冼岩专稿：球已踢到政府一边，和谐需要政府示范(ZT)

据公安部副部长刘金国披露，今年1至9月，全国公安机关共处置各类群体性事件1.79万起，比去年同期下降22.1%。群体性事件的大幅下降，一方面说明转型期社会矛盾有一个自然消长过程，此前一度攀升并不意味着形势已逼近某种危机临界点；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国政府扩大社保范围、把更多农民纳入低保等建立和谐社会、减少社会紧张的努力已取得一定成效，一定程度减少了社会冲突，缓解了群体矛盾。()

但是，仅靠为低收入群体提供基本生活保障等收入调节手段，并不足以消除社会生活中的不和谐，因为很多群体性事件是由公权力越界、权力行使方式不当引起的。官民冲突与贫富不均一样，都是导致当前社会不和谐现象产生的重要原因。由于政府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主导性力量，这种由政府权力越界、权力行使方式不当所引发的矛盾，在中国最难调节，而且会直接影响民众对中央构建和谐社会的信心。()

当年商鞅变法之时，为取信于民，曾立三丈木于秦国都市南门，告知百姓如有能把此木移至北门者，赏10金。百姓不信，无人响应。商鞅又告示，能移动者赏50金。终于有人大胆站出来，移动了木头，商鞅马上兑现赏金，以示诚信，新法乃大行于秦。()

改革即是变法，构建和谐社会同样需要首先取信于民。政府必须通过行动而不仅仅是言语，使民众相信：通过正常的合法途径，矛盾是可望得到妥善解决的；如果反应过激，形成对抗，反而会跌入恶性循环，对哪一方都不利。这样，才能使全社会普遍形成理性预期。当利益受损、情绪不满时，民众才会安于在法律框架内寻求解决，而不是诉诸极端。当前部分群体性事件的恶化，在很大程度上即是因为政府未能立信于民，未能使民众相信，政府会认真对待来自底层的利益诉求。由于缺乏这种互信，一个偶然事件就可能引发轩然大波。()

群体矛盾是人类社会的常态，即使建成和谐社会，也不可能根绝这种矛盾。因此矛盾存在并不可怕，关键是要找到妥善化解矛盾的对症之方。在利益分殊时代，包括群体性事件在内的社会冲突，主要是由利益分歧引起的。这种利益之争，无疑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应该采用“构建和谐”的方式来化解，而不宜采用高度强制的专政手段。在官民矛盾中，官方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其态度和处理方式决定着事态进程。因此，各级政府及其官员应该以身作则，尽可能成为“构建和谐”的示范者，担负起“立信于民”的责任。()

从本质上说，市场社会是理性社会；随着市场规范的日益成熟，企业、个人等市场主体的理性化程度将越来越高。在市场化不断推进的背景下，不但政府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民间也有着以“构建和谐”方式处理社会矛盾的需要。朝野之间这种朝向“和谐”的合力，是中国“构建和谐社会”有望成功的最大凭籍。()

最近发生的广州“禁电”事件，为这种朝野之间的良性互动提供了最佳注脚。在11月15日广州市公开禁止电动自行车上路后，因此禁令而利益受到极大损害的广州市30万电动车消费者、广东110家电动车企业及其9133名职工，并没有采取极端方式表达不满，而是首先通过媒体表达立场，继而派遣代表到国家信访局反映情况。而政府有关部门也没有禁绝民间的不同声音，而是听任广州当地乃至全国各地的媒体公开反映民众对广州“禁电”的不满；也没有阻止来自广东的代表直接到国家信访局上访。由于官方能够容忍民间利用合法途径表达利益诉求，所以事态至今一直维持在理性、合法的轨道上。民间代表也没有要求政府立即废止“禁电”，而只是要求就此事举行公开听证，让各方声音都能得到公正对待。()

迄今为止，事态各方都示范了“构建和谐社会”所必需的理性与克制。下一步，球在政府一方，主要看政府有关部门能否合理回应民间的理性诉求。“构建和谐社会”需要政府与民间双方共同努力，仅靠任何一方都无济于事。朝野实现良性互动的前提是双方各自释放善意，并对对方的善意及时作出回应。如果有关部门能够理性对待民间的声音，尊重他们的合法利益、合理要求，事态就可能继续朝着良性方向发展；本是导致了些许不和谐的广州“禁电”事件，就可能成为朝野“共建和谐”的经典案例。反之，在此群体利益与社会情绪的敏感点上，如果政府部门“不作为”，对民间的理性诉求无动于衷，则可能使良性互动到此为止，甚至从此转入恶性对抗的轨道，或者埋下许多“不和谐”的种子──当民间对合法解决的渠道丧失信心后，他们要么忍气吞声，在心中、在政府的视线之外积累负面能量；要么寻求极端解决方式。无论出现哪一种情况，都与“构建和谐”的方向背道而驰，都必然加剧人心与社会的动荡。时至今日，有关部门对广东代表信访要求的缄默，传递了一种危险信号：在此官民矛盾的多发期，政府与民间的互信是很脆弱的；任何一方的反应不当或误时，都可能使事态发生逆转。坏事既可能变成好事，好事也可能转为坏事。()

和谐需要示范。从个案入手、以典型案例来推动社会进步，是西方社会能够实现相对平稳进步的成功经验所在。这种具有规范建设意义的个例示范，比之国家领导人过问农民工收入之类的亲民姿态，对社会进步的意义不可同日而语。因此，广州“禁电”既是麻烦，也是机会，一切取决于政府将为社会提供何种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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