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
林碧如托我替她去看望金大海老人，金老是她早年上医科学校的同窗，差不多五十年没有往来，没有通音信。她知道金老曾在海外任职，五十年代初带了全家回到祖国大陆，在一所大学里教书，反右时戴了右派帽子。
最近，林碧如想起，都住在一个城市里，为什么不能看望他呢？可她年岁大了，挤车不便。当她知道我的家与金老的家相距不远，便将看望的事托我代劳。
我去看望那天，正是初冬第一场西伯利亚寒流入侵，西北风把枯叶儿扫落得夹着泥沙满地乱窜。
敲开了金老的门，我说明来意后，金老的夫人、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太太引我进屋坐定，我正心生疑惑：“怎么不见金老呢？”老太太开口了：“金先生出门了，去书店了。”她一面给我沏茶，一面嘟噜：“你不晓得，这老头子的犟脾气没有人能拗得过，天冷上冻了，叫穿棉鞋，不穿；西北风刮紧了，叫这几日别去书店了，不听，刚走。”
据我坐在屋里冷眼的观察，别看老太太对金老似乎有一肚子的不满，而更多的却是关怀和疼爱。金老出门这会儿功夫，她抓耳挠腮的，惶惶然放不下心，一会儿坐下，一会儿立起，一会儿站在窗前看枯叶飞舞，伴着一声声长长的叹息。
“咦！”老太太呼出一声没奈何的叹息后，坐过来要和我说话，这或许是为了排遣她心头的烦乱。
“林先生好吗？金先生早些年常常提起林先生，现在都是七老八十的人了。……你是林先生什么人，亲眷还是单位的同事？”
我回答了她的问话，并说：“林先生常常惦记着金先生，说金先生的为人学问，不应该遭受今天这样的处境。”
“多谢林先生这么惦记着，今天哪里能够讲得了那些个。金先生一辈子吃亏吃在脾气太倔了。人家都说，吃一堑，长一智。他啊！吃了一万个堑，也长不了一个记性。就说这天天必定要去一趟书店，也不看看什么天气，也不想想自己腿脚这么不灵便，不去不成。”
我说：“这是追求学问的人的习惯。反正我们台州人有一股硬气，硬气和倔犟是相近的，或许就是一回事，金先生又是绍兴人，绍兴与台州也是相近的，鲁迅就是绍兴人。”
我说了这些有一搭没一搭的话后，好半天没有话了，只在等待金先生回来。
等了好长时间，似乎我和老太太都隐隐地听见一声声的敲击声，老太太立即奔去开门，果然金先生回来了，他在上楼梯呢！那根拐杖笃笃笃在石灰阶梯上的敲击声，开了门便不是隐隐的了。
老太太迎下楼梯去，只见老头子鼻尖底下拖垂着一挂长长的欲滴未滴的涕水，胸前两只衣兜盖上，明摆着残落的饭米粒，对襟排扣上残汤和涕水的遗迹，一片连一片，几乎板结了。
西北风把金老的喉咙管吹嘶哑了，加之一嘟噜吐不出咽不下的痰气，说话越发含混不清了。
不过，如何的含混，也混不过老太太的耳朵，她能从含混中辨出含意来。
“哪有新书出版，还是那些。”
“我说对了吧，叫你别去，这大风，偏去。我也懒得说你了。”
金老一听老婆子的埋怨，立马把脸拉长了，老太太一见这脸相，便知又要闹脾气了，自觉把唠叨打住。
“是不是阎王爷把你托生出来，专来同我啰嗦的。”
老太太搀扶着老伴一步一步往上挪动。
当老太太把又掩上的房门推开，推出来的气流经过仄小的房间空间，“啪哒”一声把一扇未划牢的门窗扇开了。
这一声“啪哒”给随脚进门的金老添了怨气。他们这大岁数最怕的就是登梯爬高。这个宿舍楼建造于五十年代，设计上有些古板，窗户分了上下两格，上窗户有流通空气之功用，可是有开和关的不便之处。金老刚戴上右派帽子时不到六十，尚能爬高去关启，自从七十年代中得了脑血栓，便丧失了爬高的能力。这本来是不很要紧的事情，可以由子女担起这份责任，可是在那个年代，划清界线是社会风行的趋势，金老的子女当然也是无可指责地跟了这个趋势，一时只能由两老自己看着办，倒是孙子小光时时来问候。孩子么，一来与老头老太无话可说不愿多呆，二来做事未免毛毛躁躁。前天来了倒是想着把窗关了却未划牢，空气稍有不稳定因素，包括内外因，都会牵引它开了关、关了开，这开开关关之声都能导引出金老的怨声。
不等金老发出怨声，老太太忙岔开话题，向他介绍我这位客人。
老太太说：“林碧如先生托这位同志来看望你，还送来她亲自下厨烧的鸭子。”
金老显得很高兴；“啊唷！多少年了，还在杭州上学时的同学，难得惦记着我，林先生年轻时长得漂亮着呐，那双眼睛饱含江南山明水秀神韵，人品好，端庄大方，大家风范。我听说她三十多岁了，获得洪堡奖，赴德国留学，真是女中豪杰，她后来吃亏过没有？”
我有意躲开金老问的话题，我告诉金老，我和林先生是同乡，都是太平人。她是我的长辈，因而，金老也是我的长辈，我住得不远，有什么事用得着我的尽管叫我。
金老先生说，他和我可说是大同乡，他是阿Q的家乡人，鲁迅是他的老师，在绍兴教过他书。
我说，又是同乡，又是长辈，以后不必把我当外人了。
我起身去关那扇“啪哒“响动的窗户，老太太一迭连声道谢，说第一次来就劳动你，我说这对我来说不过举手之劳。
老太太说，关窗成了老两口千难万难的事情。她讲了为关窗的一段艰苦奋战的经历，当时我还作为有趣故事听的。
一年以前，也是这个霜风渐紧时节，可小孙子哪有节候观念，没有及时过来关窗。金老那天心血来潮，对老太太说：“老太婆，我们别把自己太看扁了，来个自力更生，我上去关窗。“
老太太忙加阻止：“得啦！得啦！你走路都巍巍颤颤的，”并学着老头走路的样子，“只能一寸一寸这样挪动，还大言不惭要上高呢！这叫不自量力。”
“敢情你能上呀！老太婆！”老头子反唇相讥。
“至少腿脚比你利索些。”
“别以为自己是青春年少，也奔八十了，又这么富胎，能利索哪儿去，我身量高，起码够起来容易。”
老太太辩道：“只要上得了那张写字台，身量矮些也能够着，用不着高身量。而上写字台，身量越高越难上，何况，你抖抖擞擞的。”
金老这才被说服了。他在写字台边摆开马步稳稳站定，用死劲扶住老太太先上骨牌凳再上写字台，并不住地提醒：“当心，当心！”好像老太太的生命安危全系在他扶住老太太那双手是否出力用劲上。
老太太在写字台上直起身子把窗户关紧划上，并用力拉动几下，证明确实牢稳无误了，才慢慢弯下身子向后伸出一只腿，探稳在骨牌凳上，再把另一只腿也伸在凳子上，又进一步把身子下降，即使不用金老扶住，老太太的脚跟已能全面接触地面了。
战斗终于胜利了，老两口坐了下来，喘了一会儿气，然后一齐失声地笑了，笑得满脸的深沟更加深刻了。
我向林碧如复命时，没有讲那关窗的故事，只讲了我与金老相见的感触，一个人如果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尤其到了老年，大概是很痛苦的。
（59）
上班我不可耽误，病妻住院需我探望侍侯，两个孩子不能没有我的照料，我一天城南城北的奔波，几乎每分每秒都在焦急和担忧中度过。
这天，我在瓢泼大雨中赶路，急慌慌，湿淋淋，赶到医院，推开二号病室的门，见病妻半卧在病床上，接受一位病友一口一口喂饭。
这位病友前天才住进来，是十九岁的姑娘，她那苍白的面色和一身蓝白相间的条子病号服，与她的清秀眉目和端丽体态，怎么也调和不起来。
我一时找不出感激的话语，只紧走前去，要把她两手的碗和匙替下来，而她正全神贯注于碗匙上，不给我理会，显然表示了不肯。我一再要替，她才说：
“快完了，你气都喘不上来，还不快歇会儿。”
“这……”我不知道应该说什么才好，正好看见在她的床柜放着的饭菜，就说：“你还没吃呢！”
“我不怕饭凉。”她说的语气和带出的表情，让我感觉到她和我本是老熟人，帮这点小忙理所应当，我是太见外了。
我也确实够累乏的了，既有这热心肠人，便就势坐了下来。然而，我一转眼看到她的床头挂的卡片上，赫然写着：肾炎，并且加了四个加号。我再也坐不下去了。
我随即去夺她手中的碗，并用了力气，说：“你是病人，不可以累着了你。”
她紧紧卡住碗不放，一定的不给。见我真的使出了力气，便急出了口，大声喊道：
“真是个事儿妈，只几口了，倒腾什么呀！”
我只得退了回来，以连声道谢来补我的歉疚，并说：“主要是你也是病人，怕累着你了。”
我越紧着这么说，反而越招惹了她的生气。喂完了，她挂着脸走开，吃她凉了的饭去。我过去与她说话，再也得不到她的搭理了。
她真的生我的气了。
我是每日必去二号病室的。第二天，她完全忘记了昨天不搭理我的事了，热情地称呼我叔叔，还同我玩笑说：“你若再不来，阿姨要哭鼻子啦！”
我走近她病床前，向她感谢对我妻的帮助，她不以为然地说：“事儿妈似的。哪来的这许多臭规矩，四旧！”
她还是个孩子么，我当然不去计较她话的轻重。
我仔细看了看她的床卡，她的名字叫靳菊宏。
“靳—菊—宏”我念出声来。“好，以后我就叫你小红。”
“我家里，我战友，也真的都这么叫我的。”
“你还有战友？你已经参加工作了？”我表示了我的疑问。
“当然，在林场，国营的，国家职工，怎么的！”她把头一偏，做出洋洋得意的神态。
“红是热情奔放的颜色，目今还包含不怕困难勇往直前的革命精神，有这精神才叫得起这样的名字。”我半认真半玩笑说。
“这，我是关的了。你还别说，我真是有这样的劲头，什么也不在乎。”说到这里，她谦虚了一句：“至于革命精神，我是说不上的。”
她说完了，显得很高兴，高兴得一骨碌坐起来。
“今天我有病住进了医院，没有办法。一年前，我进林场时，真是的，什么活没有干过，什么活难得倒我。我同他们男小伙表着干，抡大锤。”说时，还做了一个抡大锤的动作。
“小姑娘，身子骨都嫩，怎么可以抡大锤呢？有点儿瞎来！”我摇摇头说。
“你也是轻视妇女，我，靳菊宏就是能够抡大锤，每次一口气抡一千二百多下，你想不到吧！”
大锤一口气抡一千二百多下，一个小姑娘，小红说得很自豪，也很轻松，可我听了，目瞪口呆得只剩下把舌头直勾勾吐出来的功夫了。
“吓住你了吧！你也不信吧！告诉你，要不是给人叫住，我真不歇手呢！”
好一会，我才把舌头缩了回去，我说：“我在农村劳动过，妇女不能干这样的重活，抡大锤是壮劳力干的，这不是闹着玩儿的。”
“一千二百多下，不只是一次，绝不带一点儿吹的。”
我当然相信小红不是吹的，而是说小红不应该这么干。
我突然间想起了一个疑问，并突口而出：“既然你有能抡一千多下大锤的身体，怎么会得这个病呢？”
小红给我问住了，一下子又挂下脸来，噘起嘴巴，我再去搭腔，又得不到她的理睬。
不过，过不了多长时间，便既往不究了。高兴的时候还拿出她几张得意的照片叫我欣赏，其中一张是跳“造反有理”舞照的，她的左手臂套着红卫兵袖章，右脚向前方摆开马步，左手把红宝书捧在胸前，右手手心向上并朝右上方扬起。小红说，她还是林场宣传队队员呢。
小红确是个闲不住的姑娘，即使住院治病。我每次去二号病室，很少看见她有安安稳稳躺在病床上的时候，她根本藐视医生要他绝对卧床的嘱咐，总是从这个病室串到那个病室，给重病病友喂饭、打开水，端尿盆，她的乐于助人的事迹传遍全病房，了解小红病情的老病友，总也劝她不住。医生摊开双手说：“根本无法对她实现治疗方案。”护士嘟嘟囔囔说：“不把自己的命当命，没见过这样不听话的。”
我一天天看着小红不把自己的命当命，一天天看着她更加失去血色。
谁不心疼小红呢？她应该是富有青春活力的花季少女，却无情地被自己的任性糟蹋成这个样子。
一次我既把我对她的担忧流露于眉宇间，而又尽力用鼓励的口吻对她说：“你应拿出抡大锤的毅力，听医生的话，好生躺在床上。”
我知道说了等于白说， 可还是一再的劝说。小红照旧躺不住，在病房里串东游西。
我妻子出院后，我当然不能每天必去病房，然而，还常去看望小红。她终于肯安稳的躺在病床上，可她已经搬到危重病室。我已予感到小红的不幸即将来临，但我强装出对她的病很乐观的样子，“只要听医生的话，会好起来的。”小红动了动嘴角，算是用笑来回答我的好意，她没有说话。
我不忍再去看她，我又不忍不去看她。
终于有一天，我去医院还没有走到小红的危重病室，在走廊上，我被告知小红已经去世了，就在昨夜。她的病友说，小红死得很痛苦，全身肿上来，直到头部，她硬忍着不曾叫喊一声，神志却清醒，还留下遗言，要求解剖，把她的病怎样得的研究个明白。
我饱含泪水的眸子忽然映出一口一口喂我病妻的清晰形象，一会儿映出高高山上抡着大锤口中数着数的清晰形象，都是活龙活现的小红。
最让我痛心的是小红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仍不明白自己的病因，要用她身体解剖给予解答。
（60）
星期天是我最忙碌的日子，不是忙工作，而是忙家务。
我妻子体弱多病，多次心力衰竭，一年总要住几次医院。我的两个女儿，一个七岁，一个五岁，都帮不了我多少忙，能帮的不过上小铺打个醋，我还得反复交代怎样安全过马路，怎样才把醋瓶拿牢。
这个星期天，是个风和日丽的好天气，我对两个女儿说：“出去找小朋友玩玩吧，跳个猴皮筋，长个好身体。”然后，我走进仄小的厨房，围上围裙，动手切萝卜，白菜萝卜是我家的当家菜。
我切萝卜切得正起劲，切出“得—得—得”的节奏。这时，从窗外传进隆隆的马达声，其声响几乎掩没了我切菜声，我不由得停了手中的刀，才听清是一辆大卡车驶进院里，还伴着高音喇叭的叫喊，由于其音量拧得太高，加上中间不规则的噼噼拉拉的杂音，我听不清叫喊些什么。我把窗子全打开，侧耳倾听，才听清了“注意，注意，各位居民，统统出来参加批斗会”。
我纳闷，这高音喇叭声已久违了好些年，怎么今日又无端地响起，难道又来了哪门子的急风暴雨，要大家统统出来。
“天塌下来，我切我的萝卜，民生要紧。”我这么想，也这么告诫自己。
我五岁的小女儿奔跑回家，上气不接下气的说：“爸爸，快去看吧，游斗流氓，还是女的，快！快！”
我对女儿说：“爸爸忙，不看了，你看去吧！”
“就在院子里，在大汽车上，好些流氓，待会儿走啦！”女儿不肯我不看，一定要拉着我去。
这样，我不情愿也只好去了，为了不扫女儿的兴。
一辆敞篷车上，有五位低着头散着发手腕上铐了手铐的年轻女子，各有两个警察在她的两边押着，十个警察大多为男性，只有三位是女警察。铐上铐的女子只有十几二十岁光景，其中两位看上去还是未成人。
大卡车驾驶台上左右放着扩音喇叭，喇叭不停地响着，反复介绍车上这五位罪犯的姓名及犯罪事实。卡车四周站着从居民楼里用喇叭叫出来的人，大约二十来人，我被女儿的手拉着也站立在其中。
当喇叭响道：“流氓犯罪分子范雪萍，女，十五岁……”一个白衣蓝裤男警从后排推出一位剑眉大眼、双睑黑珠的姑娘，并且狠狠地摁下她的头。大概由于颈骨被弯得酸痛难以忍受，范雪萍总要不时地抬起头来，抬起她那双乌黑的眼睛，直直地视着游斗台下张着大嘴的人们，也由于她的鼻腔里积聚的涕水太多，盛不住了，阻碍她的呼吸，逼得她只好不时地抬起铐了铐的手，用手背去抹擦溢出鼻腔的涕水，但是，这一举动遭到警察的吼斥：“不话乱动，老实点。”并把她的头摁得更低。
喇叭继续嚷道：“范雪萍作风恶劣，流氓成性，乱搞两性关系，无耻至极，无以复加……少的五角，多的五元。”这时，散在游斗车四周的看客泛起一片“啧啧……嘻嘻……”的声浪。“啧啧”声是从女子们的舌头尖上弹出来的，“嘻嘻”声是从男子们的咽鼻里散发出来的。
我看不下去了，听不下去了，站不下去了，拉着女儿正欲转身回家，可是这喇叭的声音，却顽强地凝结在我的耳膜上，嗡嗡的不肯退去，而这啧啧、嘻嘻声忽然间变成如同成千成万细小尖辣的针头扎在我的头皮上，扎在我的全身上上下下。
我又看到我最不原意看到的，那些警察把五位罪犯一个个从后脖子上一把揪了回去，往地上（即车板上）一甩。卡车开走了，到别的什么地方去喊“统统出来参加批斗会”。
我终于回到了家，终于坐在家里的椅子上，我不想说什么。
呆了好一会，才想起萝卜还没有切完，才又走进仄小的厨房，拿起菜刀，狠命地切刚才未切完的萝卜，切得菜板闷闷地发出“登……登……登”山响。
这“登……登……登”之声，在我听来，似乎明明的喊着：“谁……之……过……”。
（61）
国乐打来电话，告诉我他得到政策的落实，全家人于一个月前回到京城。我埋怨他为何时至今日才告知，不能让我及早分享他的高兴。他说，他暂住在小穆的小妹家，周围一时找不着公用电话。
我当天下班后即去看望。
坐在门当口小板凳上择菜的正是小穆的小妹，二十二年前国庆之夜陪她母亲来中山公园喝茶看烟火时，还戴着红领巾，如今已是小学教师了，并已成家。她的夫君是塑料厂工人，在郊区县上班，每天光化在上下班的路上将近六个小时。早晨起个大早赶在五点出门，晚上七点光景才可能回转家门。小妹任教的小学倒是离家不远，她先到家把那顿晚饭打点出来时，丈夫进家了，正好打了个时间差。
小妹见我有点面善，忙起身招呼，我报出姓名后，她马上记起看烟火的事来。她说我变化不是太大，就是头发稀疏，光溜的头皮暴露无余。我说我的头如同岗上的庄稼，肥水都顶不上去了，不禁叹道：“老啦！谢顶啦！”
国乐在屋里听见门口的说话声，随即笑着出门迎接。他瘦得几乎只剩下一把骨头，须发全白，没有留下一根黑丝。我紧握住他的手不肯放松：“精神不错，挺过来了。”国乐笑着说：“总算没有把这把老骨头埋在大兴安岭。”
小穆也从屋里出来，她正忙着倒腾换季衣裤。我问：“两个孩子呢？”小穆说：“去陶然亭了，山野人进城，什么都新鲜。”
“你把他们这么撒出去，也放心？”
“有什么不放心的，山里有野兽，他们都不怕。”
“城里头有骗子，有人贩子，专门骗走男孩，男孩值钱。”
“他们精着呢！骗不走。都交代好了，过马路看车子，先看左，后看右。生人拿出糖块哄你吃，坚决不吃，千万不可以跟他们走。”
小妹住的是简易楼，在二楼，有二十来米，隔成里外间，里间放一张大床、一口橱子，就转不开屁股了，除了睡觉，其它一切活动全在外间了。小妹很知足，她说：“小是小了些，总算有了个窝。”
小穆说：“我们一接到回京城的调令，毫不迟疑，马上打铺盖动身，就怕有变，不管有没有落脚的地方，来了再说。好在我还有几个姊妹在这儿，怎么的也能将就着住下来。这不，小妹把里屋大床让给我们，他俩在外屋打地铺。”
我随口问：“你家的四合院呢？北屋还是楼房。”我没有提那年在四合院见到小穆母亲，料想她可能过世了，怕勾起小穆伤心。
“文革中被占了，占的人都是无房户，你能赶吗？而且都有好成份，这事只能算啦！”
我们坐在外间说着闲话，小穆和她小妹一面为两家六口做饭，一面也参与聊天。
“打开电视吧，你说我小妹多有能耐，居然挣出一部电视机，在大兴安岭这是稀罕物。”小穆让国乐开电视，国乐只顾同我说话，没有去开。
“不要说大兴安岭，在京城这大地方，也是稀罕东西，寻常百姓几家能有。”我家没有，所以我这么说。
“别糟尽我啦，哪来的能耐，不过是从嘴缝里抠出来的。”小妹笑着辩解道。
国乐扒在我耳朵头说：“夫妻俩加起来工资不过六十，一张通用月票五元，化一百二十多元就这么小的九寸电视，还得托人情找票，还得挤破头排队。天天窝头就咸菜，傻不傻？我是不买，有钱也不买，就看这晃来晃去的影子，还是吃上头要紧。”
我点头说：“我也是，那些节目有什么可看的？”
小妹的丈夫下班回来了，他推开门第一句话便是：“你们怎么放着电视不看啊！”家里有了一部电视机，是他即使生活吃苦些仍能支撑心理平衡的东西，也是在他看来一件值得炫耀的东西。
一群街坊邻居的孩子拥挤在门口，等待主人开口允许他们进来瞧电视，小妹招呼道：“来吧来吧，好好看，不许吵闹，今天有客。”孩子们一拥而入，个个胳膊上都挂着一张小板凳。
我看这小房间挤了这许多人，一个个目不转睛盯死在小荧屏上，电视机不大，声音却开得很大。我说不了想同国乐说的话，因而起身道：“我先告辞了，改日再来。”小妹丈夫尤其不愿意我不看电视就走，这等于不给他面子，使劲留我：“一会儿就播日本电视剧《望乡》，好看，吃了饭再走，只要你不嫌。”小妹也说：“今天二姊用肉票买了几斤羊肉，羊肉炖萝卜，一起吃吧！”
我推辞说：“不客气啦，当我不再来啦，下次来，吃你的白萝卜炖羊肉，白萝卜是小人参，补身子，秋凉正是吃的时候。”
国乐穿上外衣送我，我不让，“快吃晚饭了，别送了。”他不听我的，扶着我的胳膊一道出了门。
在寻找近便的公交车站的路上，国乐说：“本来我不想调回来，在大兴安岭都适应了，环境和空气好不说，人也纯朴，没有虚的假的，何况，对我来说，大城市实在没有值得留恋的地方。而小穆是一心要回来，这里是她从小长大的故乡，而大兴安岭的严寒也让她不寒而栗。她生大儿子正是腊月天，深夜下三点零下四十多度，找了一辆板车才把她拉到医院，她为我付出的太多了，所以在回不回来上，我听从她的，其实，她主张回来也大多为我考虑。我到大兴安岭三四年后，就查出风湿心脏病，加上先天性的二尖瓣狭窄闭锁不全。这病很讨厌，去不了根，稍一风寒就会勾起心脏犯病，大兴安岭的医疗条件怎么也比不上京城。”
“我之所以不想回来，还有一层顾虑，”国乐继续说：“我回到把我打成右派的原单位，在反右中打头阵的几个人，把我那些本来说明不了什么的零零散散的话语，巧妙地串连成看似完整的右派言行，胜利地完成上级下达的右派所占比例的指标。我在大兴安岭就听说这几个人都提拔为大大小小的官儿，你说我同这些人怎么相处呢？那天，我去报到，他们看到我倒反不自在起来，有的还躲开我走。”
“你也不必太在意，这或许是你在这种处境中产生的神经过敏。”我插进话去。
“不会，我自信不是这样。在大兴安岭这可说漫长的日子里，我曾对过去时时反省，的确，我有自大傲上的毛病，这会影响同志间的关系，但我扪心自问，我从未做过损人利己的事情，我只有把工作干好的心。而这些人不是把聪明才智放在正当的事业上，而是把志趣放在投机取巧谋得官位。我是有点看不起他们，不与他们为伍，可有人就喜欢和相信这样的人，赞扬他们阶级觉悟高。我刚才提到的如今看见我很不自在的人，就是靠吃运动饭营养出现在的官位。我可以忘掉过去，却没有办法不让这些人由于心灵上的不自在，把正常的人与人交往的心理状态变异了，多心，猜疑，嫉妒，十足的难养之小人。他们还有个特色，君子样子，小人心术，尤其当他们取得官爵，小人得志，尤其难养。我在他底下做事，他会时时疑心我在小看他，因此越要拿出架子，有理没理先压你一头，想到这里我便发憷，今后的日子怎么过！”
我听了国乐这一席话，心情也沉重起来，应该高兴的事情却又包含着这么多难言之隐痛。但是，我还是劝国乐说：“都这一把年纪了，而且走了这一段坎坷，把这等世俗看透看淡吧，把小人所使手段看作他演的把戏，你把自己扮个看戏人，看看这世上还有这么多拙劣的演员，看有趣，看闹猛，不就行了吗？”
国乐听了我通达的话，也没有再说什么了。
我把话题转了，问：“你何时去上班？”
他说：“反正已经报到了，总得先安排我有个住的地方，安居才能乐业。”
我们终于寻到了立新路公交汽车站，我随口说：“立新，立新，立志做一个出世脱俗的新人。”两人一齐开怀大笑。
一辆公交车进站了，我上了车，把笑声也带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