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听到些关于当年五十多万右派的新闻,想起那年的那桩血案:
那年冬天,我刚下农村不久就跟着大人们下田了.队里有块地,紧靠着那条古泊漣河. 河对岸是同公社的另一个大队. 那天两边队长同时喊休息,许多人都跑上封冻的河面滑冰玩.我不知那河的深浅.不敢去.独自坐在河堤边整齐的白扬树下.干枯的树杆被凛冽的西北风吹的嗷...嗷...直叫.我紧搂着那件有点显小的棉袄,看着那热闹的河面.无意中发现对岸河堤上有人在注视着我.看衣着就知道是个城里来的.他约四十来岁.豆腮胡子大眼睛,有点象(样板戏里)瘦点的李勇奇.那人给了我一个旁人不易察觉的微笑点头致意.我也下意识地回了一下.后来才知道,他姓宗,是个带帽子右派,单身一人.由于有"帽子",平时没人理他,故而堤边独坐.两个大队虽是地界相邻,却少有来往.我也再没见过他.
一晃几年过去.突传来消息,邻大队的右派老宗被人打死了,而且死的非常惨.
老宗下放后,没改他那直脾气性子.(据说"右派"都有些性子.)不知怎么,他得罪了控有实权的大队民兵营长.那民兵营长总是找各种机会向老宗报复.平日里老宗受足了那他的罪,但嘴上总是不肯服软.让营长觉得不给他点厉害的治不住他.那天晚上,营长以训话为由,带着几个民兵把队里的几个五类分子带进大队部,一顿训斥后,放走了其他人,独留下了老宗. 几个人上去五花大绑,把老宗吊在房梁上. 吊了一会儿,营长以为老宗该服软了.过来让他求饶.没想到他反说这样打他是违法的. 营长在队里那是个土地爷,只有他训别人的分儿,哪能受这样的指责. 捡起根手腕粗的木棍就打.有住在大队部附近的农民事后说,那惨叫声直到凌晨. 在场的民兵也有人提醒,别把人打死了麻烦.那营长说,他一右派,我只打他两条腿.只要他不死就没事!
是呀,文革时的打人准则是:坏人打好人,反动; 好人打好人,误会; 好人打坏人,活该! 而好人坏人的硬标准就是成分和出生.诚然,老宗的"违法说"在那时也属幼稚之论.国家主席尚可以打死,况一右派乎.
由于老宗咬牙硬撑,还不停回驳营长.营长气疯了,用木棍向老宗的嘴部用力捣去.哇的一声,老宗不能说话了.后来知道是下巴脱臼.就这样直打到鸡叫天明,老宗才被放下来,扔出大队部.老宗无法走路,只能一点一点往家爬.一路上留下两条长长的血迹.好容易爬离大队部.被一位上早工的大娘看到.老宗口渴的厉害,指着嘴讨水喝.大娘赶紧端来一大瓢清水.老宗不能喝,大娘细心的慢慢往他嘴里倒.一会儿一瓢水下肚了.后来我才听说,失血过多自然会口渴,此时千万不能大量喝水.只能输血急救.老宗喝了水后,没等大娘叫人来背他回家就带着一肚子的恨,一辈子的冤,一身的疼,一生的苦,愤然离世了.
事发后,有个民兵小伙子把事情的全过程告诉了同村的一位知青.这知青又转告另几位知青和下放户.几个人一合计.迅速分头串联.一时间,这事纷纷扬扬一传十,十传百.刚开通从县城到公社的班车上挤满了人.我是第二天下午听到消息的.第三天,我借着为队里买农药的机会到了公社.公社大院内挤满了人,看上去有七八百人了.而且人潮还在不段增加.县里派来了带枪的公安,早把那凶手"抓"了.县安置办的人在努力安抚着愤怒的人群. 此时尸体已被抬进了公社大院里, 被人群团团围住.开始一两天,上面还老拿"右派"说事儿."右派没判死刑就不该死!"群众的呼叫顶得上面没话说.后来群众越聚越多,许多农民也加入进来.大家要求:立即验尸,惩治凶手,保障下放人员的安全.还有就是给死者取帽子.县里在最短的时间里作出了判决:
1)死者经勘验,三处骨折,下巴脱臼, 致命的伤是腿部大动脉断裂,失血过多.
2)凶手判刑二十年.
3)全县通报,严厉指责打人行为.
群众见主要目的达到了,那个年代能这样已经不错了.埋葬了老宗后,便渐渐散去...一场风波结束了.
一转眼,这事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了.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那些蹉跎岁月的故事,让人回味,让人叹息,让人感慨万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