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的故事2
我和丈夫都有工作，家里还有孩子在上学，所以请了一个保姆做家务，主要是打扫卫生,洗衣服和买菜做饭。1965年请的一个保姆是安徽省无为县农村的人，五十岁上下，个儿高高的，说话带着安徽口音。我们平常随着孩子的口气叫她阿姨，因为看她长得胖呼呼的，胖得都显不出腰身来了；她穿的衣服总是肥肥大大的，两只胳膊都比一般人的粗，手掌好像也比一般人的大一些，肥厚一些，于是我们就叫她“胖阿姨”。我们这样对她没名没姓的称呼，她并不反对，时间长了，真的就忘了她的姓名了。现在要讲她的故事，也只能把题目叫做 “胖阿姨的故事”。
我的丈夫是北方人，喜欢吃面食，我是南方人，喜欢吃米饭。丈夫坚持午饭一定要吃面食（限定吃煮出来的有山西特色的面），晚饭就可以吃米饭。这已经成为常年不变的规定。不过，在学校这个大环境里，什么地方的人都有，说话的人很多都是南腔北调，吃东西的口味也都甜酸苦辣，五味俱全。丈夫为了适应大环境的情况，只在家里如此，外出应酬的时候就只能入乡随俗了。甚至于因为请的保姆是南方人，做出来的菜肴总免不了带着南方口味，丈夫也就不再苛求了。
胖阿姨也有她的拿手菜，比如红烧鱼，又如用芥菜叶做的一种咸菜，有一点淡淡的甜味，很好吃；特别是做出汤来，味道鲜美。但是关于咸菜的制作过程她是保密的。
胖阿姨住在我家一间单独的小房间里，房间里有一张单人床，床旁边放一只木箱，可以当桌子用。她和我们的关系就象朋友一样，处得很好。
到了“文革”开始，学校里双职工家庭请的保姆，看着自己家的雇主都成了被打倒或批斗的对象。面对这样的革命形势，他们提高了阶级斗争的觉悟，纷纷起来革命。首先，他们要和原来的主人划清界限，接着提出革命的要求。既然要革命，必须有一个革命的组织，才能显示出革命的力量，因此许多保姆聚在一起商议，成立了一个革命的组织，名字叫做“赤卫队”。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什么高人在支持他们，帮助他们出主意，总之，他们的阶级觉悟很快得到提高。他们认识到那些雇用他们当保姆的都是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就是剥削阶级，他们是无产阶级，是受资产阶级剥削的；这些资产阶级教授们拿的工资是好几百块，而他们做饭洗衣一天忙到晚，每月的工钱才三十多元。因此具体提出来的革命要求是增加工资，而且还要对过去的劳动报酬进行补偿，具体要求是先给一百元人民币。
“胖阿姨”也参加了“赤卫队”，而且表现非常积极。自从66年8月西颐中学的红卫兵来抄家以后，她就神气起来了。要跟我们划清界限，不给我们做家务活了，还注意我们的行动，随时报告红卫兵。比如经过第一次抄家之后，我清理家里的衣物，从里面挑拣出来一些小孩衣物送给别人。她看见我拿东西出门，就到红卫兵那里去汇报，结果中文系的红卫兵到家里来进行第二次抄家。红卫兵特别要看我清理的几个箱子，最后找出五十块银元拿走了。
有一天，她告诉我别人家的阿姨都向主人家要了100元，酸是工钱的额外补贴。我听了之后没有说话。因为我想，她明明知道我们已经被抄家，存款已经被冻结，丈夫每月的工资被扣发之后，只有三十元生活费，而她的工钱是由系里经手，从扣发我丈夫的工资里给的。阿姨的工钱涨到五十元。我因为害怕，自己主动上交了自己的存款单。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确实拿不出100元人民币。
有一天，阿姨所在的“赤卫队”组织，在附近居民区开了一个斗争会，斗争对象就是我的丈夫。斗争会上她控诉她如何在我家受到虐待。
1967年，我们在中关园的100平米的一套住房被学校分割成50平米的两套住房；其中的一套立即有了新的房主人。我们家连阿姨在内一共六口人，住房被分割以后只有原来的一间客厅和一个书房，学校在分割以后的厨房里挤出一部分空间，加盖了一个厕所。于是，我们把原来的书房改成卧室。用几个书柜把客厅分割成两部分，靠北的部分用书柜围起来，放了一张双人床，给两个女儿睡觉。解决了四个人的住处，剩下儿子和“胖阿姨”在中关园没有住的地方，学校就安排他们住到校内职工宿舍区镜春园82号吴组缃先生家后院空着的两间下房里。每天晚上，他们到那里睡觉。阿姨每天早晨都回到中关园来活动。她在家里总是拿个小凳子坐在离后门比较近的地方，东张西望，什么事情也不做。其实，也没有什么可做的事情了。她只给自己做饭，连带着监视我丈夫的行动。
当时北京市的中学的情况和大学里不一样。1966年年底基本结束了全国大串联活动之后，1967年年初号召“复课闹革命”。中学校里的走资派全都靠边站，学校的领导机构完全处在瘫痪状态；执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全体教师，威信扫地，根本上不了讲台。学生红卫兵应该是“复课闹革命”的主力军了吧，偏偏又出了反动组织“联动”。中学里的“复课闹革命”怎么搞？谁能领导北京中学校里的“复课闹革命”？在这样的关键时刻，上面派来了最可爱的人民解放军，对学校实行“军管”、“军训”。解放军要求原来各年级各班的班主任和任课的教师必须随班参加活动，同时接受学生的监督；我的孩子们虽然不能成为红卫兵，也不能不去他们的学校参加活动。丈夫有时要接受他所在单位的群众的批判，每天还受到监督劳动的惩罚。不知什么时候，阿姨却拿着一张印着毛泽东头像的宣传品跑到丈夫所在的系里，揭发我的丈夫“侮辱毛主席”，红卫兵自然要发挥他们实施专政的威力，我的丈夫被痛打一顿不要说，还被扣上反革命的帽子。
1968年春夏之交的时候，北京大学在校内外文楼的后面圈了一块地方，建了一个牛棚，把全校的专政对象都集中到那里进行统一管理，我的丈夫也在其中，据他说写交待材料的时候也要把这件事情写进去。
有一次，胖阿姨说她放在我家大书柜里的钱没有了，一共丢了50元。当时丈夫所在的系的一位领导华同志就住在我家的后一排房子里，她家的前门对着我家的后门。胖阿姨就到华同志家里去告我的状，要我赔偿她丢失的人民币。
“胖阿姨”已经不是从前的“胖阿姨”，她和我们的关系已经从朋友关系变成了敌我关系，破裂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1968年夏天，丈夫的学校领导有了新的政策，勒令被专政的对象搬家。我们就从五十平米的职工住房搬到学校附近的民房 —— 一个好几户人家住在一起的小四合院。我们住的是厢房，没有厨房，就在房檐底下搭起一个棚子，放一个煤饼炉生火做饭，厕所在四合院外面，和另一个四合院的住户共用一个露天的公共厕所。从此，胖阿姨就没有到民房来过。这种时候，系里的人动员她离开我家，她提出来要多给她一个月的工钱才走。我向我的单位借了钱，多给了她一个月的工钱，结束了我们的关系。实际上，从1966年10月到1968年8月，胖阿姨不做一点事情，白拿工钱，算起来竟有一年零十个月之多！
到此，胖阿姨的故事也就讲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