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逢农历新年，老家的亲戚来城里探亲，总是背着一个又大又沉的编织袋。母亲满怀喜悦地把口袋里的礼物一件一件往外拿：沾满泥巴的冬笋，白嫩肥硕的萝卜，饱满水灵的韭黄，满满一箩筐还带着母鸡体温的新鲜鸡蛋。热情慷慨的乡亲不辞辛苦，路远迢迢背来的农货是母亲一年一度的盛宴。这些从生她养她的故土运来的菜蔬让我们一家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喜气洋洋的新年。
我们家住在凤凰山脚下的工厂宿舍里。一排排水泥平房紧挨着车辆来往频繁的柏油马路。我家门前有一口水井，左邻右舍都在井边淘米洗衣，最为难得的是，水井旁边有一块两平米见方的空地。从我记事起，这块空地每逢春天就爬满了绿油油的丝瓜藤；过了数日，巴掌大的绿叶间开出了一朵朵黄澄澄的丝瓜花；到了初夏，一根根擀面杖似的丝瓜从细软的瓜藤上垂挂下来，沉甸甸的果实压弯了用竹蔑搭起来的丝瓜架。每当这时，母亲就会摘几根丝瓜给街坊邻居送去尝鲜。这是给徐大妈的，她年过七十了还天天在井边扫地，担心菜叶布条之类的垃圾堵住了下水沟；那是给王大爷的，他常常拄着拐杖在井边巡逻，防止喜欢恶作剧的顽童往井里丢石头吐唾沫。一口水井，一块空地，几片绿叶，几根丝瓜，在越来越荒漠的城市里，蜗居在车水马龙尘土飞扬的马路边，母亲和邻居们都小心翼翼地保护着一份来自土地，来自农村的记忆。水井里甘洌的清泉滋润了那块小小的菜地，也滋润了了母亲心中的绿洲。
屋前的丝瓜花开了又谢，谢了又开。工作后，我在城西买了新房。母亲离开了生活了几十年的平房，和我一起搬进了洋楼。我们住在顶楼，从阳台上望去，小区的景色尽收眼底。小区里种满了绿树，铺满了草坪，游泳池的池壁贴的是进口的马赛克，活动广场上铺的是昂贵的花岗岩。谁能想象数年前这里还是黄土朝天的农田，现在已经变成了杭州人口最密集的高档住宅区之一。我看母亲在家里闷得发慌，便建议她在阳台上种点花草打发时间。母亲买来了一堆盆盆罐罐。我兴冲冲地跑到阳台一看，嘿，有两盆葱，一盆香菜，一盆辣椒，还有几盒豆苗。我和母亲开玩笑，说她在迎合国际时尚。因为现在西方的家庭主妇都时兴“草药厨房”：就是在家里自种薄菏，香茅，basil，迷迭香等香料，烹饪的时候，从花盆里摘一两片叶子，切碎，往沙拉，烤肉或意大利面条上一撒。这样一来，让人垂涎的美食不仅多了一缕刚刚出土的芬芳，而且平添了一份怀旧的乡村气息。“草药厨房”在西方国家形成了一股风潮，各大超市纷纷开始出售这种种在花盆里而不是搁在货架上的香料，烹饪杂志也相继推出选用新鲜的有机农产品做原料的农家菜谱。无论是种在花盆里的香料，还是有机农产品，价格都比普通菜蔬昂贵，但是仍旧越来越受大众的欢迎。
看来，对乡村生活的留恋和向往，无论是在已经高度城市化的西方，还是仍然有全世界最多的农村人口的中国，老百姓对土地的感情都是息息相通的。昔日的陶渊明宁可辞官不做，归隐田园，他的诗中说，“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辨己忘言。”实在是最形象地刻画了农居生活自由朴实的一面。年迈的母亲当然不知道地球的另一端究竟流行什么，也不奢望能够在拥挤的城市中再找到一块可以耕种的土地，她只是在钢筋混凝土的丛林里固守着自己对土地的一份爱恋。
有一次，朋友邀请我去他家里做客。朋友的父母是地方上的离休干部。为了招待我，他们准备了满满的一桌饭菜。
“有一样好东西，你一定要尝尝”，我顺着筷子指点的方向看去，是一盘碧绿油亮的炒青菜。
“这是我们自己种的青菜，没有农药，刚刚从地里割下来。你看，这叶子上还有虫眼呢。这盘菜，除了菜油和盐，什么都没放，但是味道比肉还鲜。”
我吃了一口，味道果然十分甜美。
“你们住在公寓楼里，哪里来的菜地呀？”
看见我疑惑不解的表情，朋友把我拉到窗口。
“我们小区旁边有个烂尾楼项目，搁在那儿三四年了都没有动工的迹象。本来拦得严严实实的围墙倒塌了好几处，负责项目的房产公司也疏于管理，所以小区里的居民就开始走进围墙垦地开荒，种点蔬菜瓜果。就这样，你一块地，我一块地，现在这个烂尾楼工地已经变成小区居民的菜园子了。我们家也在那儿掘了一块地，种了几棵青菜。我父母每天都要去菜园子里转一圈，锄锄地，浇浇水，他们把种菜当作锻炼身体，现在成了两个人生活里的头等大事。”
顺着朋友手指的方向，我果然看见在一个未完工的巨大的建筑怪物周围，有一片断断续续星星点点的绿色，虽然这不是记忆里广袤无边绿浪滚滚的农田，而更象一从从挣扎在砖块石渣水泥瓦砾中的野草，但是在一堆肮脏丑陋的城市垃圾中，这一点点顽强的绿色显得格外醒目。朋友的父母站在这窗边，不会再抱怨视线被一堵阴森灰暗毫无生机的破墙遮挡，因为一块小小的菜地给他们带来了无穷的乐趣，一粒种子就能萌发一丝绿意，一寸土地可以带来一寸希望。
中学的时候，学校组织我们去外地春游。旅途中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火车穿过农村时，窗外连绵不断风光旖旎的田园景色。四月的江南，江南的农村，美得让人如梦如幻，如痴如醉。江南的农村，美在那一片片波光粼粼的水面，美在水面上漂浮的绿萍，美在浮萍上掠过的水鸟，美在水鸟落在水面上楚楚动人的倒影；江南的农村，微风翻动着滚滚的麦浪，骄阳映照着金灿灿的油菜花，细雨浸亮了千家万户的黑瓦，云雾缭绕着满山遍野的绿茶；每一次春游的记忆，都是一幅幅江南农村的水彩画，她是凡高的色彩，她是莫奈的变幻，她是张大千的淋漓，她是陈逸飞的静谧，她是任何大师都无法完整描绘的诗情画意。农村在我的脑海里就是嵌在车窗上的图画，是美丽和浪漫的代名词。
也许，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些农村情节，无论你是出生在那片肥沃的土地上还是仅仅从车窗的风景里惊叹它的魅力。
这几年，城里人的生活水平逐渐提高，消费的内容也越来越五花八门。人们对务农的兴趣，对农家菜的喜爱，对农村生活的向往最终促成了一项新消费——农庄经济。虽然这类专门提供休闲度假服务的农庄大多集中在城郊结合部，并不是真正意义的农村，但也算解决了城里人对农村叶公好龙般的饥渴。现代农庄的休闲活动可谓多姿多彩，你可以认领一块属于自己的菜地，可以周末带着全家到自留地上象征性地耕种。可以采摘鲜果，收割蔬菜，捕捉活鱼，可以学会烘茶叶，撵年糕，纺粗布，还可以住进水电卫浴齐全的茅房木屋，吃上亲自动手烹饪的农家饭。农庄休闲在城市里进行得红红火火，“做一回农民”成了城市人逃离虚伪返朴归真的乌托邦理想。但是在形形色色的商业操作背后，大概很少有人会关心真正的农村和农民到底变成了什么样。
我的先生来自农村。他曾经对我这样描绘他的故乡，“我们家住在一个美丽的小岛上，屋前屋后各有一条河，河面上架着浮桥，河水潮涨潮落，河边的淤泥滩上长满了密密麻麻的芦苇。河里可以游泳，但我们最喜欢去河摊上挖螃蟹抓水鸟，回家后可以美美地饱餐一顿。” 先生家里很穷。上大学时，每当和城里的学生对比吃穿住行，他都很自卑。只有谈起家乡的环境时，他才有几份骄傲，“你还记得李清照的《武陵春》吗？‘闻说双溪春尚好，也拟泛轻舟。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据说这首词里的‘双溪’指的就是我家前后的这两条河。”听先生这么讲，我真的很羡慕他的童年有那么广阔的自然相伴，还有那么多精彩的活动，不象城市里的我只有门前的一块菜地可以玩耍。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我一直想去先生的家乡探访，但是由于工作分配出国留学等原因，这个心愿直到前年才实现。
我们的汽车从省会开到地级市，又从地级市开到镇里，再从镇里开到乡里，道路越开越窄，越开越颠簸，一条勉强可以通车的黄泥路已经被进出的车辆压得坑坑洼洼。不过，这些都在我的意料之中，这些年，城市的发展快，农村的发展慢，乡里的道路情况虽然没有太大改善，但好歹在河上架了一座水泥桥，我们不用下车走浮桥过河。但是，令我吃惊的是，先生描述的“双溪”并不和想象中一样清波荡漾，碧影留倩，两条河的河水几乎干涸，上游小工矿企业排放的工业废水使河水受到了严重的污染，颜色混浊，死气沉沉，水面上飘浮着黏稠的灰黑色泡沫。河两岸是大片的河滩，还可以感受到昔日河水曾经蜿蜒东去的气势。可惜的是，淤泥滩上“密密麻麻的芦苇”只剩下了稀稀拉拉的身影，河滩上堆满了砖头水泥罐头布片之类的垃圾，没有看见水鸟的影子，倒是有几只家养的鸭子在垃圾堆上蹒跚行步，时不时低头啄食卡在砖瓦石逢里的死鱼。一两根垂死的芦苇杆在冷风中有气无力的摇摆，不用多久，从镇里运来的建筑垃圾很快就会吞没它们的生命。尴尬的先生一个劲向我解释，“以前不是这样的，真的很美，我也有快十年没回老家了，没想到变化这么大，唉，怎么搞的，小岛成垃圾堆放场了。”我开始有点憎恨那座所谓改善乡亲们交通状况的水泥桥，如果没有它，装满垃圾的卡车就无法偷偷摸摸地开到岛上，而让丈夫可以在城里人面前引以为豪的美丽小岛仍将是一个水流湍湍，芦花飘飘的世外桃源。随后，我们到村子里的老屋看了看。老屋是三间土夯的平房，已经废弃多年不住了。周围的乡亲们，有的攒了点钱，推倒了以前的土房而改建砖砌的洋楼了，但是家境不好的，还在阴潮暗黑的土屋里生活。乡亲们们的收入参差不齐，只有子女离开小岛往城里发展的人家，生活有了比较明显的改善。一眼望去，只要看看高低错落的新房旧屋就可以知道几家富裕几家穷。地里的庄稼还是一如既往地春耕秋收，只是房前屋后，埂间田边时时可见一些本来以为只有城里才有的丢弃物，可乐罐，汽水瓶，购物袋，包装盒，想必这是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向穷乡亲们炫耀的战果。在回去路上，我和先生都默默无语。先生脸上挂着悲痛的神情，那份哀重，不亚于向一位老朋友作永久的告别。我的心里是深深的失落，儿时嵌在车窗上的图画渐渐变得模糊，江南的农村，已经不是细雨潇潇炊烟袅袅的从前，它不仅仅还要继续承受贫穷，而且被城市里一幢幢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的阴影笼罩，它的土地奉献的是果实，得到的回报却是污染和垃圾。
工业文明的机器在西方已经沉寂，如今却在古老的中国大陆开始轰鸣。当“中国制造”已经成为中国繁荣富强的标签，城市扩建的风潮让中国出现了一个又一个的“曼哈顿”。与此同时，农村却承受了环境受到严重污染的压力，而成千上万台机器前的廉价劳动力是农民的子弟。农村问题往往被形容成是中国经济大步向前的沉重包袱，其实，它更是享受了改革成果的城里人良心上的伤疤。
据说旅游业是拉动内需的支柱产业，但是旅游其实是先富起来的一部份人的特权，对于大多数生活没有明显改善的农民来说，旅游还是一个陌生的字眼。直到越来越多的游客厌倦了从一座城市飞到另一座城市的观光活动，开始把触角伸向了广阔的农村。农民才意识到自然的田园风光也可以成为财富的源泉。先生的老家如果环境没有遭到破坏，一定也会成为附近城市居民周末休闲的好去处，那么我们这趟返乡看到的将会是三三两两的背包客，河滩上停靠着一排排粗制滥造的“舴艋舟”，小洋楼的墙壁上会出现“住宿吃饭”的字样，角落里的丢弃物还会成倍的增长。不过，发展旅游的意识还是值得提倡的，对比城市而言，农村的环境资源是最显著的优势。《中国国家地理》杂志不遗余力地向旅游爱好者们描绘了江西婺源，云南香格里拉，川西藏寨，福建土楼，贵州侗族等地区独一无二的人文地理景观，也揭起了热火朝天的“自驾游”和“徒步游”的浪潮。蜂拥而至的外地游客给当地农民带来了经济上的实惠，也给已经如履薄冰的生态环境带来了危机。一些不符合排污规范的接待设施只在乎眼前利益，却给今后的发展埋下了隐患。游客产生的大量生活垃圾得不到及时的科学处理，常常找个地方一堆了事，久而久之，变成了农村污秽遍地蚊蝇滋生的死角。农村发展旅游业有得天独厚的人文地理条件，但是怎样让这笔财富合理投资坐收红利,而不是肆意挥霍一空，成了最关键的问题。
和旅游业给农村带来了环境压力不同，一度轰轰烈烈的征地运动，打着“建设新农村” 的旗号，却彻底改变了农村土地的使用者。一方面，城里人一向认为农房农舍是生活水平低下，没有时代审美情趣的象征，应该推倒重建；另一方面，城市不会替农村建设慷慨解囊，为了筹集农村建设的资金，政府要求农民自己发挥“集体主义”的精神，牺牲个人，牺牲土地，牺牲家园，牺牲他们对农村生活的深厚感情，牺牲他们最后一点生活的乐趣和希望。就这样，“新农村建设往往变成一场收地拆房运动”。具有强列讽刺意义的是，城郊的田园果林可以投资开发，成为仅供城市居民周末消遣的旅游农庄，而真正的农民却成了经济发展的牺牲品，被政府的征地令强行从土地上拉走。为了建设“新农村”，政府把征收的土地以低廉的协议价格出售给了开发商，三五年后，开方商推倒了山头，砍掉了果林，填平了鱼塘，破坏了湿地，建成了一个个所谓欧美情调，西班牙风格的别墅住宅区，并且标榜这样就是“诗意地在大自然中栖息”。这些高墙里的奢侈消费品决不是为了出售给住进了回迁楼的当地农民，它们是一直觎农村环境的城市特权阶层的战利品，是城里人根深蒂固的土地情结的野蛮体现
别墅住宅已经成为中国的城市新贵们身份的象征。但是由于交通不方便，配套设施不健全，远郊的别墅区就是游离在外的一个个城里人的孤岛，是被没有太大改观的旧农田包围的“新农村”。许多别墅购买者都抱着投资的心态，或者只是为了满足头顶一片蓝天，脚踏一块土地的占有欲，这类别墅建成后大量空置，没有业主入迁居住。还有的别墅被当作业主的“第二居所”，专供主人闲暇的时候前来休闲娱乐。业主们都很忙碌，不可能有时间打理家务，于是他们雇佣了家仆帮忙整理房间，准备食物，采购物品，修剪庭园。业主们都乐意在后院的某个角落，开辟一块菜地，种点蔬菜瓜果，而耕种的任务当然是由家仆来完成。雇佣一个称心如意的家仆也是件不容易的事情，谁愿意与世隔绝住在一个空荡荡的大房子里，忍受白天黑夜的寂寞。好在我们还有一支来自农村的从业大军。农民失去了土地，或者无法靠土地的收成维系生活，迫于生计，他们只能离乡背井，为了一份低微的报酬，从事城里人不愿干的职业。那些被别墅的业主雇佣的农仆干着和从前几乎相同的工作，种地，持家，只是性质发生了巨大变化——自己的家变成了主人的家。自己的地变成了主人的地。
中国的农民向来有吃苦耐劳忍辱负重的美德。城里人掠夺了他们的财富，践踏了他们的尊严，他们却仍然默默无闻地为城里人提供更多的服务。
土地是人类共同的美好记忆和情感归宿。被迫离开农田的农民被剥夺的不仅仅是土地，而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情感和精神的寄托。幸运的是，曾经铺天盖地修建别墅的运动已经叫停。政府不允许再继续征用基本农田。希望原本属于农民的那一点记忆和归宿，不会再被新时代的建设热潮吞噬。但愿人们会留给农村一个自强自立的发展空间，如果你真正热爱这片土地，如果你不能帮助她，至少可以不去打扰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