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做事写文章总会有各种各样的讲究。英国二十世纪的文学巨匠T·艾略特，在哈佛求学的时候，经常写一些很有“英伦味”的文字。据说他写文章时，喜欢用一只手捏着装满热咖啡的杯子，另一只手拿着很老式的“派克”笔。这样他才能在热气腾腾的咖啡香气的熏陶下，产生无穷灵感，写出很多美妙的诗句来。他的导师，哲学大师桑塔那耶曾开玩笑和人说，艾略特的文字都是从指缝间流出的英国“浓咖啡”。
著名的华人建筑大师贝聿铭，久居钢筋混凝土构建的纽约闹市。却在自己家的小庭院里营造出一块类似他苏州老家的庭园小景。而且还亲自在庭院内栽种了美国很少见的中国竹子。每每亲躬自耕，他自称那是用自己的双手在感受一点“中国和故乡”。
我的一个朋友的母亲，自从来了美国之后，闲着没事，想靠打毛衣解解闷。去了几个商店，都没能找到毛线和织针。于是不嫌麻烦托人从国内邮寄了毛线和织针给她。但是她的几个孩子，都不愿意穿她手织的那些“样式老套”的东西。这样一来弄得她织毛衣的兴趣骤减，最后干脆藏起了织针。只是这以后，她逢人就要说“这些从小穿我织的毛衣长大的孩子，都变了。做母亲的乐趣，是越来越少了。”
我小的时候在乡下长大，跟着是晚清文人的老祖父练字学画，很喜欢用毛笔涂涂抹抹，字写得还不算赖。逢年过节的时候，我经常就承包了书写邻里乡亲的门联的任务，有兴致的时候还可以作画题字，附庸风雅一回。等到后来上学，先是铅笔然后是钢笔再然后是签字笔，笔的进化工程和成长的轨迹近乎同步。时间久了，毛笔慢慢地被我遗忘在不知什么角落。等到出国留学来了更“进化”的美国，连用笔的机会都少得可怜，取而代之的是电脑的键盘和鼠标。我在哈佛的一位博士导师，很喜欢中国的国画，经常收集很多中国的字画仔细研究，而且还不时总结出一些很奇怪的心得来。大概由于美国人的理性思维多一些，好端端的一幅中国写意山水画，不去琢磨意境，却告诉我中国画用“多点透视”的方法作画，对比“一点透视”的西方写实技巧，真是一种创造性的思维。这还不算，他逼着我根据“多点透视”的原则，尝试用电脑设计程序画中国山水画。我辛苦数月用电脑程序画出来的山水画，着“墨”布局好象和用毛笔画的效果很相似。我的导师颇为兴奋，到处给同事们看。美国人看了都觉得妙不可言，而我怎么看怎么别扭。好端端一种很享受的作画过程，换了用电脑的键盘敲击出来，全然没有了手捏毛笔酣畅淋漓的感觉。
法国的鸿儒罗兰·巴尔特一直想跟上“时代的潮流”，努力地学习用打字机打文章。到最后还是没能学会，只好感叹自己老了，“不够进化”。想起来，当初我开始用电脑打字写文章的时候，也是只能先用笔写，写完之后再输入电脑。用电脑直接写作根本找不到灵感。没想到半年之后，手写的灵感渐渐从笔端消失，最后竟然发展成只有用键盘敲击，才能有连续的思路。大概是我年纪还轻的缘故，要是巴尔特在世的话，不知是会羡慕我“适应”、“进化”的速度，还是可怜我失去了拿笔写作的灵感。不管如何，我一直庆幸自己还好没有继续研究怎样用电脑画山水画，否则有一天，仅存的一点拿毛笔的灵感都消失了，真不知如何对地下的祖父，以及张大千潘天寿们交代。
诗人门子感伤“机械文明杀伤力太大”。电脑可以将王羲之们的长“枪”短“矛”逼进历史的角落，而有些更加不起眼的“机械文明”，甚至可以将血液里的一点传统文明的精髓都破坏掉。由于我上学早，在学校寄读时习惯了用勺子吃饭。于是从小到大，不能正确地使用筷子一直是我很羞于启齿的一件事。尤其偶尔请我的外国朋友吃中餐，惭愧的心情，就更加沉重。“老外”们认为，学会拿筷子是接触最地道的“中国特色”文化的一项重要内容，而我拿筷子的姿势，就经常辜负了外国朋友们的信任，让自己觉得真算是白吃了那么多年的中国饭。
我的很多位朋友，来了美国之后逐渐养成了在网上看书的习惯，对我喜欢买书藏书的癖好很不以为然。尤其因为在美国经常要搬家，每次搬家都要请朋友帮忙搬书，他们总要抱怨我“老土”、“落伍”。其实倒不是我不习惯在网上找书看书，我实在不忍放弃手指轻捻书页的那一点快感。据说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个教授发明了一种有可能取代纸张的“数字化”新材料，文字不再印刷在纸面，而是变成了数字化储存的信息。不知道这种手再也触摸不到的“书页”什么时候会投入使用，我不是罗兰·巴尔特，却也担心自己会跟不上“时代的潮流”，不能用手指轻捻书页，连读书的能力都会退化。
兄长从国内给我来信，说我如今一直那么忙碌，和家里的联系，顶多也只是通通电子邮件而已。“父亲母亲老了，怎么也不能学会用电脑，你又没时间给他们写书信。时间长了，他们想给你写信，也不知该说什么了。”细细想想，我竟然已经有两年没有用笔写信了。才忽然醒悟，自从十多岁出门求学之后，离家越来越远，所谓“追求”先进文明的这个过程中，最珍贵的一些东西，不知不觉地，已经从父母亲的指缝间，从我的指缝间悄悄地溜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