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人的追求(2)
朱雨心
(紧接前文) 原教旨主义，就是“进步崇拜”和“民主崇拜”这两个崇拜。共产党当政几十年，国家机器是用来镇压“一小撮”“阶级敌人”的，从来就不考虑如何镇压成千上万的革命群众。起初是因为自己相信“人民的国家”不可能发生人民与政府之间的大规模冲突，而后是不敢去设想这种可能。因为这种可能与“民主崇拜”不相容。按原教旨主义的理解，这种可能说明政府不是“人民政府”，国家不是“人民的国家”。所以，长期以来，既不研究镇压的技术，也不装备镇压的器具。常有人抱怨共产党不讲民主，实在是冤枉了共产党了。其实，大多数这样说的人，既没有正确理解民主，也没有正确理解共产党，不过是人云亦云罢了。毛主席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其实，应该说：群众是真正的傻瓜。群体越大，越傻，越容易被人操纵；越是众口一词，越可能是胡说。共产党的毛病根本就不是不讲民主，而是热中于“民主崇拜”。
一个正常的政府，不论是中国古代的政府，还是现代的西洋政府，从成立之日起，首先要考虑的事就包括：若发生暴乱，尤其是成千上万人民的大规模暴乱，如何镇压。会镇压的，就能以比较小的代价，比较少的伤亡，平息暴乱。这是一种管理国家的技术呀。不研究怎么可以呢？特别是中国这样的大国，地痞、流氓都能凑出几十万，上百万，怎么可以不防备大规模的暴乱呢？六四的问题，就出在政府只会镇压“一小撮”“阶级敌人”，不善于镇压大规模的革命群众。如果比较善于镇压的话，事情也许不会恶化到那种程度，代价也许不会那么高，伤亡也许还要少。另一方面，广大革命群众，“受党教育多年”，也是“民主崇拜”，起初也认为政府不会镇压，尤其是开枪镇压，因为广大革命群众起初也相信政府是“人民的政府”，国家是“人民的国家”。若不是那样想的话，根本就不可能那样肆无忌惮地闹，以至于政府再三警告，广大革命群众就是不信。政府不真的开一次枪，就无法取信于民。所以，共产党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共产党的国家是“人民的国家”，在六四前是朝野双方的共识。而这种共识，正是长期以来阻碍国家走上正规的根本原因之一。共产党的过错，不在于六四当时，而在于以前长期向人民灌输“民主崇拜”。六四后，政府才制订了开枪镇压的程序，开始装备镇压器具、训练镇压人员、研究镇压技术。从此，国家才走上了正道。而且，有了六四开枪，以后政府可能只要警告就行了，不需要真的开枪了，结果使需要开枪镇压可能性大为降低。
“民主崇拜”的危害，连共产党自己都意识到了。六四后，《国际歌》也不唱了。这些都标志着国家转向正确的方向。反到是受“民主崇拜”危害甚深的识字分子固守着原教旨主义不放。真是咄咄怪事。
李鹏总理，在国家危难之际，忠于职守，不回避、不动摇、不投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正直的人、一个诚实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高级庸俗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巴金曾提议建立“文革博物馆”，因为巴金认为：“要产生第二次“文革”，并不是没有土壤，没有气候，正相反，仿佛一切都已准备妥当”，再发生文革是完全可能的。因此，必须“让子子孙孙，世世代代牢记十年惨痛的教训”，以“阻止 文革的再来”。
没错，是一切都已准备妥当，随时都能发动。巴金的话说了没过了几年，就发生了六四，若非邓小平健在，早就是货真价实的文革了。
然而，巴金提议建立“文革博物馆”却是错误的，恰恰是没有接受“十年惨痛的教训”的表现。巴金也许以为这个教训是显而易见的、又为大家所公认的。其实并不是那么一回事。这个教训不但非常不显而易见的，而且，还非常不容易形成共识。实际上，巴金自己也没弄清楚那教训到底是什么。文革后，巴金一再讲“要说真话”，并写了《随想录》，反思文革。然而，尽管毋需怀疑巴金的真诚，巴金的反思的思想深度却是非常的有限，基本上是试图从宗教极端主义，回归原教旨主义，差不多类似于所谓“恢复党的优良传统”。然而，文革本来就是从原教旨主义中产生的，本来就是五四以来整整一代识字分子的原始追求的结果。党，其实并没有什么“优良传统”。绝大多数被当作“优良传统”的东西，譬如，“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之类，或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 之类，都是违背人性的，恰恰是长期以来阻碍国家政治现代化的错误的思想意识。
产生文革的土壤，气候，并不是文革时才形成的。发生文革的时侯已经是“一切都已准备妥当”了。仅仅反思文革，难以明白为什么会发生文革，也难以得到什么教训。必须要追根寻源，从头反思。
产生文革的土壤、气候，五四运动时就开始形成了。五四运动号称“高举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实际上是“民主崇拜”与“进步崇拜”。为了追求这样特别美好的东西，自然，一切人间伦理，道德，法律，习俗，文化， 历史都可以践踏。文革是这样。但是，这并不是文革所独有的。五四以后，文革以前，一直都是那样，文革以后的六四也是那样，因为我们一直都在追求那特别美好的东西。人们以崇高的理由，胡作非为，多少罪恶，假这两个崇拜而行。所以，往往越是追求“民主”，追求“进步”的 “积极分子”，越容易做坏事。
五四运动的中发生了打人、放火的事。其实，这事本身并不足以说明学生的道德败坏。群众运动，本来就容易出现极端行为，也非常可能会有人趁机作案，不足为奇。所以，尽量不要搞群众运动。然而，问题却在于：在事情发生后，当年的大多数识字分子竟然认为：因为学生们是“爱国行为”，不应惩罚。梁漱溟先生主张要起诉、定罪，然后再特赦，虽然认识到：打人、放火，不能不受惩罚，但是却公然戏弄法律。梁老先生后来自己也觉得不妥，才改为主张最好还是要服刑。这已经算是老“右派”的思想了。而犯案的学生不以为此，反以为容。可见整整一代识字分子都“左”到了什么程度。具体的崇高的名义，每次可能不同，这次是“爱国”，下一次也许是“平等”，“民主”，“进步”，“革命”，“改革”，“四化”，等等，不变是：每次都认为，因为有崇高的大善，足以抵消胡作非为的小恶。红卫兵的追求，是要扫除一切黑暗与丑陋，比五四学生的追求，还要伟大一千倍，还有什么伦理道德允许妨碍那样伟大追求？
（未完待续）2006年8月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