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完老舍的《二马》，对比自己这几年的留学生活，对中国和中国人在世界上的处境实在是有些感触。老舍所描写的当年中国人所遭到的极端的、全方位的、面对面的歧视是渐渐地销声匿迹了，但离某些瞎乐观的书评人所说的“中国人遭列强歧视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中国人的耻辱随着香港的回归已经洗尽了”，“老舍也该瞑目了”等等还差得远。
中国和中国人在世界上的地位在几十年来虽有提高，可总的来说形象仍然不好。中国的国力和人民的面貌应该说是进步了许多，而为何中国人仍然时有被歧视的阴影笼罩的感觉呢？这跟我们始终跟不上世界的潮流有关。具体地说就是我们老是想打个翻身仗从此站起来挺胸做人，却对规则不甚注意研究，以至最后老被人判输还觉得挺冤。因为规则是别人定的且改动了也不会通知，所以我们如不去搞懂它就会老吃亏。
我们从自己定的华夷秩序的规则到被别人打得弄懂了新规则就是“船舰炮利”，颇花了些日子，从乾隆不见英使到魏源“师夷长技以治夷”的倡议，到老舍在《二马》中“我们打算抬起头来，非打一回不可！”的呼喊，其间有多少令今人擂胸痛哭的耻辱。规则是懂了，而富国强兵却不是一朝一夕之功。
等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中国虽平均仍不富裕，但军事上却已经今非昔比，借着核武的威慑起码可以与诸列强一拚死活。中国有些不忘国耻的人们甚至跃跃欲试地想大打一场以让过去欺负过我们的人知道中国的厉害。
可是如今的时代已不仅仅是对外战争胜者为“文明”，败者为“野蛮”了。要赢得世界尊重必须国内政治民主，言论自由多元，人权得到保障。而这却是现实的中国所欠缺的。中共每每埋怨西方打着民主人权的旗号来干涉中国内政，但既然中国急于走向世界，而世界的规则基本为西方所定，裁判也是他们，规则似乎不容商议，只有按规则来，在超过他们时才能获得参与制定规则的权利。
站在国家主义的立场上来看，心中的确有些不平，凭什么我们不“船舰炮利”时“船舰炮利”是规则，而等我们稍微有些“船舰炮利”时“民主人权”又成了更重要的新规则了。但抱怨是无益的，唯有紧跟时代，超越时代，成为规则的制定者才是出路。
日本就是一个“紧跟时代”的优秀者，明治维新是一次“紧跟时代”的战略调整，二战后民主改革虽非完全自发却仍然是另一次适应新规则的战略调整，所以在世界上日本总是居于前列，就算不是规则的制定者，也是规则的获益者。这跟它总是能认清谁是强者，学习强者，成为强者有关，因为强者即是规则。
而中国在这方面却总是显得尾大不掉，“咱也阔过”的思想阻碍了中国按新规则办事的意愿，结果是处处为人所制，为人所迫， 始终摆脱不了“怨妇”的角色。中国唯有放下历史传统的包袱，接受、熟悉、并利用最新规则，从而才会重新获得制定规则的资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