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文革初期
我读过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这两篇文章，特别是第二篇文章里有这样一段话：“我们现在的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是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有些人即使是出身于工人农民的家庭，但是在解放以前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明白了：从我的出身和所受的教育，从我接受教育的时间（在解放以前）就可以断定我也是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学教师，学历不高，资历浅，工作平平。和丈夫相比，我只能算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吧！
因为丈夫的社会影响大，犯了错误会影响我们整个家庭的幸福和安危。所以我特别害怕他犯错误。他自己也曾经说过他幸好躲过了“反右斗争”，没有戴上右派帽子。否则，对生活影响太大了，太可怕。
1964年，学校让我参加北京郊区农村的“四清运动”，就是让我去受教育，改造思想的。大概领导认为我改造得还不错，所以让我担任初中三年级的语文课的备课组长，为提高毕业班的语文成绩“把关”。如果全年级学生统考的成绩提高了，学校在区里排名也会有提升，而且能够保证本校升入高中的学生质量，对于学生将来报考名牌大学的百分比有了基本保证。最后就能够提高学校在社会上的知名度。对学校和老师都有好处。
报纸上批判“三家村”、“燕山夜话”，批判电影《北国江南》、《早春二月》、《舞台姐妹》，可能会在文艺界的人群中引起烦躁和不安，好像和我们中学的工作没有太密切的联系。66年的夏天就要开始了，毕业班的学生的课程提前一个月结束，学生们等待迎接一次更严峻的考验，争取拿着满意的考试成绩跨进一个新的高中阶段的学习。可是，北京大学聂元梓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赞扬这张大字报的社论一出来就改变了一切。
1966年6月1日，毛泽东主席支持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聂元梓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在全国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一般老百姓大概谁也不会想到斗争的矛头会是指向“党内”的“走资派”！特别是“反右派斗争”的政治运动以后，谁敢说党的领导有问题？
6月2日那天上午，我从教学楼的西门出来，下台阶的时候一回头，看见楼门旁边的墙上一个学生贴出一张大字报，指责我们学校有问题，矛头直接对着学校的领导 —— 党支部的负责人（后来才听说这是一个初中三年级的学生写的，他的父亲是一位高级领导干部）。
学生的这张大字报一出来，逼得我们这些教师坐立不安，每个人都在考虑是否需要向党支部表一个“态”。在这样的关键时刻，不表态是不行的，但是怎样表态让我犹豫不决。我觉得很多人都会考虑到：万一事后领导没有问题，我们不就成了反党分子了吗？
“反右斗争”的教训给我们的印象太深了。那时也是有些教师积极地贴出大字报，给领导提意见。后来大字报变成了向党进攻的黑材料！只有一百多教职工的一所中学，在“反右派运动”中，教师被戴上右派帽子和反革命分子帽子的人就有十几个，有的下放劳动改造，有的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了。
这次虽然《人民日报》有社论，北京大学已经揪斗校长陆平。但是，难道小小的一个中学的党支部也会有这么严重的问题吗？是顺应大形势反对党支部，还是保卫党支部？眼看着一些教师写了大字报，贴在学校礼堂的正门前面的门框上。或者贴在礼堂附近的墙上；都在表明自己的态度。我记得我引用了一条毛主席语录：“要分清延安和西安”，意思是不要把人民内部矛盾说成敌我矛盾。我的大字报肯定了党支部的领导，表示领导的成绩是主要的。这时候的大字报只能自己一个人写，自己贴。表明自己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有人写出“保卫党支部”的大字标语，到处张贴。有些学生反对党支部的情绪比老师高得多，他们都在寻找这个贴标语的人。后来知道贴标语的人也是一个干部子弟，埋下了以后学生斗学生的祸患。
学校非常重视高中学生的学习，为了便于管理，特别规定高中学生一律住校。在初中三年级的学生贴出大字报以后，高中学生的情绪也失去了控制。他们已经无法坚持正常的上课秩序，从白天到晚上都在争论不休，而且对党支部持怀疑态度的人占了多数。高中的班主任和生活辅导老师根本控制不了局面，只得把学生的情况及时汇报给党支部。支部书记没有亲自到学生中去做工作，也没有到教师中间来周旋。6月3日，有一部分老师的大字报出现和学生大字报相同的观点。有一个老师和我谈起和农村“四清运动” 有关的政策文件，想依据文件来对照我们学校的情况。当时已经听到有人说我们的学校是属于有严重问题的单位。
因为学生都自发地开始行动起来，学校从领导到教师都无法工作，处在完全瘫痪的状态。所以６月4日北京新市委派来了领导运动的工作组，工作组在教师办公室的正门墙上贴了一张市委的布告。于是我们知道当时北京市的领导已经更换了，是李雪峰和吴德。工作组进了学校，立即宣布学校领导有问题，同时把学生当作依靠对象，教师一律靠边站，等待审查。在学校礼堂里开会的时候，全校同学热火朝天地批判学校领导。教师们都集中坐在一个角落。听工作组和学生讲话。会后，给教师规定了上下班的时间，集中在各个学科的教研室（也叫办公室）里学习。全校老师办公的地方，是在一栋从南到北的长条形的平房里，房子中间有通道，两边都是面积差不多有十七八平米大小的房间。最南边有学校党支部和行政领导办公的地方，然后依次安排数学组、语文组等学科的办公室。工作组规定了我们上下班的时间，还把南北两个门关起来，在中间这个门的门口设了一个岗，如果老师要离开办公室去上厕所，必须从中门出去，出去的时候要向站岗的人报告。
记得工作组进校的第二天（6月5号），老师们从家里来到学校的时候，学生守在校门口，看着老师走进校门。有的刚跨进校门，学生就拿起一把大扫帚朝老师背上打一下。有的老师被扣上纸篓做的高帽子（班主任居多数）；有的被学生在背上贴上标语。党支部的人事干部，被学生在背上画了一个乌龟，而且告诉：“任何时候都不许脱这件衣服！”有的老师就挨学生打了嘴巴。老师们都到齐了，工作组通知大家到化学实验室去开会。工作组带领大家学习毛主席著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老师们齐声朗读着…吃中午饭的时候，我们只能吃窝窝头就咸菜。咸菜是用平常丢弃的黄瓜头和萝卜缨，放了一些盐拌起来的，又咸又苦。
在小小的中学校里，党支部被定成最坏的“彻底烂掉”的四类党支部，共产党员普遍被怀疑。在学校里面担任职务的教导主任、总务主任、各个年级的组长、各个班级的班主任、各个学科的教研组长都成了重点怀疑对象。学生对班主任特别愤恨。因为他们是执行错误路线最积极、和学生最接近的人。这一年，我没有做班主任，只担任初中三年级的年级备课组长，教两个班的课，所以情况就好一些。
此后，工作组和学生一起，把教师的问题进行梳理分类。然后安排教师进行自我批判，同时也要接受群众的帮助（批判）。这种做法叫做给有问题的人“洗澡”。“洗澡”完毕就可以“下楼”。下了楼，就是问题解决了。这时才可以正常活动。问题严重的人，组织大会批判，叫做“洗大澡盆”；问题轻一些的，洗小澡盆。一次洗不干净，再洗第二次。工作组搞的是“人人过关”，意思是每一个人都要进行“自我批判”和接受“批判”。那时侯，我们每天到学校里准备自我批判的发言稿，对过去十七年（１９４９—１９６６）的错误教育路线结合自己的工作进行自我检讨。要求上纲上线，要提高到反对毛泽东思想路线的高度。不写发言稿的时候，就参加批判会，批判别人的错误思想。
当时，原海淀区公安局长的儿子是高中一年级的学生。他曾经怀疑工作组，工作组就组织批判会对他进行批判。这是工作组在校时期学生斗学生的一件事情。
在我的“自我批判”的发言稿准备得差不多的时候，也是快要让我“洗澡”的时候，情况发生了变化。那时已经到了７月下旬。有一天，高中的几个学生在大礼堂里宣布：在学校的教师今天不许回家。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看到学生气势汹汹的样子，想起《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的警告，我们都只好听话，不回家。当时已经到了该回家的时候，有的老师已经走了。我们行动迟缓一些，还没有走。于是自动地回到老师的办公室里焦急地坐着等天亮。看看天渐渐黑下来，学生没有什么动静，我们有些害怕，把所有的浅蓝色的窗帘都拉起来，挡住外面，不让人看见我们。天黑了，也没有开灯，谁跟谁都不说一句话，并住呼吸，一直坐等到天亮。
大约上午八九点钟的时候，高中的一个同学，上身没有穿衣服，进到我们的屋子里，坐在凳子上对我们喊叫，要我们看他们的革命行动。过了一会儿，叫我们到南边的教师宿舍楼去。那天曾经下过一阵雨，有些低洼的地上还有雨水。我们低着头鱼贯地跟着学生走到宿舍楼前，一抬头，看见楼上窗口有个学生摁着党支部的一个干部的后背，揪住他的头发，把他的头往窗户外面推。
我们一走进宿舍楼的门，上楼梯的时候，发现上面楼梯口站着手握木枪（是学校里给学生进行军事训练准备的）的两排学生。我们必须弯着腰从木枪底下钻过去，站起来的时候，有的老师挨学生打了耳光。在楼上，学生让我们看他们打党支部书记和教导主任。他们都是女同志，被打得披头散发，不成样子。学生指着被他们打的党支部书记警告我们：“她就是你们的榜样！”我们下楼梯的时候，有学生拿着暖水瓶从楼上往老师头上浇开水、洒墨水瓶里的墨水等等不一。他们告诉我们这就是“洗澡下楼”。工作组安排的“洗澡下楼”，用了形象的比喻，红卫兵的“洗澡下楼”则是具体切实的。语文组的一个女老师被洒了一头一身的墨水，回到办公室里，一面洗头一面哭。
原来运动一步一步地深入发展。开始的时候光知道北京大学的校长有问题，后来知道北京市的彭真市长有问题，到7月底，就知道刘少奇是资产阶级司令部里最大的走资派了。我所在的学校的学生知道的消息比我们老师快。工作组是刘少奇派来的，学生觉得上了刘少奇的当了。所以学生打了党支部的干部以后，就召集全校老师和同学在大礼堂里斗争工作组的人。学生是革命的主力，他们人多势众，热情高涨。虽然老师都是怀疑对象，也必须参加斗争工作组的会，但是只让站在靠墙的地方。学生斗争工作组的时候老师必须鼓掌助威。后来听说工作组被斗的时候不仅挨打，还有同学用大头针扎他们。马上，工作组从我们学校撤离了。后来才知道这些工作组的人都是从距离学校不远的中央团校来的。他们是从全国各地集中到团校来学习的干部（据说后来他们回到自己的单位又成了红卫兵，继续闹革命去了）。
赶走了工作组以后，学生自己起来闹革命。他们有了自己的革命组织，叫做：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还成立了一个领导学校运动的“筹委会”（全名是什么也记不起来了）。他们继续斗争“走资派”，对“走资派”实行专政，给党支部书记剃阴阳头，让他们吃最坏的东西，让他们自己敲着锣，在院子里一面走，一面念叨“我是走资派”。让他们干重体力活。支部书记曾经三次自杀未遂，苦不堪言。
在大礼堂开会的时候，老师只能排好队，集中坐在地上。他们不许女老师留长辫子，必须剪成短发，更不能烫发。后来，我曾经把我们学校里的党支部书记的遭遇告诉丈夫，他听了以后说，要是在大学里面，她就是一个革命群众，怎么也不会轮到她来当这个“走资派”。在大学里，有校一级的“共产党委员会”，简称“党委会”，书记称作“党委书记”；各系有“总支委会”，书记叫做“总支书记”；再下面一级才叫“党支部”，是最基层的党组织机构。所以丈夫是根据大学的情况做比较而言。
学生自己起来搞运动，火气比工作组大得多。“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 “造反有理”。1966年8月，红卫兵们就是在这些《语录》的指引下进行“破四旧，立四新”的革命。
有一个年轻老师，正在谈恋爱，快要结婚了。有一天她家的邻居向学校报告她在家里烧什么东西。学生立即开着摩托车赶到她家里，把她抓到学校里，捆绑起来进行拷问，然后关在教室楼的楼梯下面的小屋子里。派人看着。第二天发现她已经死了。后来听人说，是她家的亲戚烧一些解放前的照片底版。这个亲戚解放前是做照相馆生意的，保存着一些旧时的照相底版，害怕在运动当中被诬陷为什么反革命罪行，因此进行销毁。学生对它进行刑讯逼供，这个老师就是不说，据说捆绑的方式很特别，叫做“旱鸭子浮水”（我一直不明白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捆绑方式），而且被打得很厉害。
在工作租撤走以后，继续出现学生斗学生的现象，比工作组在的时候更严重。
66年8月里，学生们给老师贴大字报。大学里有的教授被定为“反动学术权威”，中学里也有。在我的学校里，一个教历史的女老师，据说曾经取得硕士学位，在红卫兵眼里就是反动的标志，因此经常遭到围攻，学生向她提出许多问题。她说话有上海人的口音，在被围攻的时候一紧张就容易出错，不是发音错误，就是语句断断续续连接不上，学生也就“断章取义”，找出它的错误进一步质问，或者扣上“反革命”的帽子。我们知道她受窘，但是谁也帮不了她的忙。
学校里的一个年轻的党员干部曾经带着学生红卫兵到一个老师家里去抄家（这个老师在“文革”之后曾经得了精神错乱的病，有时爬到他自家房屋的屋顶上，站在上面大声叱骂到他家里抄家的人。他曾经丢失了一些他珍爱的中国字画。抄家的时候被拿走，最后没有退还）。
八月里是中学红卫兵运动的高潮时期。他们多次接受毛主席的检阅。清华、北大、北师大几个名牌学校的附属中学更是引人注目。毛主席给“清华附中的一封信”，肯定了他们的组织和他们的行动；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红卫兵队伍时毛主席对师大附中红卫兵的鼓励，都助长了所有红卫兵的斗志。
６月和７月，大学里群众斗争的矛头直指“走资派”。从校长、党委的其他干部，到各系总支部书记，都有了问题。大学里的走资派比中学的层次级别高，人也多。情况复杂。教授的情况也如此；８月里针对“反动学术权威”的势头有了增长。学生们除了给教授定为“反动学术权威”之外，还根据各自的历史情况，加了许多罪名，给戴了各种不同的“帽子”，例如我的丈夫除了“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还有“漏网右派”、“叛徒”、“反革命”；有些和国外有联系的教授，就会戴上“里通外国的特务”的帽子。请华、北大的大字报铺天盖地。校园里面专门有大字报张贴的地方。因为太多了，所以用绳子拉起来，把大字报的上部边沿贴在绳子上。走进大字报区，就象走进北京的胡同里面。校内校外看大字报的人多极了。66年8、9月里看大字报的心情，是想要闹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有些什么内部消息？自己应该怎么办？北大除了公开张贴的大字报区域，还有一个保密的大字报区，设在一个小饭厅里。那里面就可以看到上面两个司令部斗争的进展情况，与彭真有关的大字报就是在小饭厅看到的。
北大附中还出了一副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是：“基本如此”。这样一来出身好坏，决定一个人的前途命运。在中学生当中产生很坏的影响。出身不好的同学，都会受到同学的攻击。地主富农出身的学生，在班里被同学责问或打骂。我们学校，父亲成了“走资派”，儿子也受牵连，受到同学的围攻。学生斗老师，学生斗学生，人人自危，一片混乱。
有的大学的红卫兵把他们从教授家里抄出来的东西搞了一个展览。
我们学校的红卫兵学生还到海淀区去斗争原来在十九中任职的党支部的干部。学生带队，老师们必须跟随前去。他们给干部的脖子里挂了一块大牌，上面写着干部的名字。他弯着腰站在台上接受批判。就在我们参加海淀区的斗争会的同时，学校里的红卫兵把学校附近居住的他们认为是地、富、反、坏的人抓到学校里，在一个教室里活活打死了十三个人！而且很快就清洗了场地。我们回到学校，听说以后都毛骨悚然。学校附近原来有个农业生产队，叫做“万泉庄大队”。“文革”过去许多年以后，我听说万泉庄大队第三小队的队长姓侯。本来是贫农，“文革”当中被学生拉到学校里，当作地主分子打死了。后来平反以后给了一千元人民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