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晚期的西方哲学经历了明显而意义重大的变化。说它明显,因为自70年代以来,西方哲学发生了许多引人注目的重要事件。说它意义重大,因为这些事件意味着西方哲学出现了一种根本性的转变,即语言哲学的衰落和政治哲学的兴起。
一、语言哲学的衰落
20世纪西方哲学的发轫便带有语言哲学的意味,摩尔、罗素和胡塞尔等人不约而同地显示出对语言的高度关切。摩尔、罗素以及其他哲学家共同培育了分析哲学的潮流,而胡塞尔则开辟了现象学的时代。
分析哲学和现象学是贯穿20世纪西方哲学的主流,而它们两者都可以说是语言哲学。分析哲学反对传统的形而上学,把破解形而上学的语言分析视为哲学的根本使命。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说,对于分析哲学,语言的界限就是世界的界限,全部哲学都是一种语言批判。现象学更为关心人和“存在”,而这种对人和“存在”的关心直接体现为对语言的关注。用海德格尔的话说,语言是最切近人的本质的东西,语言是“存在”的家。
整个20世纪,在英美,分析哲学一统天下,在欧洲,现象学唯我独尊。虽然60年代法国出现“结构主义”,德国流行“解释学”,但“结构主义”和“解释学”不仅都没有脱离语言哲学的藩篱,而且更强化了欧洲哲学的语言学倾向。简言之,20世纪的西方哲学在某种意义上都可以说是语言哲学。
60年代末,西方各国普遍爆发了青年造反运动,这些激烈的社会动荡搅乱了哲学家们的“语言学之梦”。1968年5月,法国巴黎的青年学生走向街头,以实际行动直接向现存社会政治秩序挑战。在激烈的现实斗争生活面前,“语言”问题显得苍白无力。“1968年5月”使包括法国结构主义者在内的许多哲学家认识到:语言并不能代表一切,关于人、社会和自然的真实问题也不能仅仅被归结为语言问题,关注人和社会的哲学思考更不仅仅是一场“语言游戏”。“1968年5月”构成了西方文化的一道分水岭,此后西方文化的一切方面都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哲学是对人和社会的某种严肃思考和追问。对于这些思考和追问而言,语言确实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语言恰如一面镜子,从中折射出人、社会和自然界。语言也是一种理解的框架,不能很好地理解语言,也就不能很好地理解人、社会和自然界。但是,对语言的重视不应屏蔽对人、社会和自然界本身的关切。解决语言的意义问题与解决关于人、社会和自然的现实问题也不是一码事。而且,“语言游戏”玩的太久了,谁都会感到厌烦的,对于缺乏耐心、喜欢变异的西方人更是如此。也就是说,语言哲学达到顶峰之后,势必走向衰落。
结果,20世纪晚期西方哲学出现了两种强有力的趋势,一种是后现代主义的广泛传播,一种是新自由主义的迅速崛起。这两种趋向都意味着语言哲学的终结。
二、后现代主义批判
后现代主义是对现代主义哲学的反省、批判和抗议,而现代主义哲学的主流在20世纪就是语言哲学。
当代语言哲学派别众多,它们关注的问题、使用的方法和所持的立场也各不相同,但其所依据的语言理论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语言图画理论”,另一种是“语言游戏理论”。
所谓“语言图画理论”主张,语言本质上是对事实的描述。语言犹如一幅图画,它代表了外在的世界。语言同世界的关系就是图画同“原本”的关系。其中,词与物是对应的,句子与事实是对应的,语言总体与世界整体是对应的。这是一种比较传统的语言理论,可以追溯到笛卡尔和洛克。对于笛卡尔和洛克,心灵是一面反映外在世界的镜子,心灵中的观念就是同外在对象相对应的镜像,而语言则是心灵镜像的表达。
“语言游戏理论”同“语言图画理论”是完全对立的。“语言图画理论”认为,语言具有本质,其本质就是描述事实;“语言游戏理论”则主张,语言是一种表达思想的活动,它既没有本质,也不可定义。“语言图画理论”主张一种语言的“指称说”,即语言与世界是对应的,词的意义是由与其对应的外在对象给予的;“语言游戏理论”则主张一种“工具说”,即语言是人们交流思想的工具,词的意义就是它的用法,即语言的意义取决于它在句子和上下文中的功能。“语言图画理论”是客观主义和泛逻辑主义的,因此语言蕴涵着真理;“语言游戏理论”则是主体主义和约定主义的,因此语言拥有意义。
在后现代主义看来,语言既无真理,也无意义。按照拉康(JacquesLacan)的分析,现代主义的语言理论包含着三个基本因素:一个指“能指”(signifier),另外一个是“所指”(signified),第三个是“指涉物”(referent)。“能指”是指语言符号,如“猫”这个词。“所指”是“能指”的意义或观念,如说话者关于“猫”的思想或观念。“指涉物”是指同“能指”和“所指”相对应的外部对象,如躺在地毯上的猫。上述三种因素在语言理论中构成了两层关系:第一,“所指”与“指涉物”之间存在着一种对应关系,而将两者联系起来的东西是真理;第二,“能指”与“所指”之间也存在着一种对应关系,而将两者联系起来的东西是意义。“语言图画理论”包含了所有三种因素和两层关系,语言理论本质上是一种真理论。“语言游戏理论”反对“语言图画理论”,认为“指涉物”在语言中是一个神话,我们不能以客观主义的方式来谈论语言,从而破除了第一种关系,使语言理论成为一种意义理论。后现代主义认为,不仅“指涉物”在语言中是一个神话,而且“所指”在语言中也是一个神话。后现代主义现在要继续破除第二层关系,切断“能指”同“所指”的关联,使语言既不代表客观的真理,也不表达主观的意义。这两层关系都被破除之后,语言的意义何在?意义只能存在于“能指”之间的关系中。所以,当后现代主义切断了语言同客体和主体的关联,并把它们从语言中驱逐出去之后,后现代主义的语言必然会支离破碎和互不相关,表意锁链必然会断裂,这也就是杰姆逊(FredricJameson)所谓的“精神分裂”。
三、新自由主义的崛起
语言哲学的衰落是通过政治哲学的兴起来表达的。更正确地说,语言哲学的衰落和政治哲学的兴起是一个变化过程(20世纪晚期哲学)的两个方面。
政治哲学的兴起以“新自由主义”的崛起为起点,而“新自由主义”的崛起以罗尔斯(JohnRawls)《正义论》(1971年)的发表为典型标志。罗尔斯出自于分析哲学传统,长期从事分析哲学的研究,但是他在《正义论》中完全抛弃了语言分析,直接讨论实质性的政治哲学问题。而且,《正义论》的发表在西方引发了一场关于政治哲学问题的持续讨论,在这场讨论中涌现出了一大批诸如诺奇克(RobertNozick)的《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等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政治哲学文献。所以,新自由主义的崛起既可看作语言哲学的暮鼓(它终结了整个20世纪西方哲学关注语言的传统),又可视为政治哲学的晨钟(它开启了一个新的政治哲学时代)。
自70年代以来,西方哲学中最重大、最激烈、最吸引人们关注的争论几乎都是关于政治哲学的:70年代,争论主要发生于“新自由主义”内部;80年代,争论的双方逐渐转移到“新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之间;到了90年代,“后历史主义”则成为讨论的焦点。我国学术界对这些争论给予了某种程度的关注,并且《正义论》和《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等重要著作也被翻译过来,但是,相当一部分学者是从伦理学或道德哲学的角度来理解这些著作和这些争论的。我认为,这些著作和这些争论的实质是政治哲学的。
新自由主义内部争论的代表人物是罗尔斯和诺奇克。他们争论的焦点问题主要有三个。第一个是合理证明的程序问题。西方政治哲学实质上是关于某种政治价值、政治制度和政治秩序之合法性的证明,而不同政治哲学家的理论依赖于不同的证明程序。罗尔斯的证明程序是契约论的。这种证明主张,某种政治价值和政治制度之所以既是合法的又是合理的,在于它是全体公民的选择。诺奇克的证明程序则是反契约论的。这种证明主张,国家的产生和政治制度的形成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其中没有理性的设计,也没有全体人民的选择。第二个是正义问题。罗尔斯认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而正义总意味着平等。他提出,所有的“社会基本善”都应该平等地分配,除非某些不平等的分配有利于那些社会处境最差的人们。诺奇克坚持权利的首要性,而权利则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在诺奇克看来,一方面,不平等问题是无法解决的,另一方面,不平等并不意味着不公平或不正义。第三个问题是理想的国家。罗尔斯主张,一个理想的国家应该实行他的两个正义原则,将自由、平等、博爱等价值完全实现出来。为此,这个理想的国家必然具有较多的功能,并管理较多的事务。诺奇克则认为国家根本无法实现所有人的价值,价值只能实现于较小的“共同体”中。所以,在诺奇克的“乌托邦”中,政府越小越好,职能越少越好。罗尔斯的思想实质是一种福利自由主义,诺奇克的思想实质则是一种权利自由主义,他们分别代表了新自由主义的两端,而当代西方主流政治思想的位置只能在这两者之间确定。
80年代,关于政治哲学的争论变得更为激烈了,而且争论也被扩展到更广的范围。其中“社群主义”是一个非常含混的称呼,一般用来指一大批观点各异的理论家,如桑德尔(MichaelSandel)、麦金太尔(AlasdairMacIntyre)、沃尔策(MichaelWalzer)和查尔斯•泰勒(CharlesTaylor)等人,他们之间的基本共同点就是反对新自由主义。首先,新自由主义本质上是一种个人主义,它主张个人是唯一的主体,个人行为完全由私人动机支配,而社会只是实现私人目标的工具,人们为此才从事社会合作。社群主义则主张,不是个人优先于社会,而是社会优先于个人,不是独立的个人首先存在,然后出于私人动机相互结合成为社会共同体,而是每个人都出生于社会共同体之中,并且任何时候都无法脱离开社会共同体。其次,新自由主义始终以“普遍主义”的态度来讨论正义、权利和自由民主政治,似乎它们是适合于所有社会、所有历史的普遍价值和普遍政治制度。社群主义在这些问题上则主张一种“历史主义”。社群主义者提出:不是只有一种普遍的正义,而是存在着各种各样冲突着的正义;正义是历史的,并存在于共同体的生活实践之中,所以古希腊的正义不同于现代自由主义的正义;新自由主义把自己打扮成普遍主义的,这仅仅表明自由主义目前所拥有的文化霸权和政治霸权,从而推翻普遍主义与颠覆新自由主义霸权是一回事。最后,新自由主义的论证呈现出这样的逻辑,即首先从个人主体伸引出“正义”或“权利”,然后由“正义”或“权利”推导出社会生活中的“善”。社群主义反对这种逻辑:一方面,社群主义主张政治哲学的论证应该从“共同体”出发,而不能从“个人”出发;另一方面,社群主义认为“正义”和“权利”不应是抽象的和形式的,而应是实质的和有内容的,即它们应该建立在“共同体的善”的基础之上。
四、异教主义政治学
新自由主义的崛起和后现代主义的传播是20世纪晚期西方哲学中最强有力的两种趋势。我认为,这些强有力的趋势标志着政治哲学正在取代语言哲学成为西方哲学的重心。如果说新自由主义以及它所引发的争论显然都是政治哲学的,那么现在的问题是:后现代主义在本质上是不是一种政治哲学?
90年代以来,后现代主义在中国得到了迅速传播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中国哲学界,人们一般是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待后现代主义的,关注的核心问题主要是后现代主义对主体神话的摧毁,对传统形而上学、本体论和真理观的解构,对“本质主义”、“表象主义”、“基础主义”和“普遍主义”的批判。我认为,这些理解都是正确的,但是没有触及最重要的问题,即后现代主义本质上是一种政治哲学。
政治哲学表现为各种各样的:有主流的政治哲学,也有异端的政治哲学;有宏观的政治哲学,也有微观的政治哲学;有统治的政治哲学,也有反抗的政治哲学。如果说新自由主义是一种主流的、宏观的和统治的政治哲学,那么后现代主义则可以说是一种异端的、微观的和反抗的政治哲学。质言之,用利奥塔(Jean-FrancoisLyotard)的话说,后现代主义是一种“异教主义政治学”(paganpolitics)。
何为异教主义政治学?归纳起来,异教主义政治学奉行三个原则。
第一,异教主义政治学没有标准。标准是人人都必须服从的权威,没有标准则意在反抗权威。标准从来都被用来表达处于统治地位的观点,而异教主义政治学则表示一种反传统、反正统、反特权的思想。标准的功能是统一,以使所有判断最终都达到意见一致,异教主义政治学则主张,对于政治问题同真理问题一样,人们可以自由地做出自己的判断,而不受任何东西的限制。关于什么是正义或非正义,后现代主义不仅没有自己的标准,而且反对采用任何标准。“异教主义”(paganism)在这里意味着反对“普遍主义”,承认“异端”的合法性,在真理和价值问题上均采取对所有主张一律平等的“民主主义”。
第二,异教主义政治学没有本质。对于正统政治学来说,本质同权力中枢、宏观机构和合法性问题相关,从而它们成为传统政治学最为关注的问题。对于后现代主义,最重要的东西不是权力的中枢,而是权力的末梢和终端,不是中央机构,而是局部的和基层的机制,不是宏观权力机构的合法性,而是权力在微观形式上的运行。对于正统政治学,本质涉及到政治行为的主体和意图,并把权力视为实现主体意图的工具。对于后现代主义,一方面,权力是有意图的,但其意图仅存在于微观层面并体现于政治行为的计算、协调和决策中,另一方面,权力不是属于主体的,因为权力不是人们的工具,相反,所有人都是权力的工具。由于正统政治学都是本质主义的,所以这些政治学都表现为一种“自上而下”(descending)的分析,其出发点是国家的宏观结构。由于后现代主义是反本质主义的,所以它的异教主义政治学表现为一种“自下而上”(ascending)的分析,其出发点是权力的微观机制。“自上而下”分析强调的东西,是主权及其合法性(谁拥有权力),“自下而上”分析关心的东西是权力技术(权力如何运作)。
第三,异教主义政治学没有主题。主题是政治话语所围绕的中心,没有主题则意味着没有中心,没有人人都赞同的共同政治话语。主题也意味着对政治话语的限定,没有主题就是没有限制,任何人都可以说他想说的,做他想做的。在后现代主义看来,给政治话语强加某种主题,这是政治主流话语压制非主流话语的一种方式,这是不允许异端讲话,这是在实行“恐怖主义”。如果政治话语没有主题,那么人们谈论什么呢?后现代主义主张,谈论什么都可以,最坏的东西是使人沉默,是不让人讲话。实际上,所谓没有主题意味着没有共同的主题,意味着每个人可以有每个人自己的主题。如果正统政治学的主题是统治,那么异教主义政治学的主题就是对正统政治学的反抗。
后现代主义表达了对现代主义的反抗,在这种反抗中,政治批评成为最强音。后现代主义者对启蒙以来的历史发展持完全否定的态度,新自由主义极力加以维护的自由民主社会,在利奥塔的眼中呈现出一片“白色恐怖”,在福柯的眼中简直就像一座“大监狱”。他们站在“异端”的立场上,对主流思想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但是,由于后现代主义取消了任何标准,过分强调“差别”,主张绝对的“多元主义”,所以必然陷入相对主义。在知识(真理)问题上,这种相对主义将导致虚无主义;在实践(政治)问题上,这种相对主义将导致无政府主义。
五、哲学主题的变换
语言哲学的衰落和政治哲学的兴起表明20世纪晚期西方哲学的主题发生了重大变化。
哲学本没有固定不变的主题。就西方哲学而言,从古希腊到今天,哲学主题经历了一系列的变换。在前苏格拉底时期,西方哲学的主题是“宇宙论”,古希腊早期的哲人们关注于“自然哲学”问题。从苏格拉底开始,希腊哲学出现了一种后来学者所称的“人类学化”,诞生了以德谟克利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宏大形而上学体系,西方哲学的重心也由“宇宙论”变为“本体论”。近代以来,西方哲学发生了一种“认识论转换”,哲学主题从“本体论”变为“认识论”,哲学家们关心的核心问题是康德所说的“知识何以可能”。到了20世纪,西方哲学又出现了“语言学转换”,语言分析在以分析哲学和现象学为代表的当代哲学中成为哲学的重心。
如果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哲学主题,那么哲学主题是由什么东西决定的?
支配哲学主题的因素有两个。一个是传统。人类不是从虚无中走来的,每代人都分享着前人的阳光雨露。所有哲学家都继承着先前的哲学传统,这种传统决定了他提出什么问题,使用什么概念,应用什么方法。纵观西方哲学史,几乎每种先前哲学遗留下来的问题都成为后来哲学的主题,而伟大哲学家个人的独创思想也只有在先前哲学的参照中才能显示其意义。哲学主题不是必然的而是历史的,即它是受传统支配的。哲学承载着传统、传递着传统并形成新的传统。因为哲学没有固定不变的主题,所以哲学就是哲学史。
但是传统本身并不能决定一切。譬如,西方哲学的传统能够解释“认识论”在近代哲学中占有一个重要位置,但它无法说明为什么“知识何以可能”被当作哲学的主题。除了传统之外,另外一个决定哲学主题的因素是时代处境。就近代哲学而言,这个时代处境体现为迅速发展的自然科学要求哲学回答这样一个根本问题:科学的基础是什么?也就是说,哲学必须回答时代的呼唤,必须体现时代精神,这样哲学才能成为时代的最强音。
如果我们的上述分析是正确的,那么由语言哲学到政治哲学的转换就应该是传统和时代的双重产物。传统铭刻在这种转换中的印迹是确切的,洛克、卢梭、康德和约翰•密尔对当代政治哲学的影响清晰可见。更重要的问题在于:同这种转换相对应并要求当代政治哲学来体现的时代处境是什么?就“新自由主义”来说,它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各国普遍建立的“福利国家”是对应的,罗尔斯的《正义论》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福利经济学”的巧妙哲学表达,而“历史终结论”则是80年代末冷战结束的直接产物。就“后现代主义”来说,它与所谓的“后现代社会”是对应的,而这种“后现代社会”也被称为“后工业社会”、“电子社会”、“消费社会”、“数字社会”等等。近年来,人们又热衷于谈论“网络社会”。如果真有什么“网络社会”,那么后现代主义就是“网络社会的政治学”。
处于世纪之交,我们自然十分关心这样一个问题:21世纪的西方哲学向何处去?如果新自由主义的崛起和后现代主义的传播是20世纪晚期西方哲学中最强有力的趋势,而且这些趋势意味着西方哲学的主题发生了变换,那么语言哲学的衰落和政治哲学的兴起作为这种变换的过程将持续到21世纪。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