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国一下子涌出了许多文学作品，人们把它们叫作“伤痕文学”。我们几个不务正业的学生躺在宿舍床上常常大半宿大半宿地讨论看过的小说。在一大堆作品里边，读到了宗璞的《弦上的梦》和《鲁鲁》。《鲁鲁》不属于“伤痕文学”，《弦上的梦》应该算。今天来看，站得住脚的“伤痕文学”还有多少？但是，宗璞写一条小狗的小说《鲁鲁》，再搁一百年，还会以它触动心中那块最软的痛处的力量，使人难忘，读来让人想哭！
来看《鲁鲁》的结尾 : “唐家人久闻鲁鲁的事迹，却不知他有观赏瀑布的癖好。他常常跑出城去，坐在大瀑布前，久久地望着那跌宕跳荡、白帐幔似的落水，发出悲凉的、撞人心弦的哀号。”
在抗日战争那个艰苦的年代，一只小狗因为思念前主人，而常去看瀑布，这不是神来之笔，又是什么？有这样写一条小狗的吗？
写的地道的中国的人、中国的事儿。但文中写人，写景，隐隐有欧美异域风格，文字老辣，冷静里带一种动人的忧郁。这位姓宗的是男的或是女的，哪儿来的？孤陋寡闻如我者，当时竟然没听说过这个名字。
哪儿来的？北大冯友兰先生的女公子，姑姑是写中国文学史的冯沅君教授。是一位家学渊源，学贯中西，发表过好多作品的女作家。——原来如此。
阿城在文化革命后读到张爱玲的作品时想，这是上海哪个里弄工厂冒出来这么一个有沧桑感的小囡？ ( 大意 ) 我不知道宗璞，这也怪不得我。宗璞说过，写作三十年才出一本书，这怪不了她。
《宗璞小说散文选》一出来，马上去买一本。出国的时候，许多书，放进箱子里，又取出来。最后，非专业的书，就带了两、三本。姐姐来信说，父亲面对几大纸箱的书，叹口气：“他怎么舍得丢下这么些书啊。” 谁又不是割舍了书和好多别的东西走的呢。宗璞的书，带出来了。带它，除了喜欢文字以外，下面这几行字，也是原因。
“这本小书，若能为徘徊在十字路口的人增添一点抉择的力量，或仅只减少些许抉择时的痛苦，我便心安。”这段话和这本书，在异乡的许多个漫漫长夜里，给了我不少的慰籍。
反观人们出国的动机，精神和情感的成分，对许多人来说，比重也不算小。但是，人算不如天算，生活嘲弄人。出来后，才认识物质力量之大。惭愧，为生计所累，离宗璞和她的鲁鲁渐行渐远。不料有一天，宗璞站在了面前。
宗璞和她的先生蔡仲德来美国、加拿大讲学，主题是冯友兰先生的哲学思想介绍。她中等个儿，精神很好，厚眼镜片里面的眼睛还是一条眯缝，不象作家象教授。正题之后，宗璞在回答问题时，为父亲在一九四九年以后尤其在文化革命中的作为作了一些辩解。记得她谈到也是北大哲学家的熊十力先生，因为上面有人，而在解放后受的冲击就比冯先生少些。我想，我们后来人并非当事者，在对历史反思时，宜对这些前辈学者持宽容态度，特别是对冯友兰、费孝通这些作了许多开创性工作的学人。他们这一代人不容易，当年蒋政权的腐败，使他们寄希望于新政府，谁知又遇到毛这种更狠毒的整法，全民特务政治式的密不容针。这批老学者在这很难对付的两个朝代的窄缝里挣扎，能活下来尚且不易，更不论他们尽力出了活儿，育了人。对他们的评价，和对今天在电视上采访时动辄就抹眼泪的“名人”、“明星”相比，我们是不是应该更厚道一点？我们想读懂他们，理解他们一生承载的重负，恐怕难。
宗璞谈到她的写作时，说在中国的历史上，由于异族入侵，政权和文化曾经有过 三次大的南渡，叫衣冠南渡。第一次 是东晋晋元帝，大批中原士族也随之南迁。第二次是北宋末年宋高宗，第三次是明王福王，这三次人民和政权都没能够北归。日本侵华造成了第四次南渡。而八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我们却做到了衣冠北归。在中国的历史上，这是很了不起的。她要在有生之年，把这次南渡和北归写出来。看到宗璞的视力已经很弱，很担心她是否有足够的时间。但是，从她的言谈中，我们能感受到她的激情。
南渡衣冠少王导，北来消息欠刘琨。（李清照词）透过宗璞音调低缓而并不平静的讲述，我好似看到东晋王丞相愀然变色，克复神州的气概，我们相信宗璞的精神和意志。
宗璞讲到在书中她要写写当年在云南的西南联大的人和事。不禁使人想到抗战时的著名“三坝”：昆明的巫家坝，成都的华西坝，重庆的沙坪坝。当年，这些地方的人民，以他们宽广、善良的胸怀，接纳和庇护了多所南渡和西迁的大学。中国的文化、教育和科学的薪火才得以延续。（当然，“三坝”是代表说法，还有贵州、湖南、安徽、广西、四川“中国李庄”、、重庆兴隆场等许多地方。）后来，宗璞在《东藏记》的“间曲”“东尾”中，留下了很好的写照：怎般折磨，打不断荒丘绛帐传弦歌，改不了箪食瓢饮颜回乐。将一代代英才育就，好打点平戎兴国策！
当演讲结束时，我拿出《宗璞小说散文选》请她签名，她抬头看了看我，大概没想到在大洋彼岸看到十几年前大陆出的她的书。她正要下笔，突然停下，抬头说，这是你带来的书，不是我送给你的，这样写吧：“ XX 先生存正 宗璞 一九九五年九月二十五日 加拿大 X 市”
她说是你带来的书，她指当赠书与人时通常要用“惠存”一类的词语，而这本书却不是她送的，所以 她 用了“存正”。我哪有这个水平来“正”宗先生的大作，只能是拜读了。无论在国内国外，现在，少能见到这样讲究礼数的读书人了，说寥若晨星并不为过。想到这儿，我心涌感动。
她把书递还给我，说以后《南渡记》和《北归记》出版以后，给你寄一本 。直到我们分手，我也没忍心把我的地址给她。快七十的人，眼睛又这么不好，算了吧，书出版后自己去买。
现在，《野葫芦引》的第一卷《南渡记》、第二卷《东藏记》都借到手了，准备慢慢欣赏。也不知道《西征记》和《北归记》写完没有。先翻了一下，深深地被她书中的自度曲所吸引（序曲，间曲“南尾”和间曲“东尾”）。如有有心的戏曲和曲艺作曲家将它们谱上曲，将是和“重整河山待后生”（《四世同堂》主题曲）一样动人的好作品。这里引几句：说什么抛了文书，洒了香墨，别了琴馆，碎了玉筝。珠泪倾！又何叹点点流萤？还有：恨深深一年时光改，凄惶惶割舍了旧楼台。问秋风何事吹痛离人泪满腮。
她在《东藏记》的后记里说：“目疾逐渐加重 , …… 写作全凭口授。”“路还长着呢，只不知命有多长。”想到宗璞正在用她的生命和血肉写这个记那个记，这些话使人心酸。她的丈夫蔡先生已经去世，一个人更不容易。愿她保重，健康长寿，日子象她的文思一样绵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