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 月 留 痕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早已被定性为十年动乱。我们出生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生育高峰期，当时不顾中国国情，生搬硬套苏联老大哥的经验，鼓励生养，多子多女的还被评为光荣妈妈。等到二十年后我们都到了就业的年龄，那时却正是中国因为动乱致使经济处在崩溃边缘的时候，大批的城镇青年面临失业的尴尬。于是领袖振臂一呼：“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这也是形势所迫，别忘了领袖过去曾这样写道：“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真是此一时彼一时也。
领袖一声令下，街上天天敲锣打鼓地动员，学校、里委会和父母单位三路夹击开展政治攻势，成千上万计的学生被卷入这可怕的洪流里，无可抗拒地沉浮其中。打小居住在城市的我们，突然地离开了父母的羽翼，落户到封闭落后的农村，还得日复一日地去干从来没有做过的沉重的农活，承受着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打击，这种经历怎不刻骨铭心？十年动乱结束，绝大部分知青都告别了噩梦返回了城市，回首往事，说是“不堪回首的蹉跎岁月”也好，说是“人生经历的一份难得的精神财富”也罢，时光无情，岁月留痕，尽管三十多年过去了，在农村生活的许多往事仍会常浮上心头。
血 染 田 埂
长江中下游地区被称为中国的鱼米之乡，顾名思义，是盛产鱼虾和稻米的富饶之乡，然而到了农村一看，才知道这种说法早已名不副实。我插队落户之地慈城，历史上曾属慈溪县，那时已划归宁波市管辖。慈城周边没有天然湖泊，虽有千纵百横的河流，但水量并不充沛的河水有太多的用途，供灌溉、供洗涤、天旱时还得供人们饮用之需（用明矾沉淀之后），河里有鱼，但少得可怜，小得可怜。
至于稻米，说来更有苦衷。相对家家户户人丁兴旺的人口繁衍速度，田地就显得愈来愈少。那时的政治形势是“以粮为纲”、“备战备荒”，只允许在极少的土地上种植蔬菜和其他经济作物，勉强地供村民们自己的食用，其它的土地都必须种上粮食作物，每年村里留下不多的定额口粮后，其余的全部由国家统购统销。那时总是干一些违反自然规律的事情，种粮吧，改一年一熟为一年二熟、一年三熟，还美名其曰：“向土地要粮”。亩产的提高，靠的是农民艰辛的劳力付出、肥沃田地的透支和病虫害的猖獗蔓延。对土地的过分索取，导致投入更多的化肥和杀虫剂，而增产的粮食，都充实到国库，粮价由政府控制，农民一年四季的辛勤劳作，换不来生活水平的提高。
这不，说起水稻田里无法扼制的越来越多的蚂蟥，连老农民都连连摇头叹息：太厉害了。插秧季节，一捆捆稻秧已四散地抛在水田里，蚂蟥隐蔽地藏在水田四周泥和水的交界处，等待着。当人们跳入水田里开始插秧，蚂蟥就迅疾地朝人们裸露着的小腿游去，像极了寸许长的一根根浮在水中的黑色粗纱线，立即，每个人的腿上都或多或少的被蚂蟥叮着了。
插秧好手，两腿微分，左手满握秧把，用拇指和食指分送给右手几株，成一撮笔直地插入泥土，左脚外两下、两脚中间两下、右脚外两下，插成整齐的一排，动作一气呵成，背朝天脸向地如鸡啄米似的，又快又准。如此插了几排，就笔直的往后退一大步，他们在退步时，都不忘用空出来的右手往小腿处狠命地摞几下，那些蚂蟥，动作慢的，才刚附在腿上还没来得及下口呢，动作快的，也只刚弄破了表皮还没怎么吸到血呢。然世间万物性各不同，蚂蟥以吸血为生，闻到了热血的气息，又怎能赶得走？刚摞走，马上又叮了上来，如此重复，三番五次的，人们的双手不得闲地忙着插秧，蚂蟥总有得逞的时候。
至于我这种假泥腿子，眼看着两边的人们都先后地越退越远，心里就发慌，陷在水田中央，不更成了众蚂蟥之“的”了吗，真是顾得了手顾不了腿啊，蚂蟥们遇到我这种“裸”腿，那个高兴啊，边吸还边往肉里钻，等我感到了痛，那必是蚂蟥钻得太深了的缘故。轻轻地捏住蚂蟥滑溜溜的那露在外面的半个身子，把它拔出来，腿上的伤口还不断的往外淌着血，而蚂蟥的身子已涨得鼓鼓的，有食指般粗细了。
嗜血如命的蚂蟥，会辨别出血腥味，往皮肤的破损处吸附上去。不仅吸人血，连黄鳝血也吸，我看到竹篓子里的黄鳝，是插秧时被人们顺手逮住的，被蚂蟥叮得啪啪乱跳。它们藏在泥土里过冬，生命力极强，据老农说，蚂蟥如蚯蚓一样，一断二时，首尾二段，就马上再生变成了二条，只有用铁丝等物直捅才能让它完蛋。
插秧一天下来，我是腿无完肤，属重伤，但看看其他人，腿上多多少少也都被蚂蟥叮咬过，泥腿子都成了血腿子。在回村的田埂上，留下的是收工的血腿子们斑斑点点的血迹。
“疯” 牛
从小在心目中就认定牛是最温顺的动物之一。鲁迅先生的那句“俯首甘为孺子牛”在那个时代更是经常被引用在文章中，或作为座右铭随处可见。
不错，在完全靠人力来耕作田地的农村，牛是农家之宝。解放后土改划定成分，我落户的那个堂姐家原该评为下中农的，可就在土改前不久，他家东拼西凑地买了头牛。少许的土地又加上了那头牛，他们不幸被划为中农成分，家中的三子三女，从此和参军、招工、竞选农村干部无缘，尽管他们的子女个个都身强体健、聪明能干。
我到乡下后，最害怕的是家家户户都养着的大黄狗。有的看到人就一通狂吠乱扑腾，有的却喜欢绕在人的脚边乱蹭，吠也好蹭也好，我都极害怕的。和狗相比，牛是庞然大物，体积不知要大多少倍，但我走在牛的身边，却一点都不害怕，还会友好地伸出手去抚它的背。我盯着牛的眼睛看，觉得它的眼神是温柔的、安顺的，还流露出些许的悲哀。草原上的牧民把牛粪晒干作为燃料，而在江南的农村牛粪则是宝贵的肥料，我曾做过这样的农活，把一坨坨湿湿的牛粪装在簸箕里，用手掰开揉碎后撒入一垅垅的农作物间。
可是有一天，我却怕起牛来，驯服老实的牛突然发起疯来。在一个不大的水泥地的晒谷场上，我看见一头强健的牛挣脱缰绳在打谷场上来回狂奔，牛蹄踩得咚咚响，牛鼻子里喷出一团团白雾，身后扬起一团团蓬尘。看着这头“疯”牛，原想穿过打谷场的我只得心惊胆颤地止步不前。当然，彼“疯”牛并非现在报刊上常见的真正的疯牛，因为人们给它们喂食含有牛内脏等合成的颗粒饲料后得了疯牛病，人如果吃了染病牛肉，病菌就可能侵入人的大脑使人致死。我看到的只是一头正在发情期的公牛，因不让它和母牛们呆在一起，而把它隔离在打谷场上，在不满地发泄着怨恨呢。
对我的惊怕和无知，周围的人们给予善意的嘲笑。难怪农村的孩子早熟，一是生活的艰辛使他们过早的明白了柴米油盐的来之不易，过早地割草、喂猪，做力所能及的事，帮家庭分挑了重担；二是因为有大自然中鸡鸭猪狗牛羊等许许多多这些个动物的“生活老师”，时时处处的在演示着生命的繁衍。
方 言 和 上 海 人
有这种说法，宁和苏州人吵架，不和宁波人说话。概因吴语语调婉转，软糯动听，而宁波话听起来则是硬梆梆的。有一则笑话，宁波人家里来了客，于是留客人用饭，主人说道：“咸菜自家揉，淡淡的，五哥哥，莫客气，下饭菜没啥但饭要吃饱。”用宁波方言把这话说一遍，北方人可能啥意思都没能听出来，摸不着头脑，而我们上海人听了，却会误认为宁波人留客人吃饭搞了一桌子菜呢，有咸鸡（咸菜）、茨菇（自家）、肉（揉）、打几个蛋（淡淡的）、鱼尝尝（五哥哥），还很客气的说小菜没什么啊，饭吃饱啊。
上海的宁波籍人很多，我父亲就是，13岁到上海学生意，在上海生活了七十多年，乡音不改。从小就听惯了宁波话的我到了宁波，一开始仍有一些话听不明白搞不懂。比如螺蛳，他们叫“蛳螺”，两个字都是第一声，而牛奶，他们叫做“乳露”，发音和蛳螺完全相同，只是念第四声而已。
初到农村的我，白净的脸上戴一副眼镜，说着一口上海话，被视为异类。头几天里，队里的老老少少都用异样的眼光打量着我，就像那时难得一见的蓝眼睛高鼻子的外国人来到上海被人围观和注视一样，那时不叫老外而叫外宾，也就是说，初到农村，我是享受到了外宾的待遇了。宁波人规矩大，亲戚中长辈和同辈的直呼我其名，晚辈的就按辈分来称呼，比我年长十岁左右，仍一口一声的叫我“小阿姨”，他们的儿子则喊二十岁还没到的我为“小阿婆”，弄得我好不尴尬。而队里其他的人，就一律“上海人”、“上海人”的来称呼我，在我听起来，语气中带着轻蔑的成分。是啊，当时的知识分子早已被打入十八层地狱后再踏上了一只脚，谁有知识谁反动。我当然算不上知识分子，但城里的学生，弱不经风的样子，鼻梁上架着副眼镜，肩不能扛，手不能提，看到狗就吓一跳，看到虫子会哇哇叫，来到农村后，如果没有家中接济，靠挣工分吃饭必得饿死，也难怪要被农民们轻视。
难忘那次的出洋相。一日出工去锄田，一队人扛着锄挨个儿走在田埂上，经过一处平整的、上面没种任何庄稼的田块，他们饶着这块地走。这不多走许多路吗，为什么不从田里直穿过去呢，我也不动动脑子，抬腿就走进了这块田里，人立时就陷了下去，刹那间淤泥已没上膝盖。原来这是块表层结起硬壳的淤泥地。周围的人大笑着忙伸手把我拔了出来，在他们的哄笑声中，我只得羞愧无奈地拖着满身的泥巴回家去清洗。
http://yunhuawang.spaces.live.com
