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军 像我这三十来岁的人,提起笔来就忆旧,确有让人笑话之嫌。但是,说到白颐路,就是从白石桥到颐和园的那条路,我确是有资格来忆旧的,相信北京的许多年轻人,包括比我还小的,也都有这个资格,因为那条老白颐路的消失,只是在8年之前,它被拆宽成了一条车流滚滚的大马路,现在很多行车人是怕去那儿的,因为一堵起来就成了停车场。 去年3月,我在旧金山遇到华盛顿大学的艾丹先生,他曾在北京作城市研究多年,我们说着说着就说到了老白颐路。艾丹说,这条路被收入了一本谈世界各大城市著名街道的学术著作,被拆掉了真是可惜。 老白颐路,世界著名?国人恐怕多觉诧异,一般人或许会说,世界著名的还不得像新白颐路这样,双向几车道,中间立着隔离栏杆,再架上过街天桥?其实,在艾丹这样的学者看来,指望通过拓宽道路鼓励小汽车发展的市政工程只会南辕北辙,隔离栏杆、过街天桥是非人性的,只照顾车行速度,降低道路与周边社区的联系,是一种典型的郊区模式,这将削弱城市经济的发育能力。 想想,是这样啊。现在,大家多是路过白颐路而已,而且希望路过得越快越好。这条街已没有了逛头,因为堵还让人讨厌,大家情愿把它忽略掉。 那么,那条老白颐路呢?我在人民大学读过四年书,从1987年到1991年,那条老白颐就在我眼前。这是一条有着六排高大杨树的道路,两排杨树为一组,共三组;道路中间是一组,道路两侧又各有一组;每一组是这样安排的,两排杨树之间是一道不深不浅的沟,沟是露土的,雨水可以回灌大地。北京的地下水已严重超采了,是多么需要这样的路啊。 所以,老白颐路成了“世界著名”,可它终还是成为了历史。有人说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它不够宽。而在我看来,它已经很宽了,上下车行道各宽12米,加起来就是24米了。如今的新白颐路宽六七十米,还堵成那样,它又够宽了吗? 说到底,解决城市的交通,单靠马路的宽度是不能成功的。北京是想在一个高密度的城市环境里,通过拓宽道路使小汽车成为城市交通的主导,这是犯大忌的。如果这是城市发展的真理,恐怕欧洲所有的古城都要被拆光,因为它们的道路也都“不够宽”。那么人家是怎么解决交通问题的呢?就是以公共交通为主导。我在法国的波尔多看到,人家把道路面积的三分之二辟作公交专用线,靠的是这个。 如果北京能够像波尔多那样,老白颐路及城市里积淀着市民情感的那些老街,或许都能留存。这样做,还能提高城市的效率,成为真正的“节约型”。 想到这儿,我真是特别怀念那条记忆中的老白颐路,怀念校门口的那个书报亭,那家海丰餐厅,那个小酸奶铺……那个时候,男同学是可以约女同学到那里散散步的,那个林荫道,那个美,醉人啊。 如今,这一切都被坚壁清野了。上个月,巴黎市总建筑师贝蓝度到北京约我见个面,我定在北大附近,可到那儿傻眼了,居然一餐馆难求,这可是白颐路啊。 新白颐路让我找不到北,我就成了老白颐路的追魂者。今年4月,国家图书馆请我作演讲,国图就在白颐路之侧,我自然老生常谈。年近八旬的胡亚东院士坐在台下,纠正道:“你说的老白颐路还不够老。”我吃了一惊。胡老接着说:“那条老老的白颐路才叫美呢,石块砌路,两侧垂柳。五十年代改建了,石块被拿去修天安门广场,柳树伐掉了,成了杨树。” 回去查清代《日下旧闻考》,可不是吗,上面写着西直门外“修治石道,西北至圆明园二十里。每岁圣驾自宫诣园”。这条皇家御道出西直门经高梁桥,在魏公村与现在的白颐路相汇,直通西郊苑囿。 《日下旧闻考》还描绘了高梁桥一带的景致:“水从玉泉来,三十里至桥下,夹岸高柳,丝垂到水,绿树绀宇,酒旗亭台,广亩小池,荫爽交匝。岁清明日,都人踏青,舆者、骑者、步者,游人以万计。” 明代《帝京景物略》载有顺天王嘉谟《白石桥》诗:“纷衍石桥路,西山野望初。中流白鹭起,两岸绿杨疏。泉贮团仙籁,钟鸣隐佛庐。所嗟尘市远,不得更踟蹰。” 再查上世纪五十年代白颐路的改建工程,梁思成曾为一处小庙的留存大动肝火,他在1957年说:“把民族学院前面的一座小庙也拆除了,这我也不同意。我认为把小庙留在上下行道中间,不但增加风趣,而且可以利用它的十一间房,做为公共汽车乘客候车室,或者做自行车修理站,这对群众也是有好处的。” 即使梁思成成功了,这处小庙留下来了,它又能躲过8年前的第二次改建吗?好了,不写了。真希望像我这样年纪的人,没那么多旧可忆;事实上,我所忆的还不够旧。白颐路从胡亚东院士的旧,到我的旧,再到今天这般模样,不过50来年光景,它反映的是不同时代这个城市的价值观。E•沙里宁说:“让我看看你的城市,我就知道你的人民在文化上追求什么。”他讲得很有道理。 2006年10月14日 埋书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