的汽车在维也纳——萨尔茨堡高速公路上散架，刹车失灵，车头几乎所有的螺丝被事先拧松。当时没有让帮我拖车的修车厂出具书面的东西，我至今很后悔。修车工人看着汽车零件，只能反复地说：“您还活着，这简直就是奇迹。什么混帐东西会干出这种事来？”类似的情况还在我从慕尼黑到Würzburg的路上又发生过一次。
当时我每天都会接到恐吓电话，我不在家的时候他们打电话辱骂我太太，可我太太根本就与我退教没关系，因为我不是因为一个女人而退教，而是因为教会内无人性的权力机构。教会当权者当然不相信这种说法。他们根本不可能想象，居然有人会因为自己的理想而退教。所以就有教会的高官找到我说：“听着，因为一个女人离开教会可不值得。作为神父，你只要不结婚，和一个女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这不是什么难事，原则上讲你还有更大的自由。”
另外还有负面后果到来。根据梵蒂冈和奥地利的国家条约，我丢掉了在维也纳大学的职位，尽管奥地利最著名的一位法学专家在一家杂志上声明：“如果奥地利仅仅因为退教就强令Mynarek这种等级的科学家退休，那么国家条约在这一点上是违反宪法的。”

MIZ：1973年Kiepenheuer & Witsch出版您的《教会的主人和奴仆》……

教授：对，Bertelsmann公司本来已经和我签订了合同，而且事先完全接受我的手稿，但是在教会的压力下撕毁出书合同。合同撕毁后，教会还不知道我已经找到了另一个出版社，慕尼黑大主教Döpfner的一个代表找到我，说：“如果您不出版这本书，重新回到教会的怀抱，您马上可以重新得到一个教授职位。如果您不这么做，那我们可以让您打30场官司或者更多，那您就只能在阴沟里安身，祈求重新被教会接受。火刑的火已经不再燃烧了，可我们依旧能让人倾家荡产。”

MIZ：教会没有停留在口头威胁的阶段……

教授：对。我的书出版后，教会反复取得禁止出书的禁令，虽然没有打30场官司，却打了14场。教会的领导人物因为我的书觉得受了污辱，索取精神赔偿36万马克，并且在法庭上取胜。当Bertelsmann公司看到我在州法院和州高级法院一场又一场地输掉官司，突然也介入，要求我偿还预支稿费并外加13,9%的利息。在巴伐利亚我输掉了和Bertelsmann的所有官司，一直到卡尔斯鲁厄联邦高级法院认定是出版社撕毁合同，Bertelsmann公司才恢复理智。

这些官司一共打了6年，是我一生中最沉重的负担。我的几个律师，开始的时候为接手这么引人注目的官司喜出望外，等看到我已经破产，就不再留情，开始拍卖我的家产。当我的最后一台打字机被搬走的时候，我向居住地Kitzingen初级法院指出，作为写书的作者，打字机是我必需的，法院答复说：“批评教会的书您可以用手写。”
由于经济负担太大，我在Kitzingen的房子也保不住了。巴伐利亚银行行长虽然答应用抵押的方式保住我的住房，后来因受到教会的压力，跟我说，他没有想到我与教会为敌，生活得太危险，所以必须收回抵押承诺。这样，我和太太以及新出生的婴儿实际上就空手站在街上了。

MIZ：在您处境如此困难的时候，教会内或教会外的人帮过您吗？

教授：教会内只有少数几个人在这种情况下还同我站在一起，其中一个是维也纳神学教授Klostermann教授，他指责教会对我太残酷太不地道。教会外帮助我的人很多，比如Werner Peiser和 Ossip K. Flechtheim这两位犹太教授。后者还为我的事还向奥地利科技部长和Bertelsmann的主人Mohn交涉，但是没有成效。当时的无教派者联盟主席事实上把我们全家从街上接到了柏林，以低价把自己家的两间房子租给我们。当时还有一个热心支持我的民间组织，叫做“支持现代宗教裁判受害者行动”，参与者有许多著名的作家、艺术家，还有自由思想者协会和无教派联盟，还有青年社民党的代表等，对教会对我的不公正表示抗议。
一个有趣的事我必须要讲。因为我已经破产，当时没有任何一个律师还愿意接受我的案子。这时候发了善心的，不是任何一个基督徒，反倒是一个无神论者的共产党人。他没有象原来的律师一样索取高额费用，代理了我两年，只收了我800马克。正是这么一个无神论者，因为对巴伐利亚的情况非常熟悉，所以反复请求我说：“Mynarek教授，在法庭您千万不要说自己不再是基督徒，不然您不会在巴伐利亚赢任何官司。”

MIZ：不久前，教皇保罗二是象征性地为天主教会的“罪恶和过失”道了歉。您怎么看这件事？是为了安抚自己的良心而精心策划的一个PR Gag，还是值得重视的清算历史、面向未来的尝试？

教授：我确信，这是一个精心策划的PR Gag。这个教皇从1978年当选，整个在位期间，在漫游世界的过程中除了PR Gag没干过其他的事。教会的先生们根本就没有任何不公正感，没有任何对世界上受苦人的同情心。梵蒂冈从来就没有为天灾人祸的受害者捐过一分钱。他从来都是号召自己的臣民和各国政府捐款，自己从来不捐钱，而是作为大股东参与各种跨国公司，而且根本不考虑这些公司的道德水准，比如军工公司、动物实验场和基因实验室等等。
如果教皇的认错是真的，那么至少要做以下的事：
1． 宗教审判受害者的后代收回被教会没收的财产，他们为自己的家族亲属被教会处决，数代人还要向教会交审理费用，他们必须为此得到赔偿；
2． 梵蒂冈的档案必须开放到20世纪。大家知道，梵蒂冈的档案只开放到1903年，目的是隐瞒教会在20世纪的罪行；
3． 教会机构，比如医院、幼儿园和学校等，工作人员的费用的90-100%由国家支付，那就必须采用国家通用的工作法和工资法，免得工作人员因为离婚或其他事情违反教会的操守而被开除；
4． 为所有在理论上不符合教会教义、没有为自己的理论进行辩解的机会而被开除公职的教授、讲师和科研人员平反；
5． 梵蒂冈必须支付赔偿——比如许多神甫为教会工作几十年，被开除后却拿不到任何补偿；
6． 教会必须为与希特勒签署国家条约并使得法西斯政权在国际舞台上合法化、为支持穆索利尼和佛朗哥、为支持屠杀了75万信仰东正教的塞尔维亚人的帕维利奇公开认错；
7． 公正对待同性恋者；
8． 教会必须停止对其它宗教信仰和世界观组织的监视和迫害；
9． 教会必须停止支持国际公司在资源丰富的地区压迫和驱逐当地人。

教会为自己所犯的大量罪行赎罪，需要做的还有无数。

MIZ： Michael Schmidt-Salomon在早先一期的 MIZ写道，基督教在理论上已经被驳倒，但从全球范围来看还远远没有被终结。您怎么看这种看法？您怎么看基督教信仰的前途？

教授：我也认为，如果耶稣这个人曾经生活过，那他就是一个加利利的漫游传道人，而且他根本就没有离开犹太教或建立一个新宗教的想法。基督教与耶稣的宗教信仰没有关系，要说创始人，那最多是保罗。什么处女生子、什么原罪论、什么上十字架为人类赎罪或是同类相食的所谓圣餐，作为一个犹太人，耶稣做梦都不会想到。从这种意义上看，基督教就是空中楼阁，没有任何现实的历史基础，至少没有教会和某些自称是基督教的性质的政党所说的那种历史基础。奇怪的是，基督教巨大的可信度损失和教会从启蒙运动开始的可信度损失并没有自动导致现实中权力关系的改变，而现实，作为基督教现实存在的是教会，是以宗教信仰为借口在全球范围内追求专制权力的努力，而权力就是金钱。看看德国，国家每年为教会收180亿马克的教会税，因为给教会的各种特权，每年赠送教会140亿马克。只要这种情况继续存在，现实的权力关系就不会得到改变，而教会就可以用这些钱干扰和贿赂并颠覆社会生活所有重要的领域。

MIZ：谢谢您接受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