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营拉练到延庆
1970年冬到1971年春，中央号召野营拉练，这样的训练，据说是“要准备打仗”。那时，我的丈夫因为做痔疮手术在家中休养，需要有人照料。因为孩子们都毕业分配走了，家里没有别人，我向学校革委会提出申请，希望能够免去参加野营拉练的活动，我可以在家里照料病人。革委会的主任特别跑到家里来通知我：这是知识分子改造的机会，必须参加！我只好把在山西插队的儿子叫回来，陪伴父亲。
拉练的时间计划是一个月，路线从海淀区经过昌平县到延庆县再返回，行程大约一千里。要求一切行动军事化。按照1967年军训的解放军实行连排编制的办法，也是一个年级六个班的学生算一个连。年级组长的老师担任连长，另一个老师担任指导员。每个班大约50个学生，算一个排，学生的班长是排长，一个排下面再分若干个班，每个班有十一二个学生，有班长负责一个班的工作。老师负责辅导一个排的学生工作，其实就是原来的班主任工作，但是比班主任工作的责任大，也辛苦。我带的班级是72届初中二年级的学生，他们的年龄在十五岁左右，我已经45岁了。
我们从学校出发，经过回龙观、沙河，一直往北走，到昌平，再到延庆。行军的时候，自己背着自己的行李和干粮、水壶、挎包。平均每小时走8里路，一天可以走五六十里路。然后到一个村庄宿营。按照解放军的做法，同学们三三两两的分别住在农民家里。刚一住下来的时候，我要和学生排长一起挨家访问，看有没有扰民的事件，然后学生要帮农民干家务活：比如扫院子，挑水，砍柴，也帮农民干地里的农活儿；还要听“忆苦报告”，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再有一件事情就是夜间站岗放哨。我们的“拉链”是在北京的冬天。白天劳动，晚上睡的是农民家里不生火的凉炕，因为我们睡觉的屋子，常常是农民堆放粮食的屋子，虽然有土炕，但是并不烧炕。农民只在他们睡觉的那间屋子烧炕，连做饭带取暖都有了。夜里站岗放哨的活动显得很辛苦。轮流站岗放哨的时间不能太长，所以夜间总要换好几次岗哨。简直无法睡觉。为了解决站岗放哨的保暖问题，我特别带了一件羊皮大衣。夜间放哨的同学，轮流使用我的这件大衣，行军的时候，我就背着。再要行军的头一天，要在农民家里做好行军路上吃的干粮。有时候是窝窝头、贴饼子，有时也有白面烙饼。再带上一些水疙瘩（北京的一种咸菜）和装在军用水壶里的开水。一般情况下，我不带太多的食物。在行军的时候，我可以不吃东西或者少吃东西。我觉得这是一种减轻负担的好办法。
为了锻炼我们的革命意志，要求我们在行军当中多走山路、小路，不走大路、平路。所以我们曾经翻山越岭，踩着白皑皑的积雪，翻越了一座名叫九里梁的大山，一直走到了延庆县的千家店。这是我们的最后一站。在千家店的老乡家住下来，我和女同学们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们要上厕所，就要进到猪圈里去方便。到了猪圈里，还没有蹲下来，猪就过来了。原来这里的农民把人的粪便给猪吃。就为这一件事情把我们为难了好几天。又据说某一处地方有流行病，所以买了许多大蒜，分给同学们吃，也因此在千家店住的时间特别长，等上级发来返回学校的命令。
回来的时候，经过十三陵，在那里我们帮助农民打水，不是用水桶挑水，而是用独轮车推着装满水的水桶在坑洼不平的小路上走。这是一件很难办的事情。一方面要有力气，一方面要有一点技巧。否则独轮车不听话，水桶就会掉在地上。我只会把水桶放到井里打上水来，但我不会挑水，更不会用独轮车推水。我不会烧农村的灶火，不会用棒子面做贴饼子。我只有佩服同学们的生活能力比我强。
同一年的夏天，我们又进行了一次拉链，是到农村去抢收老玉米。行军途中遇到倾盆大雨，到了农村，所有的人都放下背包，打开行李，脱下衣服，在农民家里用火烤干。每天干完活以后，大家躺在热乎乎的炕上睡得昏沉沉的。原来农民在夏天用装粮食的这间屋子的灶做饭，他们房间里的炕就是凉的，而我们睡的是热炕，所以到了冬天，我们就只能睡凉炕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