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人的追求4
朱雨心
地主的冤屈，远远超过“走资派”和许多受迫害的识字分子。那套斗“走资派”和识字分子的逻辑，本是“走资派”和许多识字分子自己制造的，在“走资派”和识字分子自己被斗之前，也一直为“走资派”和广大识字分子所认同。结果，自己被斗了，多少是自作自受，实在也说不上有什么冤屈，应该说是运气不好罢了。倘若，直到今天仍然认同那套逻辑的，那说明当年被斗是应该的，连运气不好都说不上了。
地主不是封建领主。地主，就是资本家，准确的定性应该是：自然农业资本家，或俗称为：乡村资本家。要搞“社会主义改造”，应该对工商资本家与地主一样改造。当年的工商资本家不但人没有被斗，家没被抄，还拿了“定息”，每年按股分红，虽然“生产资料”被变相剥夺，但是，生活比一般工人还是好的多了。唯独地主，被斗的死去活来。当年著名的“右派份子”梁漱溟说“工人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地之下”。其实，梁漱溟说的并不准确。梁漱溟的“右派”看来也做得不怎么名副其实。在当时，在九地之下的，不是农民，而是昔日的地主；九天之上不是工人，而是工商资本家。当年斗地主，不但从地主的立场看，冤，而且从共产党自己的立场看，更冤。因此，政府应该对昔日的地主“落实政策”，落实毛主席当年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补发地主的“定息”，退赔地主当年被抄家的损失。倘若按今天改革开放的精神办，那就应该再退赔地主的全部财产！
至今仍然有识字分子认为当年应该斗地主，并且用“新中国”的成就来证明斗地主的正确。事实怎样，暂且不论，但是，这个逻辑不成立。旧中国，自从推翻清朝后，一直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内乱、外患不断，更本没有机会搞建设，直到抗战胜利，才出现了国家统一，外患暂除的条件，若无共产党造反，焉见得旧中国就不会有成就？这是其一。其二，旧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也许是需要改革，但是那不等于就必须要斗地主。若无共产党造反，焉见得旧中国就不会改革？更何况“新中国”的许多成就，譬如，经常挂在嘴边的“两弹一星”之类，主要是靠地主的儿子搞出来的。中国的工业化的历史很短，程度很低，地主是社会最主要的精英。地主之所以成为地主，最根本的原因是：地主天生就比贫下中农聪明。贫下中农也有聪明的，那后来可能就成了富农、地主。地主也有笨的，那后来可能就成了贫下中农。聪明父母生聪明的子女。上等的人才，是上等男人与上等女人生出来的，不是什么大学、小学培养出来的。这里讲的是统计现象。个别的例子，各种各样都有，不说明问题。以前的国家建设，主要是靠地主的儿子，现在，当然主要是靠地主的孙子。如果不在土改时斗地主，也不在土改后长期迫害地主，地主的儿子没有精神和物质上的烦恼，应该工作热情更高、思维更敏捷、想象力更丰富，推测起来，应该出的成果更多，只怕远远不止“新中国”已有的成就。
高贵者最聪明，卑贱者最愚蠢；高贵者最美丽，卑贱者最丑陋。这是自然现象。任何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永远都是这样的。不过，反过来的话，“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在“新中国”到有几分符合事实，因为本来的社会精英，如地主，被打到了社会最底层，成了贱民。但是，这完全是人为造成的，不是自然现象。五四以来的那一代识字分子，否认人与人天生就有差别，而把人与人的差别都归咎于社会不公，把人的能力的不同，说成是因为受教育的机会不均等。可是，共产党当政，同样的学校、同样的教育，最后拔尖的，往往还是地主的儿子、孙子。即使在共产党治下，那些聪明的人（不论什么出身），社会地位自然而然地还是会往上走，必然还是会恢复：高贵者最聪明，卑贱者最愚蠢。这样的恢复自然，就是所谓的“变修”的一部分内容。
人道主义，主张对弱者的同情和扶持，不是否认弱者的弱，更不是歪曲事实，颠倒黑白。五四以来整整一代识字分子的追求，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追求伪道德。伪道德的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否认自然现象和自然现象的内在合理性，逆人性而行。鲁讯在《文学和出汗》中问到：“不知道倘要做长留世上的文字，要充长留世上的文学家，是描写香汗好呢，还是描写臭汗好？”。只有被伪道德困扰的人，才会被这样简单的问题所困扰。其实很简单的：一定是描写香汗好。这是自然现象。喜欢香的人总是比喜欢臭的人多，喜欢小姐的人总是比喜欢工人的人多。这与人们对出臭汗的工人同情与否，没有关系。工人出臭汗，是无奈，并不是喜欢臭汗才出臭汗，而且，正因为工人无奈出臭汗，所以工人对香汗，反而是格外地向往。那些“反映工、农、兵生活”的文学，工、农、兵最不喜欢，纯粹是那一代识字分子自欺欺人。工、农、兵最喜欢的，就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之类。工、农、兵喜欢那些东西，正是因为那些东西“脱离工、农、兵的生活”。
道德是对人的自然本性的修改，本来就是含有反自然的成分的。也正是因为道德与伪道德都具有反自然的特征，没有大智慧的人，难以辨别。许多人，因为对道德没有把握，常常会把反自然作为道德的判据，结果，成了伪道德的追求者。因为伪道德的反自然的特征，远远比道德明显，所以，伪道德反而更容易被人们当作道德来追求。伪道德往往比道德更有感召力。追求“进步”的热情有余，而智慧不足的人，比较典型的如，青少年，最容易被伪道德所吸引。文革时，千千万万的红卫兵，“毛主席挥手，我前进”，不是因为谁的强迫，而是在伪道德的强烈引诱下，主动地、自觉自愿地、惟恐落后地，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追求“进步”的热情越强烈，受伪道德的引诱也就越强烈，结果，也就坏事做的越多。广大红卫兵小将，对伪道德的追求，是文革得以发动的原始推动力。而五四以来整整一代识字分子追求伪道德，是导致文革的根本历史根源。
说五四以来整整一代识字分子追求伪道德，这个“打击面”，未免小了一点。应该说：五四以来，直到今天，整整几代识字分子，大都追求伪道德。
最简单的反自然的方法是自虐，因为自私是个自然现象，又最容易自我判断。于是，自虐就成了追求伪道德的一条捷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啦，“大公无私”啦，“狠斗私字一闪念”啦，等等，都是追求伪道德的产物。文革时，不少人主动与自己的做“走资派”、“黑五类”、或“反动知识分子”的父母、兄弟姐妹、亲戚朋友等等“划清界限”，或是“大义灭亲”，主动“检举揭发”、或是主动亲手斗伤、斗残、斗死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亲戚朋友等等。这些事，有些是出于自保的需要，但是，也有些是出于以自虐来追求（伪）道德的需要。
道德，是现实中能够实行的，对人的自然本性的修改。伪道德，因为脱离人的自然本性太远，反自然的程度太深，实际上无法在现实中实行。伪道德所造就的，必定只能是两类人：一类是傻瓜，另一类是骗子，或傻瓜兼骗子。（未完待续）2006年10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